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玲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如何在生产力异常落后、经济基础异常薄弱的条件下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促进中国科技、教育、文化、外交和国防事业的快速发展，急需争取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学子回国服务。为此，新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广泛争取海外留学生踊跃回国、积极投身国家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甚至采取强有力的外交手段，掀起了海外留学生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三波归国浪潮，在中国海外留学生归国史上书写了绚丽的华章。

　　1949—1951年：高潮阶段

　　面对着新政权和祖国人民的呼唤，“在祖国大好形势的感召下，受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和留美科协等团体的多年来举办爱国活动以及两会负责成员陆续回国的影响，尤其是受周恩来总理号召留学生归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鼓舞”，加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拉拢摇摆”政策的影响，一大批海外留学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毅然放弃西方国家优厚的物质待遇回国服务。1950年以前，以美国移民局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回国，并向中国海外学子表示：他们“同情”这些“将不被共产党政府所欢迎的留学生”（把有中国国籍的留学生列为“无国籍”的人），通过给中国留学生提供回国差旅费，企图拉拢留美学生，以使其对美国产生好感，回国后散布亲美影响。从1949年4月开始，美国国务院就拨款50万美元。10月，美国国会同意从原来准备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资金里拨出400万美元用于救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195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1950年中国地区援助法案》（China Area Aid Act of 1950），同意政府拨款600万美元用于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救济，这些资助一直持续到1955年。从1948年到1955年，美国共花费800万美元左右。美国给予中国留学生的这些资助，使一大批留美生得以顺利回国，美国的打算遭到失败。于是，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希望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并下令驱逐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从1949年8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开始接待归国留学生开始，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局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上千位海外学子回国效力，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波海外留学生归国潮。

　　从1872年8月11日（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八日）陈兰彬和容闳率领詹天佑、梁郭彦等30位幼童赴美留学开始，到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面对着国内外的复杂局势、国民党政府的落后腐朽和中国人民的沉重灾难，一大批怀着“实业报国”、“科技报国”的目的，以“留学”“讲学”“考察”“实习”和“参观”等名义到欧美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的知识分子数以万计。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者约占80%”。

　　有出国就有归国。在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中国知识分子到西方国家的留学浪潮戛然而止。赵忠尧、蔡镏生、张世勋、关肇直、王湘浩、王淦昌、钱三强、何泽慧、梁思成、林徽因、江泽涵和卢庆骏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海外留学生陆续回国。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受宏微观因素影响，到1950年夏，尚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等学校留学或讲学的留学生、教授和各种专门人才大概有5541人。

　　在5541位海外留学生中，欧美国家留学生人数最多，占77.5%。其中留美生3500人，占63.17%，留欧生约占11%。留日生占21.66%，“2/3是由台湾赴日，1/3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由华北和武汉等伪政府派出”。当然，这只是大致统计，实际人数会远大于5541人。根据1956年高等教育部估计，新中国成立时海外留学生大约有“七千余人，其中在美国有五千人，英国七百余人，日本一千余人，法国三百余人”。数以千计的海外留学生是中国政府的一笔宝贵财富和急需争取的有生力量。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隆的礼炮声震撼了整个世界，毛泽东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向世界宣告了旧中国的过去和新中国的开始，古老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让旅居海外的留学生们振奋不已，纷纷举行各种庆祝活动以表达心中的喜悦之情。当年，他们怀着各种救国之志远渡重洋，以期学得西方的先进文化、科学技术来拯救民族危难。然而，在黑暗的旧中国，他们壮志难酬，报国无门。新中国的诞生，使海外学子看到了民族振兴的曙光，但国民党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宣扬的中国共产党的“共产”理论让他们有些却步，最终在回国与不回国之间做出自己的抉择。从1949年8月到1951年12月，共有1144位海外留学生响应新中国召唤，毅然回国，为国家各项建设的发展进步抛洒了青春与热血，作出巨大贡献。其中留美生人数最多，仅1950年8月31日，由美国途经日本横滨、开往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上，就坐满了邓稼先、傅鹰、叶笃正、金荫昌、鲍文奎、余国琮、庄逢甘、涂光楠及其哥哥涂光炽等128位留美生。

　　在登记的1144位归国留学生中，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高达821人，占归国总人数的71.77%。从欧洲回来的留学生居第二位，主要集中于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占1/5。其中留英生149人，占归国留学生总数的13%；留法生59人，占5.16%。留日生第三，占5.77%。这一比例与新中国成立初期5541位在西方国家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的国别和人数分布基本一致。

