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春华

　　名片，是标示个人身分、联系方式等信息，用于拜访他人或与人联系时所用的小卡片，是社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件。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名片的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有了“名片”。不过，古代的名片与现在的有些不同。宋代孔平中《孔氏谈苑·名刺门状》记载：“古者未有纸，削竹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以纸书，故谓之名纸。”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里考证说：“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写，汉时谓之谒，汉末谓之刺。”這种谓之“谒”和“刺”的东西就是名片，不过是竹片、木头做的罢了。刘熙《释名》中解释说，名刺“即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据《后汉书》记载，祢衡曾身怀名刺求见于人。

　　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证实，三国时期东吴的一名将军朱然的“谒”已经出土：它是一块刨光了的木板，长21.8厘米，宽9.5厘米，厚3.4厘米，未刷漆或涂粉。板子正中上端大书一个“谒”字，意思是求见，右侧近边处是一行小字：“持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阳朱然再拜。”这18个小字包含的意思为，“持节右军师左大司马”是官职，“当阳侯”是爵位，“丹阳”是籍贯，“朱然”是姓名，“再拜”即表达敬意，与今名片大抵相似。汉代以后，造纸术得到改进，制作名片的原料易木为纸，用软纸做的称“名帖”或“名纸”，用硬纸片做的称“名片”。所以，名片又称“名刺”、“名纸”、“名帖”。

　　秦代，名刺已经很流行了。当时，人们谒见上级或尊长，如果同时送礼，那就还要在名刺上加书所赠钱物的数量。《史记·高祖本纪》里有汉高祖刘邦年轻时使用名刺的故事：有名望的吕公初迁到沛县，县令为之请客，并规定送礼不足一千块钱者，只能坐在堂下。刘邦当时只是一个小亭长，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他故意在名刺上写“贺万钱”，实际一个铜板也没送。这一名刺送进门后，“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刘邦原为诈食，不料反受吕公赏识，并因此得了一个老婆，即后来的吕后。

　　唐代，纸质名片使用较为广泛。唐代长安新科进士以红笺名纸互换，以便交流。晚唐又唤作门状、门启，都是自报家门的一种联络方式。古时一般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他们住在深院豪宅内，深居简出，一般的人想求见、拜访，首先必须让仆人或书童将名帖交对方门公，门公再呈于自家主人，这是一种礼节。

　　宋代，主人拜访朋友，通常名纸上还留有主人的手迹，据南宋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中记述，他藏有黄庭坚书写的名纸，而秦观送他的名纸，类似今天的贺年片。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北宋书法家蔡襄的《门屏帖》，据陆游在《老学庵笔记》考证，类似“名刺”。

　　古代，“名片”曾被人们当作贺年片使用。那时，由于交通不便，所以古人递送贺年片的范围基本上限于同一城市及附近地区。送贺年片的方式往往依据致送对象的不同而有别，有的是主人亲自登门送上，有的是主人吩咐仆人分送。宋代周密《癸辛杂识·送刺》写道：“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于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

　　明代的“名帖”为长方形，一般长七寸、宽三寸，递帖人的名字要写满整个帖面。如递帖给长者或上司，“名帖”上所书名字要大，“名帖”上名字大表示谦恭，“名帖”上名字小会被视为狂傲。

　　清朝正式有“名片”称呼，但名片的规格小得多。清代《竹枝词》有诗为证：“是新拜帖都兴小，三寸来长二寸宽”，“红笺二寸书名姓，曾许怀间半刺通”。从诗中所知，清代的名帖很小，而且还是用梅红纸制作成的。清朝，女子的名片，已婚者还加上了夫家姓氏。其大小尺寸也有常式，长三寸，宽二寸。

　　清代的名帖已经不同于唐人手写，而是写好楷书，镌好木戳，印在梅红纸上。徽州现藏有一组共五份清末民初时的名片，形式和内容基本大同小异，为红纸手写而成，折叠成册页状，宽22至25厘米，长40至60厘米不等，其中三份名片的首页上有一个“正”字，下页分别写上“眷弟、教弟或姻弟同某某某顿首拜，鞠躬”等字样，尾页分别写上“速，或速”字样。另一份名片求见人写的是“忝眷晚生王元本薰沐端肃鞠躬”，后页顶端书一“恳”字。“忝眷”的意思，就是和对方扯上亲戚，恐有辱对方的名声或降低对方的身份。“薰沐”就是把衣服薰香，并沐浴后来求见。当然，这些都是名片语言，可见求见人之卑谦和虔诚。名片上的“正”字，含有立正的意思，表示求见人在外恭敬地等候。“速”就是表示有急事求见，请看门的尽快传递。“眷”和“姻”字，表示和被见人有亲戚关系，当然这要看对方是否认可。在这组名片中，有一位叫许绍曾的，他是清咸丰歙县唐模人，官至兵部侍郎，同时也是一位学者，他的名片中以“眷弟”的身份求见，由于古时名片不写被求见者姓名，因此许绍曾欲求见何人就不得而知了。

