莫景春

　　各家各户分粮啰！”生产队队长敲着一面破锣，在村头村尾喊着。

　　当时分粮是凭工分，由于父亲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分不了工分，仅靠母亲少得可怜的几个工分分粮，还不够全家六口人半年糊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特别是五六月青黄不接的时候，靠父亲微薄的工资，一顿分作两顿，加把米，多加把水，充些野菜，好不容易才把日子打发走，望穿秋水，等待那分粮日子的到来。

　　七八月，生产队里的稻谷黄了，在队长的安排下，大人们一大早就往田里赶，热火朝天地抢收抢种。我们小朋友呢，就提着个篮子在收过稻谷的田里到处晃悠，捡拾大人们弄落的稻穗，装满篮子，回来上交给生产队，大多时候会得到几句表扬，我们心里也美滋滋的，有时候运气好，说不定还得几个工分。

　　等到田里黄澄澄的稻子全收回来，晒到晒谷坪上，分粮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为了赶在第二天上工，分粮食一般是选在晚上，大家好抽出时间把生产队这些东西分分，既能节约时间，又提高效率。

　　正式分粮大多是在秋天快要过去的时候。傍晚时分，大家刚刚从地里回来，拿起饭碗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就听到队长吹着哨子，满村扯开嗓子喊着：“今天晚上请大家集中到生产队的仓库前，准备分粮。”顿时村里一片欢呼，沸腾起来。母亲匆匆扒了几口饭，急忙叫我和哥哥姐姐们找装米的东西，大家东找西找，搜出几个麻袋和筐子，就急匆匆往队里的粮仓跑去。我们小孩也跟着去帮忙。

　　来到生产队的粮仓前，晒谷场上已经挤满了人。粮仓前是一个开阔的晒谷场，那里人头攒动，挤挤挨挨，个个兴高采烈。仓库门口挂着一盏亮亮的一百瓦的白炽灯，把前面照得清清楚楚。大家挑箩筐的挑箩筐，拎麻袋的拎麻袋，还有的背上背篓，全副武装，脸上都喜气洋洋。大人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议论纷纷，谈论着今年的收成，像是过大年似的。小孩子们更是活蹦乱跳，唱着跳着，穿梭在大人们中间，像是一条条泥鳅。

　　“群众同志们，请注意啦！”看到人来差不多了，队长莫玉甫赶紧叫会计清点户数，会计认认真真地拿着花名册逐一点名。点完了，又凑近队长的耳朵说了几句，然后队长就跳到高高的台阶上，放开嗓子说了起来。

　　队长一发话，大人们马上停止讲话，原先吵吵嚷嚷的晒谷场顿时鸦雀无声，非常安静，只有队长那有些高亢的声音在回荡。队长说人数太多，谁先谁后不好定，只好采取抽签的形式，凭运气。

　　几个队干急急忙忙切好纸片，写好号码，做好签。全生产队一共有七十户，做成了七十根签，摆在队干前面的簸筐里，大家按照站位的先后顺序走过来抽。抽的时候心里难免有些忐忑不安，都默念着期盼运气好些，能抽上前面一些的签，要不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轮到自己抽时，抽签的家长就不停地搓着双手，紧张兮兮地伸向那纸团揉成的签，像是赌博一样，一抓，赶紧掰开一看：拿到前面号数的情不自禁地跳起来，赶紧到一边准备分东西，早些拿回家早些休息，明天要赶工呢；拿到靠后号码的，则灰溜溜地缩到一边，一声不吭，老老实实地等。

　　分粮开始了，队干们分好工：队长负责监督，会计负责登记，剩下的几个负责协助农户装东西和过秤。大家个个忙得不亦乐乎。仓库门前站着队长莫玉甫，认真地看着急急忙忙装粮食的人，生怕有什么差错；旁边几个队干也是虎视眈眈。粮食呀，多么珍贵！生产队的会计戴着副眼镜，桌上摆着一本登记簿，还有算盘，手不停地上下拨弄，人们只听见噼里啪啦的算盘珠子欢快的响声。

　　大家在糧仓前耐心地等着，点到名字的乡亲们纷纷挑起箩筐，拿好麻袋，由几个队干轮流铲起那堆高高的稻谷。稻谷源源不断地流进了那些箩筐麻袋，装好了，就背去过秤，由一个队干监督。过完后，这个队干就高声招呼：“某某，干谷三千斤。”会计则在一旁赶紧记下。等会计登记好后，这位分到粮食的乡亲就高高兴兴地走了，下一个又乐淘淘地跟上来。

　　终于轮到我们家了，由于我们家的劳动力少，分到的口粮没有别人家那么多，母亲拿着几个空空的箩筐，我就拎着几个麻袋跟在后面。大家个个都看着我们娘俩，我感觉有些紧张。母亲早已将箩筐摆到了仓库门前。几个专门用铲子装稻谷的队干在忙着铲，额头都冒出了粒粒汗珠。看着一铲一铲金黄的稻谷装进了我家的箩筐和麻袋，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心想着赶快回家煮一顿干饭吃吃。母亲看到自家分到的稻谷比别家的要少，眉头紧皱，心里在盘算着如何过好这一年。

