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廷华

　　王芸生原名德鹏。“芸生”这个名字是他1928年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王芸生说：“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于是便保留了这个名字。

　　贫苦发奋的少年

　　王芸生，1901年出生在天津一个贫苦人家，为了“改换门楣”，父母决定不再让王芸生像他两个哥哥那样碌碌无为，家里省吃俭用，供他上了4年私塾。后来，实在供不起他读书，13岁的王芸生到一家茶叶店去当学徒。白天来来去去给客人送茶，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读一些杂七杂八的古典小说。

　　一天，有个卖报的想用一份《天津白话午报》换一包茶叶末，掌柜的答应了。于是王芸生每天都能看到这张白话报。茶叶店陈掌柜和管账先生都很信任他，把每天赚的钱点清包好，叫王芸生送到银号。送钱的路上有个报栏，贴的是天津《益世报》。王芸生最爱看副刊上的小文章，看到喜爱处，就从怀里掏出一把修脚刀，把文章挖下来，日积月累收集了不少。时间一久，他发现这些文章有规律可循，感到自己也能写，于是萌生了给《益世报》投稿的念头。当时正值徐世昌当总统，段祺瑞做国务总理，报纸副刊上几乎天天都有讽刺他们的文章。王芸生深受触动，写了平生第一篇稿子寄给《益世报》，题目是《新新年致旧新年书》，署名“倦飞”。文章借旧去新来，讽劝徐世昌、段祺瑞不要恋栈，该下台了。三天后，此文居然在副刊“益智粽”上登了出来。

　　那时王芸生已经在茶叶店苦熬了三个年头，满师后每月可得三元钱的薪金。但充满幻想与激情的他，又重新燃起了上南开中学的愿望。他辞去了茶叶店的工作，投靠到已出嫁的大姐家。大姐每月花50个铜子给他订了一份《益世报》，一连几月，他足不出户守着报纸，每天写一篇甚至几篇稿子，天天都在投稿，竟没有一篇投中。大姐只得又托人介绍他到一家小布店里继续当学徒。苦难的学徒生活又开始了。夜晚，等到掌柜、老板娘都睡着了，他才悄悄地在炕桌上摆一只空肥皂箱子，点燃积攒起来的蜡烛头，浏览一些书籍。他常说：“这微弱的烛光是我在漫长黑夜中的一颗启明星，它给了我知识、希望和光明。”

　　王芸生从报刊上既读到了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也读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文章，并开始接触到外文。当他下定决心要学英文时，正巧上海《申报》登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招生的广告，他开始念函授英文，凭着刻苦劲儿，在不长时间里就能阅读一些英文书报。后来他就试着去给人家做翻译，渐渐的有了些收入，不过他的兴趣还是在办报纸上，机遇终于圆了他的梦。

　　博古引他入报界

　　1926年，王芸生从天津来到上海，在上海他结识了办报的博古（秦邦宪），当时他们住在一个亭子间里，博古文章写得好，且有革命激情。在博古介绍下，王芸生加入了共产党，并和几个共产党人一起办起《亦是》、《猛进》等周刊，还担任《和平日报》的编辑工作。用他的话说：“那一年的生活，大体说来，是轰轰烈烈的，终日所接触的都是热血蓬勃的人物，夜间则睡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1927年春节前因老母病重，王芸生回到天津，为《华北新闻》写社论。

　　当北伐军打进南京时，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派出军舰炮轰南京，引起程潜率领的第六军官兵奋起反抗。针对这一事件，王芸生在《华北新闻》的社论中声援第六军将士的正义行动。而《大公报》则发表文章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人与人如是，社会和平矣；国与国如是，世界和平矣……”第二天，即4月2日，《华北新闻》又发表了由王芸生执笔的社论《中国国民革命之根本观》，对《大公报》这篇社论进行反驳。文章写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对侵略者无所谓‘躬自厚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还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帝国主义的特权铲除净尽！”《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没有回应，但向人打听《华北新闻》社论的作者为谁，得知后，便传话王芸生，希望会晤。此次见面，却成就了两位终生师友的初晤。

　　1928年5月，王芸生出任《商报》总编辑。但因与老板在观点上有严重分歧，不得不辞职。他给《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写了求职信，张季鸾接信后，亲自登门接王芸生到《大公报》。从此王芸生的命运就与《大公报》连在一起了。

