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江西共大），是遵循毛泽东教育思想创办的半工半读新型学校。它自1958年创办至1980年改制，历时22年，为国家培养了22万余名相当于初等技校至大专毕业不等并能扎根农村的建设人才，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它还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并摸索了一套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经验。江西共大，这朵曾经享誉世界的教育“奇葩”，前后吸引了86个国家和地区的549批外宾，共计7496人来参观、采访，国内许多省、自治区也派人前来学习取经。
回顾它的不凡经历，其中倾注了多少共和国领袖们的情怀和心血啊！
毛泽东指示为“上不起学”的农民办学校，周恩来欣然题写校名
1958年3月，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离开了北京中南海中央警卫团下放到江西省，担任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两个月后，汪东兴利用回北京的机会去看望毛泽东，向主席汇报了江西的农业生产情况，汪说起有的地方办了农林技术学校，凡这样的地方，农业生产形势更好些。
毛泽东很有感触地发了一番议论，最后说：“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
同年6月，汪东兴回江西向邵式平省长汇报了与主席的谈话内容，邵当即表态：“你这个想法很好。”不久，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就作出决定以原江西南昌林校和各综合垦殖场为基础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总校和分校。接着又召开了有关领导会议，将这种新型学校定名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8月1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正式成立。当天，在设于南昌市郊的西山梅嶺共大总校以及井冈山、大茅山、武功山等30所分校同时举行了开学典礼。共大总校的开学典礼由副省长兼共大总校党委书记汪东兴主持，省委书记兼共大总校校长刘俊秀作了题为《为一座新型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诞生而欢呼》的报告。邵式平则参加了井冈山分校的开学典礼。当时总、分校共有学生1.1万名，工农及其子女占92.7%。一所“半工半读”的新型大学在江西这块老根据地诞生了。
1959年夏季，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汪东兴、邵式平等分别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汇报了共大创办一年来的情况。周恩来听了邵式平的工作汇报后十分满意，当即表示要题写“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名。
第二天傍晚，正在招待所门前休息的总校校长刘俊秀，巧遇也来此散步的周恩来。刘校长立刻迎上前去，总理却抢先说：“俊秀同志，邵大哥（即邵式平）说你兼任了共大总校校长，这很好嘛！我给你们共大题写了校名‘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把共产主义和劳动联结起来，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为农业培养一支科学技术队伍，这件事很重要。”刘俊秀就共大的特点作了补充汇报，总理指示：“共大总校重点培养农业科技骨干队伍，共大分校主要是培养一般农业技术人员，这样人数多，也来得快。”
1961年7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为江西共大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被称作《七三○指示》。毛泽东对汪东兴说：“你告诉江西共大的同志们，就说我向他们表示祝贺。”但毛泽东后来担心，此信一旦公开发表，全国各地都要派人去江西参观、学习、取经，江西要管吃、管住、管招待，这样势必影响学校正常的生产和教学，加重江西负担。于是吩咐这封信“请你送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传阅”，暂时不发表。
周恩来鼓励师生“把共大办好！”
周恩来十分理解毛泽东对江西共大倾注热情和支持。这次庐山会议刚结束，周恩来挤出时间，就近来到共大庐山分校考察。
9月17日这天，周恩来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庐山分校党委杨书记的陪同下，开车至庐山五老峰下的半山腰，路不好走，总理就下了车，徒步攀登，边走边看，眺望着师生们开垦出来的一块块平整的梯田和一片片绿油油的茶园，高兴地说：“生产基地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是既要学好专业科技知识，又要搞好劳动生产和科学实验。”
在视察共大生产基地后，总理径直向共大校舍走去。刚走近学生宿舍，就被一名学生认出，随着学生一声激动的“周总理”呼声，学校的师生一下子从四面八方跑过来，整个学校沸腾起来了。
周恩来鼓励大家说：“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把共大办好！”
