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蔚

　　

　　周恩来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不仅为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创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而且对党的机关工作、档案工作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

　　档案为日后研究党史之用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处在白色恐怖之下，一切工作都必须在地下隐蔽环境中秘密进行。保护好党的文件、档案，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党中央不断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机关、部门，特别是秘书工作部门，注意保护党的文件安全，并采取了相应措施。

　　1931年，党中央进一步规定了整理和保存文件的办法，起草了一个《文件处置办法》。周恩来在文件上亲笔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文件中规定：“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这是现存党中央最早的保管文件、档案的规定。正因为这样，才保存了许多党的历史文件、档案，成为今天研究党史的重要史料。

　　1947年，蒋介石发动内战，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当时，中央的档案有几十箱，因为档案数量较大，转移起来很不方便。周恩来对这件事很关心，他要中央秘书处的同志带了几十箱档案去找贺龙。贺龙对这批档案很重视，他在晋西北兴县找了一个政治条件很好的村子，把档案隐蔽在那里，并派了一个班保护。档案在那里放了一年，直到1948年才转移到河北平山的西柏坡。

　　对全国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又开始考虑建立新中国的档案事业了。

　　1949年10月2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次政务会议。这次会议上议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接收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人员、档案和物资，并由陈云、董必武组成了接收委员会。三天以后，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三次政务会议上，又就接收前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人员、档案、图书、财产、物资问题，通过了《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这个委员会后来接收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机关的大量档案，归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在接管大批旧政权档案的同时，周恩来还十分重视我们自己档案工作的建立。在他的关怀下，政务院又先后公布了几个有关档案工作的文件。1950年6月16日，政务院发布了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其中包括征集革命历史文件和档案。1951年9月27日，政务院又公布了《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对建立政府机关的文书、档案工作作了规定，提出了档案要实行集中管理的原则。正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从政务院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及其所属单位，都先后逐步建立了档案工作，设立机构，配备干部，制定制度，集中管理各个机关的档案，為机关工作服务。

　　但是，这个时候的档案工作主要限于建立机关档案室的工作，还没有建立国家档案馆。当时，档案干部很少，档案工作的知识不足。为此，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档案专修科，又发展为档案系，每一步都得到了周恩来的指示与关怀。到了1953年，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建设的高潮也随之而来。为了适应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周恩来这时又在考虑对全国档案工作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问题了。那时，一位领导就建立国家档案机构问题向总理写过一封信，得到了他的赞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周恩来提出了建立国家档案局的建议。在11月8日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根据周恩来提请，批准在国务院设立国家档案局。这是我国政权建设、文化建设和档案建设史上一件大事。从这以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档案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就有了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规模的档案建设事业逐步开展起来。

　　国家档案局建立以后，周恩来一直关怀工作的开展。他要求深入实际，调查档案的管理情况，加强国家档案工作。根据他的指示，国家档案馆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先后写了几个报告，反映一些地方不重视档案工作的情况。后来，周恩来提出要由国务院发布一个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

　　1956年年初，周恩来召开了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这个决定的草稿，他认真地一字一句斟酌、修改。在讨论中，当大家谈到有些机关对档案工作不重视，档案被当作废纸出售、损坏、霉烂等情况时，周恩来立即就说：“你们批评嘛！”这次会后不久，国务院于4月16日发布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4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决定全文。接着又发表了《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社论，还发表了几幅批评不重视档案的漫画。这对档案工作是一次很好的宣传。

　　周恩来不仅在研究怎样建设国家档案工作的问题，而且也在思考如何做好党的档案工作的问题。他在1958年向国家档案馆提出：能不能把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起来呢？并要求研究讨论后，把意见告诉他。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有关方面很快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传达，并征求了各省、市、自治区的意见，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意见，认为这样做好处很多，并于1958年11月7日向中央写了报告。11月18日，周恩来看到报告后，认真予以审批。当时，党的档案工作是由杨尚昆分工管的，政府的档案工作是由习仲勋分工管的。周恩来在报告上批了很重要的一段话：“尚昆、仲勋两同志：我认为应放在党委秘书长领导之下，不要放在政府系统领导之下，其原因有许多党的档案，不宜归政府管，而更重要的是每一档案必须以党的政策方针为纲才好整理，故必须从每一档案的出处立根，宜归党管。至于组织形式，也是政府的一个机构，那是可以的。”