　　报人襟怀爱国情

　　1929年8月22日，王芸生正式进入《大公报》，他发现《大公报》不偏不倚的办报理念跟自己的理想不谋而合。

　　王芸生在《大公报》最初负责编地方新闻版，孔昭恺在《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回忆：“他（指王芸生）编的地方版颇不一般，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政府多所抨击，并以标题出之，标题有评论色彩，他常在这类标题下加个惊叹号，以加重语气，有时随写随念叨着说：‘给它来个棒槌！……当时河南当局对《大公报》地方新闻版最恼火，大概挨了王芸生的不少棒槌。”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张季鸾派王芸生协助汪松年编中日关系史料，后汪因年老、才力不及，推举他来主编。于是从1931年9月到1934年4月，王芸生往来于平津之间，奔走于各大图书馆，广泛搜集材料，走访历史界和外交界前辈，晚上伏案写作，常常通宵达旦。他每天写出一段，即在《大公报》上连载，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读来铿然有声。连载三年，受到广泛欢迎，许多学者和外交家把珍藏的材料寄给他。这便是后来结集出版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也因了这本书声名鹊起，擢升为编辑部主任，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之下。

　　1936年，《大公报》创办上海版，王芸生和张季鸾故地重聚，这让王感慨万千，此时的他“已不是一个一般的报人，而是身兼报人和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全国有影响的报人。“那时的朋友们，到现在已死的死，散的散，都为一个大时代尽过他们的责任了；屈指数来，也有不少的人们业已显达。我对于显达的人们毫不羡慕，而对于被时代巨浪吞噬了的朋友们，每一念及，辄不免心头滚烫，暗暗的落泪。”他把自己五年来写的三十几篇文章汇编成《芸生文存》第一卷，由上海大公报馆出版发行。第二年，他又在炮火硝烟中编了《芸生文存》第二卷（取名《由统一到抗战》）。

　　《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迁到重庆后，张季鸾的肺病日益严重，编务逐渐交给王芸生处理。张季鸾常对人说：“王芸生文章好，人品好，编辑业务交给他完全可以放心。”甫到重庆，王芸生收到国民政府聘他为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聘书。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打来电话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军委会还送来相当数目的薪水。王芸生立刻把聘书和薪水一起退了回去，张季鸾闻之，赞扬王芸生是执行《大公报》“四不”方针（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模范。王芸生自己也曾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

　　上世纪40年代有人这样评价王芸生：“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这也正是《大公报》的办报理念之所系。其实，给予《大公报》最高评价的恰恰是毛泽东。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泽东当场为《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

　　“反右”中躲过一劫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王芸生坚持“我有封建思想，决不出卖朋友”。当时全国三家仅存的党外报纸中，《文汇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徐铸成、储安平都已先后中箭落马，王芸生也在劫难逃。这些都是当时定下来的。是毛泽东的一句话，改变了王芸生的命运。

　　毛泽东说：“光明日报、文汇报的主编都打成右派了，大公报的王芸生就放他一马吧。”主席说这番话的时候，王芸生正在新闻协会做检查，忽然开来一辆轿车，把他接走，说是有要事相商。弄得王芸生一头雾水，心想能有什么要事呢？没想到轿车直接将他送回家，什么话也没说。

　　不把王芸生打成“右派”，是另有深意。作为一张不偏不倚的民间报纸，《大公报》的影响非常大。而要树立无产阶级的新闻观，就要把具有中间色彩的《大公报》批倒。谁来批？党内的人来批不合适，力度上也不够。最合适的人莫过于王芸生了。如果给王芸生戴上“右派”帽子，再由他批判《大公报》就会打折扣了。

　　就这样，在“反右”期间，王芸生没再过问《大公报》的编务工作，而静下心来对《大公报》的历史和各时期的言论作了一次系统的清理。他对《大公报》猛泼污水，大扣帽子，横加指责。现在看来有点过分自贬，不够客观，但还是为后人研究《大公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资料。

　　1980年5月30日，王芸生黯然逝世。离世前他悔恨自己参加了那场对《大公报》的“围剿”，尤其涉及对前任总编张季鸾的评价。他痛苦地说：“对季鸾，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他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大公报实际上是由我来盖棺定论，把他埋葬了。”

　　这个在生命尽头认定自己留下“白卷”的人，曾用他手里那支“仰扶轮”之笔，影响过中国整整一个时代。（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