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斌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月，人民公社的礼堂就是至高的精神殿堂。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事都在礼堂里演绎与传播。我的童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恰逢人民公社的鼎盛时期。我家与大队礼堂毗邻而居，礼堂成了我童年最主要的活动、玩耍场所。礼堂是民间的文化阵地，除了浓厚的时代政治色彩，应当说是乡村的文化策源地，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们的美学启蒙之地。

　　赣西山乡莲花县，有个小小的县城，一条接近狭长椭圆形的环形公路，将县城街道串联在一起。县城所在地的公社叫琴水公社。琴水公社最初设在一户地主家大宅子里，与我家相距不到二百米。公社下辖五一、五四、七一、八一四个生产大队。我家住县城南门的五一村，祖母和大姐是大队社员。五十年代，搞合作社的时候，我家以三亩地、几块苎麻地、一头耕牛和成套的农具加入了合作社。后来，合作社演变成生产大队。我家入社的财产，无疑已经公有化了。大队下面，还设小队。我家编在五一大队第六生产小队。虽然我家其他人是商品粮户口，但我们姐弟和一般的农村孩子并无区别。我也会和其他孩子一样，扯猪草、拾野粪、放牛、莳田……甚至还担任过乡规民约的临时“照约人”。当然，我毕竟是个学生，我得读书，只在早晨和傍晚时分帮助家人干些农活。由此，在我的意识里，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农村孩子。尤其是，五一大队的大礼堂就在我家隔壁，这就有了某种归属感。五一礼堂是全大队最高大最宽敞的建筑物，前为厅，左右各一间厢房，进去就是几百平方米的大堂，大堂的两边开有双开的侧门。礼堂的最上端为主席台，是个戏台子。左右也是各一间房子。大堂的入口旁有板梯，通往二层的木阁楼。礼堂的左侧，还有一排附属建筑，是单边的房间，大约有十来间。

　　大礼堂的四面墙壁粉刷了一块块方形的白粉，以工整的楷书书写毛主席语录。礼堂的外墙，更是刷上了赭色的大标语，一个字就有人那么高，诸如“农业学大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这些标语和语录大多是大队里的书法能手李小虎书写的，这几乎成了我学书法的范本。也许是礼堂里墙壁不够，就连我家的厅堂也刷上了四块白粉，李小虎以红漆留下了他的楷书“杰作”。内容当然都是大家几乎可以背诵出来的毛主席语录。那字体，接近颜楷。颜真卿的楷书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只知道，那字写得丰满有筋骨，非常好看。我也学着用墨汁在自家的墙上涂鸦，还好我身高不够，只写了墙壁的下半部分。在学校里教书的爸爸回来了，严厉地责问我：“为什么在墙上写字，洗掉！”

　　我打了一盆水，以抹布将墨字全部清洗干净，像是在毁灭证据。还好是刚写上去的，墨汁未干，清洗容易。爸爸见我爱写毛笔字，就开始教我学书法。每天早晨，我搬出一张分配来的地主家的椅子做书桌，端坐在矮凳子上，认认真真地练字。祖母虽然不识字，但时常鼓励我说“字无百日工”，意思是练字要持之以恒。后来，祖母还带着我去拜访了队里的一位书法先生李大成。李先生年过古稀，拼了老命学骑自行车，结果摔得腿骨骨折。他拄着拐杖，当场给我示范书法用笔。他说，他的字主要受钱南园的影响。钱南园是清末学颜体最好的一位书法家。他指着他的字说：“你看，这个字就是典型的钱体。”那天，我穿件白背心，上面还破了几个小洞，没有穿外衣。李先生说，书法就是一件得体的外衣，就像你，不穿外衣就不雅观。最后，李先生写了张“书山有路勤为径”条幅赠送给我，勉励我要好好学习。现在我能够参与书法圈子的活动，像个文化人，想起来，是大队礼堂墙壁上毛主席语录，给了我最初的书法启蒙。

