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人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十八岁的我正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的兴隆中学高中读书。到1967年的夏天，正当全国各地势不两立的两派“造反组织”进行“你死我活的厮杀”、老干部被批斗遭到残酷迫害的时候，我曾“策划”了一次“抢救”作家林青的行动。我因何要“抢救”作家林青？是在哪里进行的？最后是否“抢救”成功？这得从我和作家林青的女儿林涓的相识说起。

　　在我同林涓相识之前，我就知道作家林青的大名，因为1963年3月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他以优美抒情的笔调撰写的表现十万转业官兵在北大荒艰苦创业的散文集《冰凌花》，就曾使我这个酷爱文学的乡村中学生读后如醉如痴。同林涓相识后，不但使我知道了林青的经历，而且还有幸得到了林青的当面教诲。

　　1964年8月，刚升入初中三年级的我和刚考入初中一年级的林涓是在校乒乓球代表队相识的。在逐渐熟悉后，我才知道林涓就是《冰凌花》一书的作者、作家林青的女儿，她是去年跟随母亲举家从省城哈尔滨“投奔”早已到兴隆镇深入生活的父亲的，并从她的口中了解到林青的一些情况。林涓说她的父亲林青1926年生于黑龙江省明水县，是1948年在吉林省长春市松北联中高中毕业的。长春市刚一解放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在文工团当过创作组长，还当过师宣传助理员等。1958年春天同十万官兵一起转业奔赴北大荒后，曾担任过《北大荒文艺》的编辑，并于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1962年成为黑龙江省的专业作家后，为了写出更好的作品，就来到兴隆镇挂职当了公社的副社长。在和林涓相识之前，我这个“孤陋寡闻”的中学生是根本不知道作家林青已经在兴隆镇了。

　　我第一次见到作家林青是在我家。我家在离兴隆镇有十里之遥的乡下。1965年腊月的一个星期日晚上，在镇里中学读高一的我正在灯下看书，当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父亲王殿义，领着一位穿着农村干部衣着的人走进了家门。这个人就是林青。因为在生产大队开会错过了吃派饭的饭时，才被我父亲请到家里来的。当林青知道了我是他女儿林涓的同学而且还酷爱文学后，不但在我在1963年《冰凌花》刚一出版发行后不久买的那本书的扉页上寫了“多观察、多看书、多练笔，向文学家的行列前进”的题词，而且还简明扼要地同我谈了些如何进行文学创作的方法，同时也嘱咐我有空到他家去做客。在我家吃过饭后，林青就和我的父亲一起带着几个基干民兵顶着风雪到前屯“抓赌”去了。后来，我应林涓之约，和校乒乓球代表队的几个同伴真的去了林家两次，可惜都赶上林青下乡工作不在家。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虽然林青奉命回哈尔滨的省作协参加运动去了，但家人仍在兴隆镇居住。据我的“串联日记”记载，同年11月6日，当我和林涓等几个校乒乓球队的同学一起去外地“大串联”在哈尔滨换乘火车时，就是林青把我们几个人送上拥挤的火车的。临别前，林青还把他的一本散文集新作《大豆摇铃的时节》送给了我，并告诉我说书中还有一篇写我父亲王殿义的文章（可惜的是这本书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我弟弟拿去看后，他又把书借给同学，结果竟给借丢了）。11月26日，在北京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几个同学在西郊机场见到毛泽东。12月3日，从北京坐火车北上返乡。回到学校后，因学校的“红卫兵”学生已经分成了“两派”在打“派仗”，即“红色造反纵队”一派是省城哈尔滨“红色造反团”的观点，“五四兵团”一派是“八八团”的观点。我所在的“高十五班”当然也分为“两派”，但我哪派也没参加，而是与高中其他班级的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即“学习佼佼者”的同是“红色造反团”观点的十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叫“红四野中南海警卫团”的组织，用“大字报”笔伐“五四兵团”。因为“修正主义苗子”的文笔都还可以，所以写出的“大字报”总是把对立派驳斥得“瞠目结舌”。到了1967年的春夏之交，省城哈尔滨分为“捍联总”（即所谓“捍卫新政权”）和“炮轰派”（即所谓“反对革命委员会”）两派后，黑龙江省境内的各市县都陆续分成了“捍联总”和“炮轰派”两个派别。因我参加的一派被“打成”了“炮轰派”，并因“武斗”的不断升级，“胆小如鼠”的我就不敢到学校“打派仗”，而是回农村老家到生产队干活去了；偶尔到兴隆镇一趟，也不去学校，而是到要好的同学家里，几个同学聚在一起，谈论一些从哈尔滨传来的“小道消息”，或打一会儿扑克“逍遥逍遥”，然后回家。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策划”了一次“抢救”作家林青的行动。

