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在这个社会，名流往往格外受人关注，比如鲁迅，我们一方面很想知道他的一生真正喜欢的那些人是谁，为何喜欢；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了解他厌恶的那些人是谁，为什么厌恶。鲁迅一生与之决裂的人不少，陈源、顾颉刚、胡适、钱玄同、梁实秋、林语堂都在其列。在这里，只说说他与林语堂的关系。

　　鲁迅与林语堂是当面吵过架的，他们明显的冲突一共有三次。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鲁、林两人曾同住上海北四川路橫滨桥附近，两人时有过从。某次，鲁迅不小心将烟头扔在林语堂的帐门下，将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很不高兴，当即大声斥责鲁迅。比林语堂年长14岁的鲁迅觉得他小题大做，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样？两人就这样争执了一通。

　　还有一次，在一个饭局上，几位广东作家大讲粤语，林语堂出于玩笑心态，故意说了几句英文。鲁迅听了极为不悦，说：“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此话一出，所有的人面面相觑，场面极其尴尬，林语堂的脸也涨得通红。

　　鲁、林最大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29年8月28日。北新书局欠了鲁迅不少版税，几经催索，毫无结果，不得已，鲁迅聘请律师，准备将老板李小峰告上法庭。见鲁迅动了真格，李小峰软了，除了赔鲁迅540块大洋，之后还在南云楼设酒宴，请鲁迅、林语堂吃饭。席间，李小峰说了鲁迅的学生张友松一些坏话，说他挑拨鲁迅与自己的关系。林语堂不知张友松曾帮鲁迅请杨铿做律师，两人关系密切，附和李小峰说了一阵。鲁迅觉得“林语堂语含讥刺”，火冒三丈，用其日记里的话，是“直斥之，彼方争持，鄙相悉现”。据在场的人后来回忆，两人连“畜生”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通过朋友疏通，鲁迅后来也明白自己误会了林语堂，两人有一次和解。1934年，林语堂放弃《论语》半月刊，创办《人间世》，鲁迅还曾参加了庆祝宴会。然而，长期埋藏在心底的隔阂，不会因为一次和解而消失，相反，它像干柴，只要遇点火星，就会熊熊燃烧。不久，两人再度闹翻，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其实，鲁迅与林语堂曾有过相当的亲近，两人虽然没达到知己的地步，但说是好朋友一点也不为过。1925年，“女师大事件”爆发，当时北大教授分为两派，一是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派，他们虽然批评军阀的残暴，却也有对学生的苛责；一是以周氏兄弟为首的语丝派，他们对杨荫榆家长式的治校极其不满，同情、支持学生的抗争，林语堂属于后一派。或许是由于林语堂在关键时候挺了自己吧，1925年12月5日、6日，鲁迅两次写信向林语堂约稿，彼此开始了交往。林语堂在《语丝》等报刊上发表了《祝土匪》《丁在君的高调》《打狗释疑》《闲话与谣言》《讨狗檄文》《一封通信》等文章，抨击专制政治与自由主义文人的有关言论，与鲁迅相呼应。1926年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发表了一幅漫画，题为《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图中的鲁迅身披长袍，留着八字胡，手持竹竿猛击落水狗。得罪了当权者，林语堂在北平的日子很不好过，不时有军人打扮的人在他家门口蹓跶，美其名曰是“保护”，实际上是监视。其时，报纸上流传着一张北洋军阀政府准备第二批通缉的名单，林语堂、鲁迅都名列其中。林语堂是个文弱书生，生性有些胆小，在友人家躲了三个星期，他决定接受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邀请，赴该校执教。稳定下来之后，他又邀请鲁迅、孙伏园、沈兼士、章川岛等人同往厦大工作，鲁迅痛快地接受了邀约。不久，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前往中山大学任教，还曾劝说林语堂一起离开，因为种种原因，林语堂谢绝了。1927年后，林语堂、鲁迅先后来到上海，两人也曾多次见面。