　　那时候的礼堂还是个陈列室，时常陈列一些反映旧社会贫下中农受压迫的场景。满墙壁贴上了黑白的线描画，类似于连环画。画的下端则以文字加以说明。我刚读初小，识字不多，感兴趣的自然是那些画。在孩童的眼里，那些画，几乎是惟妙惟肖的经典。图文展示之外，五一礼堂还塑有与真人一样高大的泥人。一个为地主家挑水的妇女，一只手扶着扁担，另一只手还牵着个小孩。头部、手脚是泥塑彩绘的，而身子用钢筋支撑扎了稻草穿上衣服，那扁担与水桶是真的。据介绍，这位挑水的妇女是个长工。地主婆有意刁难她，一担水只要前面的那一桶，后面的一桶倒掉，说是长工放了屁在里面。另一间房子里也有塑像，地主坐在桌前拨打算盘，气势汹汹地面对着还粮的雇农。那神态，就像是活的，让人如临其境。时间长了，那些塑像坏了，大队社员居然将那人物的头部取下来，插在稻子堆里，吓老鼠。

　　办食堂的时候，我家刚建了新房，厅堂面积较大，大队就在我家办食堂。后来，食堂停办了，但曾经在我家办食堂的痕迹还在。廊下墙壁上的壁画就是明证。一个戴着帽子的炊事员满脸笑容地面对刚揭开的热气腾腾的蒸笼，正在用夹子夹包子。那是用墨汁绘在青砖墙上的，加上有些时间了，很有古意。我时常凝神观赏。

　　五一礼堂陈列的绘画、塑像为我打开了美术的门窗，成了我描摹的对象。一有时间，我就在纸上画画。画线描，也画一些类似黑白木刻的图样。小学一年级，上第一堂美术课，老师在黑板上画了只老虎。老师画，我跟着在图画本上画。老师画完了我也画完了。线条一次成功，不用橡皮擦，不用修改。老师见了，觉得奇怪，当场拿着我的图画本，在课堂上示范，夸奖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照毕业照，美术老师特意和我站在一起，说：“和未来的画家挤一块。”虽然，我没能成为画家，但是，美术就像一枚种子，播在我的心田。至今，我依然爱好写写画画，这无疑是大队礼堂陈列的美术作品给我的影响。

　　礼堂最热闹的时分，当然是唱大戏。五一大队活跃着一群文艺积极分子。我惊异于他们的无师自通，似乎天生就是做演员的料。他们正当青春，也有个别上了岁数的，反正都是我认识的，而且李姓居多，有的还是我本家的叔叔。大队礼堂的戏台就是排练的场所。只要一听到锣鼓响，我就循声而去，看他们排练，可以消磨大半天的时间。那戏，有样板戏的风格，也有民间三角班的调子，有人将之归纳为赣西采茶戏。有唱有白，有舞蹈，有台步，有文戏有武戏，龙腾凤翔，袖舞成风。小小的木板戏台，连着大千世界，连着风云变幻的大革命时代。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伙子在戏台上的劈腿动作，“啪”的一声，小伙子腾空而起，在空中打个一字马，手恰好拍在那白色运动鞋上。那动作、姿势，潇洒，刚劲，很有英雄气概，令人叹为观止，也令我钦佩不已。表现喜庆氛围时，演员们就扭秧歌，一群大小伙子有些夸张地扭屁股，那秧歌扭得自然别有一番趣味。排练的时候，是不扮装的，脚上的解放鞋、运动鞋，还有自制的布鞋，将戏台踩得咚咚响，灰尘弥漫。此时，往往没有伴奏，就由导演嘴巴子打节奏，咚嗒咚嗒咚咚嗒。这似乎更有原生态的意味。