　　分完了，母亲把我们家的稻谷堆在一边。麻袋和箩筐都装上了沉甸甸的稻谷，我背不动，只好看着。她则拿起扁担，一担一担地挑回家。有了粮食，母亲马上把空空的粮仓打扫干净，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稻谷珍藏起来。当时我们家有个木板制成的粮仓，木质坚硬，不容易被虫啃咬，因为粮食太珍贵了，丢失一粒都觉得不可饶恕，特别是那些贪吃的老鼠，一闻到有食物的气味，就拼命地寻过来，非吃到一点东西不可。母亲不得不提防这类可恶的东西。

　　就这样，你分一点我分一点，点名声应答声此起彼伏，热热闹闹地持续一个晚上。一年的东西，分的东西又很杂：分完稻谷，还要分些玉米、红薯等杂粮，把队里能分的东西都要分得一清二楚。生产队那个原先堆满东西的仓库渐渐空了，人们将自己分的或多或少的东西高高兴兴地拿到晒谷坪上，静静地等待家人来一起把东西搬回家。晒谷场上像是堆起一座座小山，东一堆西一堆，旁边守着户主，呆久了，又自然而然聊起天来。等到各家拿着箩筐急匆匆赶来，有大人有小孩。天色已黑漆漆的，人们都打着手电筒，大人把那胀鼓鼓的麻袋往肩上一扔，噔噔噔地快步走；小孩拿不动大的东西，只能捡几个大的玉米棒或者红薯，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明天就可以吃上甜甜的红薯了。村中间那狭窄的小路来来往往地穿梭着搬运粮食的乡亲，大家有说有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终于能分到属于自己的东西，谁能不高兴？

　　而那些抽到后面签的人，眼巴巴地看着其他人一袋一袋地装走稻谷呀玉米呀红薯呀，心里别提有多焦急了，但没办法，为了磨时间，抽出身上的烟叶，一卷，吧嗒吧嗒地抽起来。有的干脆横起扁担，铺上麻袋，躺在上面，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有时天都渐渐泛白了，村里那七十户人家还有几家都还没轮到，等了一夜的人眼皮都打架了，还是硬撑着，等轮到领东西时，队长也开始叫出工了，只好交代家里的老人小孩，叫他们慢慢把这些东西搬回家，决不能马虎，严肃认真地交代了数次，才匆匆忙忙吃了点早饭，跟着大伙一起出工了。

　　在家的老人小孩因为力气小，只能是一部分人看着，一部分人像蚂蚁搬家一样慢慢地把一年的粮食小心翼翼地搬回家。弯着腰的老人将沉重的箩筐往肩上一扛，摇摇晃晃地往家里赶去；小孩则被这小麻包压得路也走不稳，跌跌撞撞地，几乎是用了一个上午才把这些东西搬完。

　　工分按照家里劳动力的多少来计算，主要劳动力指青壮年以及能够下地干重活的成年人。同样的劳动时间，不同的人参加，得到的工分也不一樣，比如，主要劳动力每天出工得到的工分是十分。如果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参加，工分只能是九分或者八分甚至还低。

　　1975年前后，村里的很多青壮年都到川山公社下甫水库参加建设劳动。大家都带着干粮，连续奋斗几个月，工分则记到生产队。还依稀记得每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摸摸索索地爬起来，点亮煤油灯，把简单的家务安排好，就匆匆忙忙跟队里的人赶往十几里路以外的建设工地，一直干到天黑了，才一身泥水地赶回来，照看我们在家的几个小孩。

　　由于在外做工的也要回村里分粮，加上大锅饭，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慢吞吞的，干好干坏一个样。到了田间地头，也是坐在那里，抽抽烟，聊聊天。队里的庄稼长得不是很好，年成就比较差，收回的粮食自然够不上村里人分多少。很多家分到的口粮熬不到第二年的春天，就开始到处借粮了，甚至上山挖野菜混着煮稀饭，勉强维持生活。好多人家都成了救济户，吃的粮食和穿的衣服都靠国家救济。人们个个愁眉苦脸，面黄肌瘦，只在分粮那个时候露出难有的笑容，所以那个年代的人们对分粮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到1979年底，包产到户了，我家分到了十多亩地。瘦弱的母亲脸上开始有了笑容。除了每天喋喋不休地让我们好好念书，就是拖着疲惫的身影奔忙劳作。目不识丁的她十分要强，从来不因为农活忙累而占用我们的上学时间，起早贪黑地拼命干，想早些摆脱那种贫困。但我们看到母亲那么辛苦，也于心不忍，趁着放假放学时候，推车扛担，上山收种，蹚河送肥，成了我们放学回家不可缺少的生活程序。尽管稚嫩的肩头留下了一道道红红的印迹，过早地经受了春种秋收、寒来暑往、汗流浃背的辛劳，但我家责任田里的庄稼年年丰收，装粮的口袋堆满了小屋，村里人开始投来艳羡的目光。每天放学后，经过一段争分夺秒地劳动，傍晚从地头归来，口里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白饭，一边乐滋滋地夹着自家地里长的菜，肚子终于能实实在在地填饱了一次。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