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朋

　　硬骨头的鲁迅没有丝毫奴颜媚骨，这是众口一词的公论。由之我想，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文化遗产，倘用一语来概括其思想之精髓，那便是：抗拒为奴。

　　自1907年倡言“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至1936年临终前奉劝“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可以说，鲁迅30年如一日地抗拒为奴，用他的“金不换”教育国人：万勿安于奴隶生活，更不可甘为奴才，而要做一个挺直脊梁的中国人！

　　抗拒为奴，是鲁迅基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清醒认识。在鲁迅眼里，有3000余年古文明的中华帝国，本质上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乱一治”循环往复，坐龙椅的主子虽不同，但亿万民众“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直到晚年，鲁迅仍固执己见，“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做了3000余年奴隶、牛马的中国人，倘不抗拒为奴，只会心安理得地苟活着，那么中国的命运就很可悲了。鲁迅为此而“大恐惧”。

　　时时留意解剖别人的鲁迅，同时也严于解剖自己。与劳苦大众相比，鲁迅的生活要优裕得多；但他明白，自己的奴隶地位、身份，并没有改变。他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辛亥之前，他是大清国的奴隶，而之后名义上已“共和”，却又做了国民党把持的党国之奴隶。没有人身、言论的自由，还因批评时弊而遭受围攻、通缉，明诛、暗杀。因此，他称自己的文章为“奴隶文章”，帮助出版“奴隶丛书”，译介东欧、苏俄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作品。他的呐喊、战斗，都是要结束这为奴的时代，去创造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鲁迅说自己的杂文，“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倘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并说这是“自己的老脾气”。“老脾气”，不正是一以贯之的抗拒为奴精神么？

　　最令人感动的，是鲁迅不讳言自己的毛病，即奴隶的劣根性。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中行、交行停止钞票兑现银，纸币贬值；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身上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因为贬值几乎要吃不上饭了，心里很恐慌。后来打探到有黑市，能以六折多兑换现银，他就“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待涨到七折时，他“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像这样一件生活琐事，原本是无可厚非的，谁也不想干吃亏嘛！鲁迅却由此引出“另一思想”：“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其自我反省之深刻，使我辈望尘莫及！诸如此类受奴役而不自知，反为自己得些便宜而高兴、“还万分喜欢”的事情，难道还少吗？国人的奴隶劣根性要改变、革除，会是漫长、艰难的过程吧！但安于为奴而不自觉，那就太可怕。鲁迅具备抗拒为奴的自我警觉，适见其人格之磊落和思想的伟大。

　　揭示国人为奴的历史与现实已属不易，而鲁迅的卓越，还在洞明国人为奴的制度和文化根源。奴隶及其奴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整套奴役制度和文化长期浸淫的产物。他说，“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他将这种奴役制度和文化的老根，一直刨到春秋战国时的《左传》：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最末等的“台”，不是再也没人可“臣”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以帝王为中心的王权宗法制度，就这样把男女老少统统纳入家国体制的架构中。它犹如一张天罗地网，将全体国人捆得死死的。上到一国之君、下至一家之主的大小主子，尽可作威作福。鲁迅的抗拒为奴思想，其批判锋芒指向罪恶的奴役制度及其儒家文化。不推倒奴役制度，不批倒奴役文化，国人要活出人样，要摆脱奴隶身份和奴性，是绝难办到的，他们只能长久地在“奴群”中沉沦。

　　精致巧妙的王权等级制度及其文化，每时每刻在催生着国人的双重人格、双重身份。如鲁迅所说，“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主与奴、狼性与羊性集于一身的国人，欺软怕硬，恃强凌弱，忽而为主，忽而为奴，变幻不定。高贵如年羹尧、和珅之类大将军、大学士，在雍正、乾隆帝面前，都一口一个自称“奴才”，不敢有不安分之心；而低贱如阿Q的穷光蛋、受气包，竟也能拿小尼姑、小D来寻开心。卑微的童养媳做了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一切以权势、身份而转移，有权有势时无法无天、无所不为，丧权失势则低三下四，奴性十足。鲁迅曾拿孙皓、赵佶做例子，说明国人普遍的心理定势。“作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鲁迅又用朱元璋为例指出，“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不是吗，游方僧出身的朱元璋本是典型的流民、流氓，但做了皇帝以后却明令禁止流民，不许百姓为活命而逃亡、乞讨，他“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厉）害”。一阔脸就变。朱元璋之类“革命者”，“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推翻奴役制度。历来的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换个新主子；而低层民众依旧是做奴隶，被奴役。统治的主子对付民众的办法，一手是酷刑、屠杀的暴力，一手则是残脑、洗脑的愚民。他们像“铁黑色的细腰蜂”，将一只只“小青虫”捉去，“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说道‘像我像我”——长时间的灌注“毒针”，即蒙蔽和欺骗，使民众头脑麻痹，丧失分辨能力，服服帖帖地做奴隶，或做奴才。于是，“太平盛世”来了！

　　但与主子欲把“基业”传之万世的梦想相左，受奴役的奴隶不会永远沉默，他们中不安分的要起来反抗、斗争，以至闹出山摇地动的革命。鲁迅倡导和参与的“革命文学”，便是抗拒为奴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对阿Q式的“群奴”，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对“卑劣无耻的奴才”，尤为不齿。特别是一些“叭儿狗”文人，鲁迅给予无情的讽刺、打击。他从乡下人偷挖雷峰塔砖谈及“奴才式的破坏”，为“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而痛心疾首；他对“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奴性也跟着加足”的政治流氓、文化流氓，掷出锐利的匕首、投枪。鲁迅则在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成为文学巨匠、民族英雄。

　　即便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内部，鲁迅也是非分明，绝不屈从于以权势压人者。他真诚地引毛泽东、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为同志、兄弟，同时又坚拒李立三等人的错误主张。而对“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周扬等文艺界领导者，鲁迅斥责其做派“无药可医”，是无用且有害的。晚年鲁迅拒绝做“奴隶总管”治下的奴隶，到死都秉持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他是彻底地抗拒为奴的思想家。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爱国主义在中国都很时髦。而鲁迅突破民族、党派偏见，把爱国主义的基准线定位于国民，定位于人的自由解放。当有些人大谈清朝的学术成就并引以为豪时，他则要“算账”：“大家十足做了250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拆穿了所谓文化爱国的把戏。在日本加紧侵华步伐，“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等爱国调子高扬之际，是鲁迅冷静地告诫国人：“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为好。”亡国奴不好，有国奴也不行。两者的区别，仅是多了个主子。鲁迅又说，“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这类“爱国贼”的崇奉国学、国粹，其实是献媚争宠的伎俩。鲁迅拒绝为奴、谋求人的解放的爱国主义，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民族魂”之鲁迅，拥有一个永不屈服的灵魂。他曾借古埃及奴隶的“冷然一笑”说，“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还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于这生活”。奴隶与奴才的界线，一目了然。

　　于今，中国人站起来了，不再为奴为婢。但帝国旧文明的残余犹存，腐败黑恶势力仍在侵吞国民血汗、蛀蚀共和国的基石；体制机制改革还任重道远，形形色色的等级、身份依附以及奴才的狗苟蝇营，不时浮现。所以，鲁迅抗拒为奴的思想精髓，不该遗忘。我确信鲁迅的话，“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