　　一般排练大半个月就开始正式演出了，演出选择在晚上。那时候，社员家是点煤油灯照明。而我家隔壁的大礼堂则灯火通明，百瓦的大灯泡，照得戏台上亮如白昼。大队社员三五成群，自带长条凳子去看戏。那情景就像过年过节一样喜闹。五一大队排练的节目，给我记忆最深的是九场京剧《杜鹃山》。说是京剧，在大队剧团的排演下，更接近采茶戏，有些湖南花鼓戏的味道。《杜鹃山》讲的是湘赣边界农民自卫军在党代表柯湘的带领下，与地主武装斗争的故事。正面人物都是浓眉大眼，脸上用红纸擦得非常红亮。反面人物，则都贼眉鼠眼，脸色苍白，带点青色。农民自卫军负责人雷刚下山救母，中了敌人的圈套，被捕入狱。演雷刚的演员，身体魁梧，方眼大面，皮肤赭黑，他有个外号叫“铁脑壳”，真的像是铁打的。只见他戴着手链脚链，一步步横着步子在舞台上走着。党代表柯湘带领农民自卫军来营救雷刚。雷刚借机用力搬起地上的一颗大石头（那是布袋里装些破烂涂上油漆仿造的石头），砸向敌人。舞台上敌我双方展开了白刃战。那刀往敌人腋下一插，敌人夹住，表示中了刀。敌人踉踉跄跄从旁边的小门出去，就表示结果了一个敌人。雷刚得救后，依然用地上的石头砸开手链和脚链。戏的最后，当然是红旗招展，插上了井冈山。背景是放幻灯片，倒也可以时常变化，营造氛围。伴奏的，就在戏台旁边的幕布后面，锣鼓钹、二胡京胡，还有檀板。鼓乐一奏，热闹非凡。

　　除了《杜鹃山》《红灯记》《沙家浜》等全国流行的样板大戏外，大队剧团还自编自演一些地方剧目。如《血沃杜鹃红》《红缨一枝枪》，都是讲井冈山、湘赣苏区的革命斗争故事，与《杜鹃山》大致相近。

　　令人激动的时刻，是大队剧团参加县里的调演比赛。从全县各个大队的剧团挑选了一批节目，在南门广场上演出。那是个露天的大沙洲，而戏台高大宽敞，是全县最气派的。广场四周耸立四块有房子高的语录牌，上面的字都是水泥做的，刷上了油漆。调皮而大胆的小孩子从侧向踩着那些字，爬上高高的语录牌，坐在上面看戏。我胆子小，也爬不上去，只能席地而坐，坐在沙洲的草地上，眼睛盯着戏台不放，生怕闪过了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细节。这时候，我才知道，演员的白头发是扑了粉的，长瓣子也是接上去的，而缺牙是贴上了黑纸。蚊子就在裸露的手脚上叮，啪啪一拍就是了，戏是看得津津有味。《红灯记》有句台词“磨剪子哟戗菜刀”，成了我儿时的口头禅。散戏时分，意犹未尽，回家一路上与小伙伴们聊戏里的故事，学做戏里的动作，调跑得老远地唱戏文。

　　那时候，戏不仅在礼堂、广场上演，也上田间地头演。打禾了，田里割出了空旷的土地。社员们在辛勤地收割打禾，这边演员们就在空地上演出。平时在礼堂里排练或是演出，那几乎有点优雅的味道，而烈日当空，在田野上演出，汗水冲洗得脸上的红粉斑驳陆离，惨不忍睹。当然，演员的劲头十足。红旗是要插的，还有以两根竹竿挑起的横幅标语也是要的。戏台上开幕布关幕布的环节是减了，其他则还是尽量做到和戏台上一样。打禾的社员其实是没有多少时间观赏节目的，但演员还是劲儿十足地表演。劳作的社员与表演的社员，在戏里戏外更精彩的是语言的交流。打一字马的，社员戏说：“别扭了胯，老婆会骂的。”和女演员有些亲近动作的，就说：“哎呀呀，是胆大，回家老婆要扯耳朵！”一句插科打诨，引爆的笑声在田野上回荡。打禾休息时分，演员们就像打了鸡血，愈加使出浑身解数。很多时候，那戏是演给蓝天，演给大地，也演给那些正在收割的庄稼的。这是社员对于这块养育他们的土地的虔诚致意。

　　那时候，我家的厅堂挂有一只方形喇叭，喇叭里除了播放时政新闻，也有文艺节目。我们最盼望最喜爱的无疑就是收听大队剧团表演的戏剧。那戏，就是我的老师，它教我，有些时候，尽可以点到为止，尽可以删繁就简，尽可以意在言外。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听着这样的童谣，我无限感慨。几十年过去了，那种大队剧团社员演出的土得掉渣、令人捧腹的大戏，早就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而戏里戏外的人生，还在生动演绎。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