　　名片的作用在于“通名”，但那时并不用于两人见面时交换，而是通常用在介绍他人去办事或拜访某人没有碰上等情况下，或由他人带去，或留下名片而返。至于拿着名片欺世盗名、招摇撞骗，那是名片不利的一面，古今都有的。

　　清道光年间，浙江鄞县举人徐时栋参加当地官员的宴会，得知有人曾用他的名片前往官署徇私说情，幸被识破。另一些乡绅名人的名片，也大抵如此。原因就是这些人在过年时四处散发名片，名片大量外流的缘故。到后来，许多名人都在名片背面注明“不作他用”字样，以免被狡诈之徒所利用。

　　现代，名片不仅是社交活动的重要媒介，而且成为藏品，演绎出不少趣闻逸事。当年，冰心老人90岁华诞之际，特别印制了100张精美名片。名片的中间位置印上一个大红“寿”字，并在寿字上加印了“冰心”二字，赠予前来祝寿的来宾和挚友，既表达了老人对生命的珍爱，又表现了老人对寿辰的平常心态。冰心老人的名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名片功能的外延，故成了收藏家竞相追逐的精品。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战士作家高玉宝，他的名片与众不同，正面印有他的姓名，背面则是一幅耐人寻味的漫画：画中一位卖茶叶蛋的小女孩坐在炉边，正在翻着小说《高玉宝》，稚嫩的脸蛋下两滴泪水，小女孩的右侧写着4个字：“我要读书”。漫画下方是高玉宝有感而发写下的一首小诗：“看了此画泪满腮，我那童年别再来。无知无识怎建国，当以全心育英才。”再如，“棋圣”聂卫平，他在名片印上自己的漫画肖像和围棋棋谱，在社交场合交换名片时，他当即用钢笔签上自己的名字，显得极为儒雅别致。上海剧作家沙叶新的名片更是独具一格。左下方是自己的一幅漫画像：左手捧着书，右手举着笔。右上方是一个大括号，其中的文字是：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委员、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都是挂名的。这些名片都值得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收藏起来，供自己和后人欣赏一番，何尝不是一件趣事。

　　在亚洲，日本和朝鲜是在中国之后，率先开始使用名片的国家。在名片使用的过程中，因为单张纸的硬度和挺度都不够，所以往往是先用浆糊贴几层，使纸片有较大的厚度。清朝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高丽国（今朝鲜）使者到扬州来，向著名书画家郑板桥索字。使者李艮投刺——“高尺二寸，阔五寸，厚半寸，如金版玉片，可击扑人”。如此硕大的名片，可称得上是“世界之最”了。

　　在西方，名片最早出现在法国，据传是在法国路易十四的宫廷里最初流行起来的。至十九世纪中叶，名片在欧美各国已广泛流行，并且逐渐讲究式样精致。尤其是女性用的名片，除字体尽量采用花式体外，还在名片上画画。后来则连本人住处的风景都画上去了。

　　在历史上，不少著名人物曾以其幽默，使名片也带上了趣味。1832年，贝多芬的弟弟约翰·贝多芬在纽约发了大财，买进一大块地皮，于是立刻自负地将“约翰·贝多芬，土地的所有者”一行字印在自己的名片上。不久，这张名片递到了贝多芬手里，他看后立刻抓起笔，在名片背面写了“路德维希·贝多芬，智力的所有者”一行字，然后命人将它送还原主。当约翰·贝多芬接到哥哥退回的名片，看着那行清秀的字，不禁陷入沉思。1884年，大仲马的名著《基度山伯爵》问世后，在法国引起巨大的轰动。由于大仲马在小说中虚构了主人公邓蒂斯被关押在法国伊夫堡的情节，所以许多读者都纷纷前往该处，想目睹一下当年的魔窟。看守人趁机向人们胡编了自己昔日帮助邓蒂斯的故事，骗取钱财。大仲马闻讯哑然失笑，便亲自赶到那里，听完看守人的吹嘘后，不动声色地递上一枚金币和一张名片。当名片上“亚历山大·大仲马”的名字赫然映入看守人的眼帘时，他望着离去的大作家，感到十分尴尬，从此再也不敢吹牛了。

　　现代社会，名片在交际场合更受青睐。如今除了各种精美的纸质名片外，还出现了用塑料、金属等材料制作的名片，以及数码名片、光盘名片等。普通纸质名片的设计尺寸也统一为：宽55厘米，长90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