　　在1949年到1951年归国的1144位海外留学生中，涵盖了一大批在國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如物理学家葛庭燧、何怡贞、黄昆、赵忠尧、朱光亚、邓稼先和汤定元等；数学家华罗庚、江泽涵、关肇直、卢庆骏、王湘浩、田方增和吴文俊等；化学家傅鹰和张锦夫妇、王世真、彭少逸和侯祥麟等；地质专家李四光、翁文灏和李璞等；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冯慧和顾震潮等；生物学家马世俊、方文培、何正礼、李肇特和郑集等；材料学家殷之文、闵嗣桂和严东生等；教育学家滕大春和曹孚等。他们为新中国的教育、医疗卫生、生物化学、能源开采和石油勘探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2—1954年：受阻阶段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在“麦卡锡主义”笼罩下，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政策由“拉拢摇摆”变为禁止回国，“成千上万的华裔和亚裔被怀疑为‘间谍。他们不仅被非法传讯，不准寄钱给中国的亲人，甚至被禁止公开谈论自己的家乡，还有不少人因被指责‘同情共产党而受监禁、被驱逐甚至遭暗杀”。10月19日，中国志愿军赴朝鲜战场，中美关系进入敌对状态，申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遭到美国政府的强力限制、百般阻挠和压迫威胁，甚至拘留迫害，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留美生甚至被严密监禁起来。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局下达“禁止中国学生出境之命令”，违反规定者“将被判处5000美元以下的罚金或5年以下的徒刑，或同时予以两种处分”，命令时限是“直至你接到通知取消此项命令为止”。1954年是美国刁难、迫害中国留学生最严重的一年。美国对理工农医类中国留学生禁止回国，对人文社科类留学生则采用种种间接手段加以阻挠。如美国移民局拖延留难，没收中国留学生护照，扣押回国航船，放宽留学生居留和就业限制，华尔街御用机关“华美协进社”和享受美国国务院津贴的“民间组织”对中国留学生歪曲宣传和以帮助解决他们工作问题的方式劝阻其回国。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中国代表团通过国际舆论对美国政府不断施压，强烈抗议美国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行为，多次要求美国允许在美留学生和侨民回国。迫于国际舆论压力，1955年4月4日，美国才正式宣布撤销对华留学生的回国禁令，承认在美国的中国人享有返回权利，并采取措施保证他们可顺利返回。此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不再公开阻难，留美生无须向移民局申请离境，便可直接在轮船公司订票，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留学生的第二波归国浪潮。

　　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步恶化，第二波归国留学生人数比第一波人数大为减少。根据美国在日内瓦会议谈判期间的第204号文件（1954年5月31日，华盛顿）记载，“现在在我们看来目前在美国的5400名中国学生中想回到中国大陆去的人不会超过一打人”。三年来，归国留美生的人数仅为116人，占第二波归国留学生总数280人的41%。留英生、留日生和留法生的回国人数亦大为减少。

　　1952年到1954年登记的归国留学生总数尽管只有280人，但“留学生，特别是留美学生于此时回国，他们的言行，便具有特殊的政治影响”。当然，也有一些留学生是因为学业还未结束，或是妻子有身孕、孩子太小等原因导致回国较晚或未能回国。这批海外学子归国时，正值中国贯彻落实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初，以物理学家曹天钦和谢希德夫妇、数学家严志达、合成化学家黄鸣龙、药物化学家嵇汝运、昆虫学家马世俊和地貌学家王乃樑等为代表的这批归国学子，结合自己所学专业，为超前完成“一五”计划、恢复国民经济和顺利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突出成就已载入共和国史册。

　　1955—1956年：回暖阶段

　　从1955年4月4日美国政府撤销对华留学生的回国禁令开始，留美生归国出现一个小高潮，到1956年9月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钱学森为代表的部分海外留学生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留学生的第三波归国浪潮。这一波归国留学生总数相比于第二波人数虽略有回升，但相比于第一波人数来说，仍大为减少。

　　1955年到1956年，从西方国家归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并不统一。姚蜀平在《留学教育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兼评留学政策》一文中提出：“1955年1月到11月归国留学生人数估计有150人；1955年12月到1956年10月归国留学生人数有158人。”其中，归国留美生大约有200余人。据估计，第三波海外归国留学生的总数大概为308人。

　　当然，这一波归国留学生中很多是1952年到1954年滞留于美国或被美国无理扣押的留美生。在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许多愿意回国的留学生的共同努力下，他们陆续回到祖国的怀抱。比如1952年就申请回国的师昌绪，在遭到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阻挠后，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留美生向美国各方人士寻求援助，他们甚至给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并通过美国报刊向媒体表达想要回国的强烈愿望。日内瓦会议谈判后，美国同意中国政府分批释放被扣留的中国留学生的要求。1955年4月，包括师昌绪在内的76人被允许回国。同年8月，他们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1951年9月20日，乘坐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的王德宝、闵恩泽和谢家麟等8位留美生被美国拦截。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争取和热切关心下，1954年王德宝绕道法国才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谢家麟到1955年初美国政府让步后才回国。闵恩泽则是通过朋友为他在香港找了一份工作后，几经周折，到1955年10月才回到祖国。

　　需要强调的是，第三波归国留学生人数的增加，除了受国际局势变化发展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外，还与国家建设对人才的发展需要直接相关。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和编制十二年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战略任务，但专门人才的缺乏是中国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科学院现有的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科学研究人员只有401人，全国高等学校中副教授以上的教师也只有7000余人”。面对这种人才状况，高等教育部在争取海外留学生归国的通知中明确指出：1956年“至少争取一千名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然而，受诸多因素影响，这一计划并未顺利实现。

　　这一时期归国的308位留学生中，许多是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如物理学家王弘立、吴仲华、钱学森、郭可信、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数学家李敏华、周绍棠、郭永怀、廖山涛和许国志等；化学家蒋锡夔、蒋丽金、刘铸晋、陆婉珍、闵恩泽、肖伦、周同惠、陳家镛、郭慕孙、侯虞钧、林一、何炳林和陈茹玉夫妇等；医学家罗会元、张香桐和黄量等；物理化学家蔡启瑞和胡日恒等；生物化学家王德宝、钮经义和张致一等；电子学家童诗白和管理学家刘源张等。

　　从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以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华罗庚、傅鹰、葛庭燧、叶笃正、黄昆、赵忠尧、程开甲、谢希德、梁思礼、师昌绪、吴冠中和吴良镛等为代表的约2290位海外留学生，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毅然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丰功伟绩。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