　　周恩来的这个批示，既肯定了党、政档案工作必须实行统一管理的方向，又指出了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后，“宜归党管”，即必须由党委领导的原则，又指出了档案必须以党的政策方针为纲的指导思想，还确定了档案工作机构既是党的机构，又是政府机构的体制。周恩来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和纪律的，他要杨尚昆、习仲勋将他的意见报告中央审批，并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

　　1959年1月7日，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出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在这个通知的指导下，全国很快实现了党、政档案和党、政档案工作的统一管理，各级党委都进一步加强了对档案工作的领导，从而使档案工作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和提高。

　　周恩来既给党和国家的档案工作指出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向，而且经常关心各项档案业务的建立和开展。每个机关都会在工作中产生大量的文件，文件办完后，由办文单位立卷，向档案室归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周恩来很重视机关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归档制度的建立。1953年，他曾指出：“中央政治局、書记处的会议文件，应按照每一次会议进行立卷，以便查找利用。”这个指示虽然是对中央的会议文件说的，但它指出了文书立卷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周恩来也很关怀档案馆的建设。1956年，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周恩来的这一指示，对于我国各级档案馆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59年，中央档案馆经过五六年的筹建后就要正式开馆了。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他很高兴。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说：“总理，请您给中央档案馆题个名。”周恩来听后立即就同意了，说：“中央档案馆这几个字我来写。”又说：“等中央档案馆成立了以后，让邓颖超同志当你们的顾问。”过了几天，周恩来就给中央档案馆题了馆名。后来将题字制成了牌匾，挂在中央档案馆的大门上。

　　1962年前后，周恩来到东北视察工作。有一天，他在辽宁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北档案馆的所在地——原张作霖的“大帅府”。他看到里面装满了档案，拥挤不堪，很不便于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就说：“这么宝贵的东西为什么放在这里呀，为什么不修个档案馆把它保存好呢？”陪同总理的同志说：“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不让修楼堂馆所，不好修建档案馆。”总理说：“楼、堂、馆、所，又不包括档案馆！”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有一次见到曾三时又问：“东北档案馆为什么不修呀？这个又不是什么楼堂馆所嘛！”就是这个为周恩来关心的东北档案馆，后来却遭到干扰破坏而被撤销了，档案也分散了。现在科学研究部门要用这些档案，就有很大的困难。

　　周恩来还很关心技术档案工作的建立和发展。1963年，国家档案局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许多经济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重要图纸已经变质损坏，不能利用，给生产建设造成损失，立即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切实改善图纸质量和图纸复制技术的报告》，送给几位副总理和周总理。聂荣臻、李富春、薄一波等副总理都很重视，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文件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他很快看了，并作了重要批示：“同意荣臻、富春两同志意见，并请荣鑫同志拟批，将国家档案局报告转发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人委，并责成计委指定专人组成小组主持此事，督促有关部门负责解决。”不仅如此，他还时刻关心一些重要技术档案的安全保管问题。1964年，他曾亲自给中央一个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打电话，要他们立即采取措施，把本系统的重要技术档案送到安全地带保管起来，以备发生战争后重建恢复工厂时使用。

　　档案要为现时的革命斗争服务

　　党和国家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利用档案，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

　　周恩来在这方面给了许多宝贵的指示。他多次要求档案工作人员要管理好档案，做到查找迅速，利用方便；还要编写历史资料，研究历史，印证史实，为现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历史研究服务。

　　1963年，有一个外国档案工作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要求周恩来接见他们。周恩来接到报告后欣然同意。很快，周恩来就会见了他们。周恩来在谈话中，谈到了我们同苏修的斗争，当谈到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公布了苏修的来信时，他说：“档案工作就是研究这些。我刚说的就是档案，现在的档案比历史档案还重要。档案工作必须研究历史，但主要应同现在的反修、反帝和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比钻在历史档案里出不来更好。档案工作的目的是为现时的革命服务的，用档案来证明我们历史上的斗争经验，丰富这些历史经验。所以把旧的历史档案与现有的经验结合起来，更便于我们创造新的经验，开展新的斗争。一句话，档案工作要为现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他说到这里时，问大家：“对不对？我没有与档案局的同志交换意见。否则钻进档案里出不来。”接着，又说：“还有一句话，档案要为创造新的斗争经验来服务。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后来居上，一代胜一代，是不是？有些历史专家、考古学家把历史说得那么完美，那么丰富，好像今不如古，实际上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丰富经验，创造未来。人类的发展如此，自然的发展也是如此，总是今胜于古，而不是古胜于今。”

