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6日,镇江市革委会136号文件决定成立镇江市国画馆,我被任命为副馆长,主持工作。国画馆(1982年2月24日镇江市人民政府政复[1982]3号,改名为镇江中国画院)是专业创作单位,画什么?怎么画?这些问题摆在我的面前。
我为此专程赴南京拜访亚明先生。我在南师美术系读书时,亚老教我们创作课,所以我们称呼他亚老师。当他知道我此行的目的时,他开门见山地提出:“首先你们要站住脚;要找一个专题来画,办一个有影响的展览;要一炮打响。”后来,我将亚老师的教导,归纳为“三个要”。这“三个要”,使我眼前一亮。但是“站住脚”与“一炮打响”的关键是画什么专题呢?
我脑子里忽然浮现出在博物馆工作时,曾下乡调查革命文物。在调查中我们不仅发现了高淳县永宁公社的新四军纺织厂旧址,还发现了溧阳县的新四军秘密交通站(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以及句容县磨盘山的新四军物资转运站“八间草房”等等。这些实物资料,使我们深深了解了陈毅率领新四军一支队东进,在句容茅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历程。
我当即有了决定,在与画家们一起学习有关资料,充分研究、分析、商议后,大家一致同意描绘茅山老区抗日题材。我们分批下乡搜集素材,进行写生、创作,并多次组织互相交流、观摩、讨论,顺利完成了一批作品。一个有明确主题、有生动内容、有可视画面的《茅山抗日地区写生画展》于1979年底在镇江市展出。当时分别邀请了省美术馆、省美协、《江苏画刊》的有关同志到镇江参观、指导。
他们对这个展览非常赞赏,给予很高的评价,时任省美术馆馆长、省美协主席的徐天敏,省美术馆的朱葵、马鸿增等同志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如,应扩大写生地域,因为新四军在茅山建立抗日根据地之后,就渡江北上在苏北开展抗日活动,并在盐城成立新四军军部。他们建议增加苏北的抗日内容,加上书写抗日诗词,并将画展更名为《新四军征途书画展》。我们因此又组织画家深入到苏北及延伸到皖南地区进行写生,补充了一批新作品,展品的内容便更丰富了。
1981年1月6日至20日,《新四军征途书画展》在江苏省美术馆展出,得到省领导极大的关心、支持与赞扬,在我省美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新华日报》以整版刊出该展的部分作品,并发表徐天敏署名长篇评论文章,将展览誉为我省美术界的一件大事。
新四军老战士、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彭炎知道了这个画展,特地邀请去故宫展出。于是,省里领导要求我们再增加内容,下去再搜集创作素材。我们立即又创作了一批新作品。
同年3月15日至4月20日,《新四军征途书画展》应邀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开幕那天,据不完全统计,有四五十位部级新四军老战士在展地现场互相握手、拥抱,高唱“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军歌,此情此景,气氛非常壮观,令人激动与振奋。参观的老同志相互传播,各地的新四军老战士,例如像武汉的李行,由于交通不便,他赴京途中,曾步行了一段路来到北京的,参观展览时,热泪不断地流下,这些都大大地感动了我们。
画展消息迅速传到了中央领导那里,谭震林副委员长在周日携全家到故宫参观了展览并与我们留京的画家合影留念。他提出请方毅、张爱萍等新四军老同志来看看。
我居然也就打电话到国务院找方毅,接线员问我是哪里?我说“是新四军……”还没有等我说完,她就说:“噢,新四军啊……”随即把电话接到了方毅办公室。当时是栾中新秘书接的电话,他说方毅已经知道我们的展览了,并说要安排时间去参观。栾秘书后来与我联系了两次,其中一次是了解什么时间观众少些?次日下午,故宫保卫处的同志说方办来电话,方毅要来看展览。那时已经快闭馆下班了。
方毅参观展览时很认真,一幅一幅地看,有时问画中的房子还在吗?那些老游击队员还好吗?并关心当年新四军中美术工作者参加的作品。当时我提出请方毅为我们的画展题字,他答应了,不久方办寄来了他书写的“劲松”两个大字,右边还写了“缅怀陈毅同志”。这幅题字后来随展去了其他地方展出并收入《新四军征途书画选》作品集中。参观完画展他又与我们合影,并提出要请张爱萍来看展览。
我市文化局刘仆局长要我与张爱萍联系。这就难了,因为张爱萍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我打114查询,接线员说军事部门电话不公开。正想着找部队领导联系时,故宫保卫处要我去接电话,说是张爱萍的秘书(后来知道就是張总的夫人李又兰),她告诉我张爱萍要来看展览,问她什么时候,她说马上吧,快要到了。
等我回到展厅,故宫保卫处增派了三人,加上张爱萍的警卫人员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张爱萍穿着便衣来的,保卫人员与我们一起“围着”他看作品,他看得快一些,看完展览与我们一一握手就离开了。
过了一天,接到那位秘书电话,约我去张爱萍的办公室见面。地址是白米北巷。我向刘局长汇报了,请他同去,记得还有画家李苇成等。
张爱萍“办公室”好像就是他的住处。门口有一战士站岗,问了情况后让我们进去。大门很简单,没有大门楼,是灰色的老式平房。进去后便是一间不大的接待室,一张普通的桌子,几个木凳子,还有四条腿的长板凳。张爱萍已经坐在桌子旁靠墙的木椅上,他的夫人为我们倒水,张爱萍神态有些严肃,所以,我们感到有点紧张。稍停,张爱萍用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问我:“你是哪年的新四军?”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我不知怎么回答他。但是,我竟然脱口而出:“三七年的。”
张爱萍手指一敲桌子哈哈一笑:“小鬼,37年才出来吧,40岁了?”