第二天周恩来返回北京经南昌，他又在江西宾馆亲切接见了共大总校的10名师生代表。带队的是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黎超，陪同总理一起接见的还有罗瑞卿、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彭梦庾等中央和省市的领导同志。周恩来与大家一见面，就很兴奋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非常关心爱护共大，这次在庐山还特地给你们写了一封祝贺信。”师生代表们十分激动，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与师生代表的交流中，总理听出一位代表说话带上海口音，就主动上前拉着他的手说：“好儿女志在四方，你就留在江西建设老革命根据地，当一辈子江西老表怎么样？”这位代表没有半点迟疑，满怀激情地坚定地表示：“好！听党的话，请总理放心，一定为江西建设出力流汗作贡献，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四十年后，这位名叫王锦祥的上海籍代表回忆当年情景，仍十分动情，他撰文说：“我当年刚21岁才参加工作的小伙子，一眨眼工夫，现在已经年老退休。几十年来，我一直扎根在江西，扎根在这片红土地上，活到老，干到老，对于当时在总理面前许下的简单而庄重的承诺，我永远都无怨无悔。”
1961年夏，中央再次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谈到上海市每年有大量高、初中生不能继续升学，都采取动员到边疆去安家落户或直接下放到农村去的这个单一办法，他提议让江西共大每年都到上海来招收一部分知识青年到学校去。江西离上海较近，生活习惯和气候条件都比较容易适应，而且这些青年通过半工半读的阶段过渡再到社会就业要比直接下放好得多。
周恩来听了汇报觉得可行，就把邵式平、刘俊秀找来商量。“你们的共大办得好呀！主席很满意，全国都很有影响啊。”他先热情地赞扬了共大的成绩，接着就把上海市委的要求告诉他们，并指示：“你们共大可以到上海招收一些城市知识青年。”当时，现场就商定1961年秋共大可在上海招生1万名。结果这一年江西共大在上海共招收新生9476名，其中总校有979名，各分校共8497名。周恩来对于共大招生问题曾多次关心作指示。1965年秋，共大分别又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大中城市各招收250名新生。
召集农垦部等八个部委协商为“共大”排忧解难
1963年，江西自从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学校经过调整、压缩和整顿后，得到了初步的巩固提高，但共大仍然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难，感到一筹莫展。
10月初，学校忽然接到江西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要求学校迅速派人赴京，周恩来要直接听取学校情况汇报。真是及时雨啊，学校领导和师生无比兴奋，很快就决定派学校党委书记张宇晴、副校长黎超和教务处长章仲瑜三人赴京向总理汇报学校情况。
10月17日上午，中央办公厅派车将张宇晴等三人接进了中南海紫光阁。他们到后，只见谭震林副总理以及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农垦部、农业部、林业部、水电部、水产部等8个相关部门的副职领导也陆续来到这里参加会议，这是张宇晴等人万万没想到的，一所刚创办不久的学校竟引起中央如此重视，还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10时左右，步履匆匆的周恩来走进会场，到会的同志停止了谈笑，一下肃静下来。总理坐定就大声问，江西共大的同志来了没有？当他听到应声后，便匆匆寒暄几句就宣布开会。
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他先从公文包内取出文件说：“这是主席写给共大的一封信，我给大家读一读。”总理一边念读，不时停顿下来，阐述其内容，帮助大家领会主席的思想精神。读完后告诉大家：“这是主席1961年江西共大成立三周年校庆时写的，主席又为什么把它压下没公开出去呢？主席慎重考虑，江西是‘试办，怕公开出去又出现全国‘一窝蜂大办……”
接着，总理的话题转到共大的报告内容上来。据章仲瑜回忆：“我们靠近总理身边坐着，看见总理已在我们的报告上作了圈圈划划等记号。”总理一边翻看报告，一边问：“你们全校学生不是5万人吗，这里怎么只有4万多人？”张宇晴连忙解释并检讨：“原来实际人数没5万，只有4万6千人。下面的同志为了多领开办费（按学生人数下拨），就虚报了一些。”
总理一下子严肃起来：“啊，原来你们号称5万，实际没这么多。”停顿了一下，他又说：“这不能全怪下面，怪我们工作中官僚主义，有困难不解决，下面就多报。一定要实事求是，提倡说实话，有多大成绩就说多大成绩，有多少问题就说多少问题。”他接着又说，“你们的报告写得不错，有点辩证法。但是缺点说得太少，只写了10行……”
随后，周恩来就共大呈交的书面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逐一讨论解决。
周恩来一边听，一边不停地在报告上作记号，还不时地插话详细询问具体细节，就共大经费是否能自给的问题，总理说：“共大还是初级阶段嘛！现在只能要求学生学习生活费和生产工人的工资自给。”接着，他关切地问共大同志目前经费缺额多少，黎超便将共大所需的教职员工资、教学行政经费、基建和设备添置等经费一项项地当众汇报。总理听后，当即征求财政部副部长申平的意见：“我很少向你们开口，共大你们要支持，他们提出这个数字怎么样？”申副部长也爽快地回答：“总理指示，我们照办。”共大同志见此情景很感动，又提出让江西省里财政也分担一些，后来当场达成统一意见，解决了共大的经费困难。
次日，周恩来委托农垦部副部长江一真作为负责召集人，继续主持各部委讨论会，议定如何为共大解决实际问题。遵照总理的指示，会议形成《关于解决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些问题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下发。该文件涉及共大的经费、领导隶属、招生和毕业分配、师资以及教学设备等问题，为共大的巩固和发展解决了不少问题。
朱德多次视察鼓励，刘少奇频频赞赏推介
朱德委员长得知江西创办共大闯新路，也倾注了很大热情。1959年夏他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于7月27日抽身到南昌参观“江西省国营综合垦殖场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就展”。此时正值“共大”建校一周年，参观后他的题词是“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半工半读、又红又专的方针，发扬勤俭建国、勤俭办校、勤俭办垦殖场的精神，开发山区，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