　　周恩来还说：“还要讲为革命斗争、为未来服务。马恩列斯不能把我们的时代的话都说完了，说完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后代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否则，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的话站不住了。”他的话引起在场同志们会心的微笑。周恩来还问曾三：“档案馆对近代、现代的历史是否研究？对有的历史书你们研究过没有？应当用档案来印证一下历史事实。”

　　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

　　周恩来极为关怀档案工作人员，关心他们的成长，关心他们的培养提高，对他们寄于殷切的期望。

　　1950年，周恩来曾到政务院秘书厅的档案科，同档案工作者亲切交谈。他说：“档案工作很重要，应该干一辈子。”并一一询问在场的同志是不是有决心这样做。当大家回答一定干一辈子时，周恩来很高兴，但又风趣地说：“你们都是从心里对我说的吧！”他还专门看了档案库房，一边看，一边细心地问：“你们查一份档案平均得要多少时间？”这样亲切的关怀使同志们受到很大鼓舞。

　　1954年12月，国家档案局刚成立不久，只有五六个人住在西花厅旁边的三间屋子里进行筹备。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周恩来来到档案局办公的地方看望大家，询问了筹备工作的进行情况。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同志们感到十分亲切。

　　1958年7月的一天中午，周恩来来到中南海大食堂吃饭，买了一份七分钱的西红柿豆腐和一小盘凉菜，两个馒头，来到一张桌旁坐下来。他边吃边和同志们谈话，当他得知几个同志是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并且要到中央档案馆工作时，就高兴地对他们说：“到档案馆工作不僅要整理保管好文件，更重要的是熟悉业务，多做些索引、目录，使利用查找时方便，别找一个文件花半天功夫啊！”又接着说：“你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编写历史资料。如《资治通鉴》还有明清两朝没有续上，这是你们的责任。”周恩来还问他们：“做档案工作应该多读历史书，你们读得多吗？《资治通鉴》这本书你们读过没有？”

　　这几个同志回答说：“没有读过，恐怕读不懂。”

　　他鼓励说：“这本书是我国几千年来丰富历史的记载，你们一定要抽时间读读它，读多了自然会懂，我小时候还不是和你们一样！毛主席最喜欢多读书的人。你们读小说多吗？《水浒》、《红楼梦》看过没有？”周恩来的这些谆谆教诲，不只是对这几个档案工作人员说的，也是对所有档案工作者的关怀和期望。

　　周恩来很重视用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教育档案工作人员安心并做好档案工作。他曾经对档案工作人员说：“中国的档案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丰富的。”要他们批判地继承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传统。

　　1959年，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档案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议。周恩来很高兴地在怀仁堂外的草坪上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一千多名代表，并一起照相留念。在接见代表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向曾三询问地方志的编修情况，并指示说：“对新旧地方志，你们都要把它收集起来。”接着又说：“你们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这意思是说，档案工作者要像司马迁那样，利用档案，研究历史，编修史书，对祖国的历史研究作出贡献。

　　为了正确地理解和执行这一指示，曾三还给郭沫若和吴玉章各写了一封信，向他们请教。他在信中提出：司马迁不仅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个档案工作者。郭沫若在收到信的第二天就给曾三写了回信。他在信中说：“我倾向于认为司马迁曾经是一位档案工作者”，并举了一些史料来证实。吴玉章也很快回了信，同意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档案工作者。

　　1956年，中央档案馆向周恩来提出了修缮皇史宬的建议。皇史宬是我国明代修建的一座皇家档案库房，整个建筑是取我国古代的“石室金匮”之意建成的。这是我国现存的唯一的一座古老的档案库房。因为年久失修，已经破旧不堪，想作为文物加以修缮保护起来，供档案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以及国际友人参观。周恩来得知后，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问曾三：“修缮皇史宬需要多少钱？”曾三回答说：“需要二十万元。”当时，李先念副总理也在座。周恩来就问李先念：“先念，你看怎么样？”李先念欣然同意。就这样，在周恩来和李先念的关怀和支持下，很快就将皇史宬修缮一新，并列为全国文物保管单位。以后，还在那里举办过历史档案展览。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