　　1967年夏季的一天（具体是哪一天已经记不清了），已经在生产队连续铲了十多天地的我来到兴隆镇的一个同学家。我正向他打听学校的一些情况时，又来了两个同学，其中一个同学一看见我在这，就马上对我说：“你来的正好。以前你曾说过你在乒乓球队的队友林涓的父亲是作家林青，我告诉你一个我刚听到的消息，林青已经被街道的‘造反派从哈尔滨给‘揪回来了，现在恐怕正在敬老院被批斗呢！”一听此话，我急忙从凳子上站起来问道：“你听谁说的？这是真的吗？”那个同学接着说：“我刚才来时在大街上碰见了一个街道‘造反派的小头目，这个‘老娘们是我家的邻居，我认识她。我见她行色匆匆，就问她这么着急忙慌地去干啥。她对我说她们街道把曾在兴隆镇放过毒的‘黑作家林青从哈尔滨给‘揪回来了，一会儿在敬老院开批斗会。你说这能不是真的吗？”我一听确有其事，就说：“咱先不说作家林青是林涓的父亲，就凭我与林青的两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他根本没有作家的架子，很平易近人，而且我读过他写的两部散文集，也没看到有‘反党的内容，其中还有一篇是写我父亲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去敬老院把林青‘抢救出来，不然林青肯定得被斗得体无完肤的，因为街道的那些‘造反派都是一些‘老娘们，她们要是下狠手挠起来，得把林青挠得满脸开花。”另一个同学对我说：“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认为应该把林青‘抢救出来。可是你想一想，咱们是‘炮轰派，上人多势众的‘捍联总的批斗会场去‘抢人，能‘抢出来吗？整不好，咱们也得被抓住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你别着急，咱们几个都好好想想，肯定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的。”接下来我们四个人就“想了起来”。想着想着，我突然“茅塞顿开”，说的是：“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分头去找×××。他不但是咱们一个班级的，而且还同我是一个屯子的，别看他现在是学校‘捍联总的一个头头，可他和我的关系还同以前一样，很好的。前几天他回屯子看见我还同我说你想去学校就去，有我在，‘捍联总的同学谁要找你麻烦，你就找我。所以我认为找到×××后，他肯定会帮助我把林青‘抢救出来的。”就这样，我们四个立即出发，分头去找×××，并约定不管找没找到半小时后必须在街上的东牌楼下会合。