　　鲁迅与林语堂在“道”（最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上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从他们对待婚姻与国家的态度可以看出来。鲁迅先后娶过两个妻子，但他的第一次婚姻是母亲包办的，他与朱安甚至没有正常的男女之情，在漫长的岁月里，面对女学生与女读者射来的丘比特之箭，鲁迅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直到许广平出现。与许广平同居之后，尽管鲁迅的声望如日中天，写作收入也不错，但他始终自爱，从无任何绯闻。

　　林语堂呢，年轻时爱过富家女陈锦端，但他们如胶似漆的恋情被陈家父母生生拆开。后来他与廖翠凤结婚，再也没有对别的女人动过心。他甚至在两人踏上红地毯之后不久烧掉结婚证书，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的时候用得着。”这句话温暖了廖翠凤一生。

　　鲁迅深爱这个国家，希望它一天天走上正轨。1925年，在“女师大学潮”中，他支持学生的正当诉求，与其他教授一同发表有关宣言，即使被教育部长章士钊撤掉佥事职务也毫无畏惧。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写了《死地》《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强烈谴责段祺瑞执政府屠杀的残暴行径，哀悼牺牲的学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左翼人士，鲁迅也曾积极营救进步学生。1930年2月，与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人一同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向国民党政府要求正当的公民权利，反对其专制统治。1933年1月，鲁迅应蔡元培函邀，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被选为执行委员。此外，鲁迅还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与杂文，批评社会不公和政府对外的软弱。一句话，无论是作为文学家，还是作为公民，鲁迅都将自己视作政治的“在场者”，而非旁观者。

　　林语堂也有着浓郁的家国天下情怀。他在“女师大学潮”与“三一八惨案”中的表现，前面已有描述，这里不说。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虽然提倡幽默小品，却从未忘却现实的风雨。比如在《国事亟矣》一文中说：“今日国难决非一般奴颜婢膝无脊梁者所可应对，无脊梁者不必尸位，不必劝国民镇定而以奴颜婢膝自豪。”在《谈言论自由》一文里说：”在德谟克拉西未实现的国，谁的巴掌大，谁便有言论自由，可把别人封嘴。”1936年初，在赛珍珠反复邀请下，林语堂全家赴美，即使在海外，林语堂也时刻关注国家命运。写《京华烟云》，就是为了“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林语堂致郁达夫信），小说结尾引用中国抗日军军歌：“上战场，为家为国去打仗，山河不重光，誓不回家乡”，最后两句，在小说结尾重复了三次。他发表《中日战争之我见》等文章，指出中国必胜，号召所有的中国人团结起来。除了写作，林语堂还以实际行动参与抗战。比如在美国时，支持夫人廖翠凤出任纽约华侨妇女组织的救济会副会长，这个救济会的职责就是为抗战募捐、收集物品。旅居法国时，他抚养六个中国孤儿，为抗战一次性捐出4220法郎。1940年5月，携妻女回国，在重庆北碚购了一所房子，再次出国时，因为感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自抗战以来，破除畛域，团结抗敌，尽我文艺界的责任”，决定将房子捐给该会。

　　我觉得，鲁迅与林语堂之所以决裂，不过是因为性格、艺术观的相异。鲁迅出身于破落的官僚家庭，从小饱受他人的白眼，性格比较激烈，对什么事看不惯就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对待敌人尤其如此。林语堂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从小虽不富裕，倒也没有受别人太多的歧视，性情比较温和，主张对待他人多些“费厄泼赖”。用林语堂自己的话说是：“鲁迅诚老而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性格不同，做事的方式不同，彼此相互瞧不上，隔阂也就产生了。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鲁迅晚年向无产阶级文学转向，而林语堂则信奉西方自由主义文艺观。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一个事实：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鲁迅开始陆续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林语堂却一直在翻译克罗齐的《美学：表现的科学》、王尔德的《艺术的批评》。两人文艺观上的巨大差异，林语堂在鲁迅逝世后写的纪念文章里也有提及：“鲁迅党见愈深，我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

　　有句俗话叫“道不同不相与谋”，这句话很有道理，但我们不能因此说“不相与谋的都是道不同”。许多时候，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分道扬镳，未必是道有多大的分歧，只是在于“术”（做事的具体方法）之相异。各自有“术”，彼此又不愿妥协，两人在精神上也就渐行渐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林语堂是一个例子，新中国成立后的周扬、胡风是另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