这一来气氛倏然变了。但是我已经冒汗了,张爱萍接着说:“你们这次来办新四军画展,叫我们感到很突然,你们是在为新四军做宣传啊!你们怎么做这个展览的?”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
此时,坐在我旁边的刘局长拉拉我的衣角,暗示让我讲话。我又有点紧张了,不知从何说起。一瞬间突然想起原来我们办的茅山抗日写生作品展,是抗日的题材,胆子又大了起来。于是我将这个展览的来龙去脉,包括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的《新四军征途书画展》的情况,简要地向张爱萍作了汇报。
张爱萍听到我说“茅山抗日根据地”,他问在什么地方?我回答就在镇江地区的句容县,同时我说毛泽东的著作中多处提到的。张爱萍问《毛选》中有吗?他让李又兰将《毛选》拿出来,翻到抗日根据地中有茅山,张爱萍一拍大腿站了起来:“好了,好了!”脸上出现了笑容。
张爱萍于是讲了他是怎么到苏北的,李先念是八路军,从大别山过来的。又讲到苏北几个战役,其中睢宁战斗是他指挥的,打了20天攻克了睢宁城,他为此写了一首诗“庆睢宁城解放”。我当时插话:去了睢宁城,画了睢宁城一角。张爱萍很有兴趣。于是我后来重新画了一幅睢宁城寄他,请他将写的诗题上。不久,张爱萍的题诗寄给我了。
张爱萍讲了新四军在苏北抗日战争中很多重要史料,当时我用街上才买的一个长方形盒式磁带录音机录了下来,带回镇江后被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拿去听了,后来听说找不到了,非常可惜。
张爱萍要我们继续补充作品、增加内容,包括洪泽湖与湖北的大悟山(属大别山脉)等地的革命遗址。
最后,张爱萍问我们关于这个展览的宣传报道的事。他问《人民日报》有报道吗?我回答说:“没有,除了《解放军报》有专版介绍外,其他报纸均未有宣传报道。”张爱萍说,《解放军报》的领导是新四军的。他又说准备写一首关于这个展览的诗,让我送去人民日报社。不日,我收到了张爱萍的《虞美人·题新四军征途书画展》词一首。
我专程赶去人民日报社,找到《大地》副刊編辑,徐刚接待我的,他也是崇明岛人,但是,他一看是张爱萍写的,又是新四军的题材,说老乡啊,这事要请示领导呢。
我们住在海军招待所,几乎每天早晨接到李又兰询问《人民日报》有没有发张爱萍的那首词的电话。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大地》上发了张爱萍的词。李又兰闻讯后立即转告张爱萍,她随即告诉我,张爱萍认为这就是人民日报的表态。
之后,我们接到好几个地方邀请去展览:同年9月2日,在上海美术馆展览;1982年1月25日在浙江展览馆展览,此后又在江西南昌市、四川省攀枝花市以及我们省内的南通、宜兴、溧阳等地展出。
我们组织画家进行回顾与总结。我们这个展览为了搜集素材,进行写生而涉经苏、浙、皖、赣、豫、鄂等省70多个县市近百个地点,行程2万1千多里,记录了数万字抗日斗争资料,作了1400多幅写生稿,创作了100多幅作品。我们将当年新四军战斗、生活过的广袤无垠的丘陵、田野,破旧的茅屋以及湖泊、芦荡与抗日战争融合在一起,利用中国山水画、人物画的形式以及中国书法艺术,自然、生动地描写出来,很多地方突破了传统的技法,作了创新的探索。我们靠的是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团结一致,努力刻苦钻研与探索,勤奋创作,作品获得业内外人士的欢迎与好评。这些经验,值得我们铭记与发扬光大。
由于《新四军征途书画展》的成功举办,在全国文化艺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我们画院被评为江苏省先进集体。1982年6月,我代表单位出席了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召开的表彰大会。我第一次戴上大红花,感到无比的激动与荣耀。当时的省文化局局长郭铁松专门召集全省文化系统出席这次大会的五位代表进行座谈。我们单位获得了三万元奖金。这笔钱我们用了五年还有余(当时我们每人每年写生费250元,材料费100元)。
《新四军征途书画展》之后,我们没有止步。从1983年开始进行“江南行”写生,花了三年时间,于1985年在市博物馆成功举办了《江南行》写生展。
1996年至1998年,在此三年内实行“三个计划”,即进京举办一个展览,出版一本画集,出版一本论文集。在市文化局直接领导、关心、支持下,1998年底顺利完成任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作品展的学术研讨会上,获得理论家的一致好评与赞扬。特别是我们的论文集,大家认为这是在全国同级画院中少见的。
回忆往事如昨,弹指瞬间近40年了。兴奋、激动之余,冷静地思考,自我反省,感到有诸多不足与遗憾。虽然人早已退休,仍不敢懈怠,要不断地鞭策自己,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继续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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