　　半小时后，当没有找到×××的我来到东牌楼下时，只见×××和找他的那三个同学已经站在那里了。找到×××的那个同学对我说：“我是在汽车站门前遇见×××的，他正要去县里参加县‘捍联总召开的一个会议，一听说你在十万火急地找他，他就跟我来了，你快说说找他有啥事吧。”当我让他帮我把作家林青“抢救”出来的来龙去脉说完后，×××说：“行。虽然咱们现在是两派，也只不过是观点不同而已，但咱们毕竟是同班同学，这个忙我一定帮。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先去敬老院的大门外躲起来，我回学校叫几个我们一派的同学去敬老院把林青带出来交给你们，这不就完事了。你们是不能跟我进入批斗会场的，因为谁都知道你们几个是‘炮轰派，我是‘捍联总的，这谁也知道，‘捍联总的人领着‘炮轰派的人直接去闯批斗会场带人，这可不行。”就这样，我们四个同学先到敬老院的对街躲了起来。二十多分钟后，就看见×××带领十几个胳膊上缠着“五四兵团”袖标的“红卫兵”走进了敬老院的大院。又过了五分钟左右，×××等就把胸前挂着“文艺黑帮林青”的林青带出了敬老院的院门。正当×××左顾右盼地找我的时候，我在对街的电线杆子下喊道：“我在这儿！”听到我的喊声后，×××就把林青带到我的面前并说：“我是以兴隆中学‘捍联总要批斗黑作家林青为借口，强行把他带走的。现在我把他交给你了，以后怎么办就和我没关系了。我得马上去汽车站坐车去县城开会。”×××等匆匆地走了后，我把戴在林青胸前的牌子摘下来扔到一边后，对林青说：“林叔叔，我是您女儿林涓的同学，听到您被从哈尔滨‘揪回兴隆镇的消息后，我就急忙找一些同学把您‘抢救了出来，要不您就得被打得鼻青脸肿！”林青瞅了瞅我，然后说：“我没忘记你，你不是森林大队王殿义书记的小子吗？真得谢谢你，你要是不把我‘抢救出来，我得遭多少罪啊！”接下来我在征得我常去他家的那个同学的同意后，就把林青领到了他家。在同学家里，当我问林涓现在在哪时，林青告诉我，说林涓还在兴隆镇的家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被“揪”回兴隆镇挨批斗。在同学家里吃了晚饭后，夜幕中在我的那三个同学的“掩护”下，我领着林青来到兴隆镇火车站，给他买了南下哈尔滨的车票并把他送上火车，这才如释重负。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林青。

　　1972年秋夏之交的一天中午，已经在母校兴隆中学当了三年教师的我，在下班的路上竟意外地与林涓邂逅。经过交谈才知道，林涓是1969年作为哈尔滨市知识青年到东北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的，两年后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法语系上学。这次是借暑假来兴隆镇看望老同学的，因不知道我的下落，只能和她同班的几个同学相聚，并告诉我说，她父亲林青在1970年的时候就被弄到阿城县去插队劳动了。此时林涓是去火车站赶火车回哈尔滨的，所以我就与她匆匆相见匆匆分手。197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大学工作的林涓曾给我来过一封信，信中说她父亲虽然已经于1973年重回省文化局从事专业创作，但却在阿城县“安家落户”了，并担任了阿城县农业科的副科长，打算长期深入生活。1979年，我还曾在《北方文学》上看到过林青写的一篇题为《灯的怀念》的散文，文笔依旧是那样流畅优美。从那以后，虽然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林青的消息，但我却一直想念着林青。由于我对林青和林涓这对父女有着深刻的印象，所以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曾以其为素材，写了一篇题为《作家和他的女儿》的中篇小说，可惜因为自己当时的文学功底太差，寄出去几次，都如石沉大海，现在底稿还置于箧内。

　　1997年6月，我突然意外地收到了林涓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雷斯诺城寄来的一封信。林涓在信中说她是四年前去的美国，还对我说：“这（虽然）是国内年轻人所追求的，但他们并不知道，在这里生活是多么不容易！我一边做工，一边读书，什么辛酸苦辣都尝到了。”还说给我写信是想让我给她办一件事，因为怕我收不到信，希望我一收到信就给她回信，然后她再来信告诉我办什么事。可惜的是我不懂英文，回信的信封上的地址和收信人是找一位教英语的同事给写的，因为写的不合规范，寄了两次都被邮局退了回来。此后，林涓就再也没给我来过信。

　　我之所以现在写了这篇与作家林青有关的文章，是因为日前我在自己的电子邮箱中看到了林涓从北京给我发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告诉我，说我的邮箱是她在网上（即巴彦网站）发现的，并说她已经回北京定居好几年了，希望我有机会能到北京做客，还说她的父亲已经在1983年10月就病逝了。我在回復中对她说的是，为了怀念她的父亲，我要写一篇文章，如果所写文章刊发了，一定会寄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