1962年3月6日，朱德又偕同夫人康克清赴江西共大总校视察。之后还分别视察了大茅山、云山两分校。12日，朱德在大茅山分校的一排教室面前停住了，有个班级正在上课。他示意其他陪同人员在外安静地等着，自己则走进教室，不声不响地在一个空座位上坐下来，与学生们一道听了约30分钟。下课后，朱德连忙起身走过去与讲课老师握手，他对围拢来的学生们亲切地说：“你们要下苦功夫，把科学文化堡垒攻下来，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又红又专的人才。”3月18日，朱德等来到云山分校视察。他老人家兴致盎然地跑遍了校办工厂的每个车间。当他听说学校就地取材，利用野生植物酿出了几十吨品质优良的白兰地酒和杨梅酒时，又提出要去酒厂看看。学校领导汇报说：酿酒的原料都是师生们在山上采集来的野生植物的果实，如橡子、杨梅等，这些野生的果实，过去在山上自生自灭，白白地浪费掉了。现在利用它们来酿酒，就为国家節省了粮食，降低了成本。朱德十分赞赏，说“因陋就简，办得好”。
朱德偕同夫人还于1966年2月7日再次到共大总校视察。他当着陪同他的方志纯、刘俊秀等江西省委、省政府领导说：“你们的功劳不在乎培养了几万名学生，也不在于你们创造了多少财富，这当然是重要的。更主要的在于你们创造了经验，为社会主义教育闯出了一条道路……”并再次热情题词：“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理论与实际、脑力与体力、生产与教育相结合的新型学校……”
江西共大的创办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很快形成共识。1964年8月1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中央各部和北京市党员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在讲述关于两种劳动制度时，肯定了共大半工半读是好形式。8月7日，刘少奇又在湖北省关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有成绩的，江苏、广东的农业中学也是有成绩的。现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的，上海业余工人大学毕业的，天津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就要从他们当中调出来当教员。”新华社当日发表报道称“江西共大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成功范例。六年来为国家培养大批建设人才，创造大量物质财富，摸索了一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经验。”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相关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再次肯定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路走对了。”8月21日刘少奇在广西视察时的一次报告中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已经办了好几年了……你们可以组织去参观、学习吸取经验，回来试办。”
1964年12月20日，全国第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人大代表刘俊秀以江西共大总校校长的身份作《我们是怎样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发言。次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就下发了文件，肯定了江西共大这所新型学校，将毛泽东给江西共大写的一封信（即《七三○指示》）向全党全国公开。江西共大走向鼎盛，除一所总校外，曾创下108所分校的记录。
江西共大声名遐迩，举世瞩目。早在1960年5月，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共大云山分校考察采访。中央新闻纪录片电影制片厂到大茅山分校拍摄纪录片《大茅山的春天》。1964年10月，美国著名的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的陪同下到共大总校参观访问；1965年3月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著名编导、演员黄宗英、孙道临带领创作组全体人员深入共大总校和部分分校体验生活，其后编写拍摄纪录片《创出一条路》。
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江西共大也有新发展，并在国内外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参观考察各种团体络绎不绝，甚至还接受了联合国相关组织派遣的包括十几个国家组成的“农业乡村培训考察组”前来访问考察。1978年2月17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随着我国国情的变化和教育事业迅速发展，1980年11月，经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批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共大，作為我国特定时期所探索的一种办学形式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共大“奇葩”所显现的巨大成就和影响，及其独特的思想、理念、不畏艰难精神均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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