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江叔叔是我的表姐夫。我父母青少年时期在南通地区颇有名气，抗日战争时期，前前后后动员出来参加革命的亲朋故旧难以数计，其中有不少是近亲远属，后来做了大官的并不少，再后来发了大财的也不少。我们弄不清这么复杂的事，一概以伯伯叔叔阿姨尊称之。依稀记得有些来往频密，经常一起相聚玩儿，有些来往不多。储江叔叔不算来往多的，他不是南通老乡，不是我父亲“带”出来的，只是他娶的俞崇正（苏峰）阿姨，按辈份是我的表姐。一表三千里，我不清楚这个表亲到底是远还是近。
直到1965年，我父亲已经逝世了近两年。储家老大小平去当兵，路过上海，还专门通知我到火车站去送行。这大概是表示“人虽逝，亲尚存”吧，储江叔叔听说我的顽劣种种，说了一句：男孩子顽皮点好，当兵会有大出息。这让我陡生敬意，似乎吃了一剂精神大补药。从此对他印象深刻。
都说储江叔叔犟，我领教他的犟，是在文革中。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刚刮过不久。我和哥们鼎鼎去苏州看他。他已经被扫地出门，被赶到一间像小仓库样的房间里。苏峰阿姨看到我，甚是欢喜，说：“你来了就好，你储江叔叔和造反派顶牛，检讨过不了关，昨天被打得满脸是血，从台上打到台下。你来了，帮他改改检讨，只要不再挨打就好。”我安慰她说，写检讨是我的强项，刚刚在上海协助几位老伯伯写过检讨，可谓驾轻就熟。糊弄糊弄造反派，还是没问题的。
苏峰阿姨炒了一些瓜子花生，去给红卫兵看守。半夜里储江叔叔被“准假”，早上七点半回牛棚。时间紧迫，趁着储江叔叔擦身的机会，我隔着布帘问情况。这一问才知道他被斗了几个月，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是走资派，写的检讨只有不满一页纸，只承认犯了自由主义和阶级斗争观点不强的错误。对“打倒苏州最大走资派储江”的口号，他不肯附和，反而强辩说：“我不是走资派，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我都没见过，怎么走？我是好干部，至少是比较好的干部。”批斗会的组织者说不过他，只有暴力升级。
我劝他说，现在上海的老干部，几乎没有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的，尤其是当一把手的。走资派就是最轻的罪名，只要不和叛徒特务沾边就行。连这个都不承认，怎么能过关呢？
他说自己农民出身，参加革命前在家里只晓得耕读，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确实没见过，怎么能瞎讲呢？
当时我刚协助一个比储江叔叔资格老得多的老伯伯写检讨，就拿这个老伯伯的话来劝他。写检讨前，这个伯伯交待我说：“很简单，党内9次路线斗争，都是毛主席对，我错。就行了。既然打走资派这么重点，我就当那个走资派好了。具体的事例，尽量少说，不得不说的，说得含糊点。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明白么？”我不明白，总有和毛主席一致的时候，大家都正确的时候么，不然天下怎么能打下来呢。老伯伯说：“你傻呀，你以为这是给毛主席看的吗？这是哄哄造反派的，他们不懂党史，没道理可讲。目前只要过关就行，过不了关少挨几场斗也行，敌强我弱时，不可硬碰硬，要懂得保存自己。你写完了，直接交给造反派就行，我就不看了。看自己骂自己，总是难过的。将来人家问起来，我就说是俞小黑子替我写的，我没看过。”
这个办法不是蛮好么？没想到储江叔叔脸色突然难看起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承认了，下面的领导干部怎么办？不全成走资派了吗？苏州是苏南最大的专区，管着8个县、几百个公社，有的公社全靠水路，风浪大时，个把月交通断绝是常事。我在城里，也挨打，总不见会被打死。那种地方，打死人几个月都没人知道。这不是把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往火坑里送么？不行，绝不行！”
他检讨里，有两处介绍情况时提到“江渭清同志”。我说：“你干嘛还称江伯伯为同志呢，人民日报社论已经说他是江苏最大走资派了，你这么说不是明显惹怒造反派么，给自己戴反对中央的帽子么？你不肯称他为走资派，至少把‘同志拿掉吧。”和储江叔叔磨了许久，他就是不肯。说多了，他又烦了，还是那句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不管是谁说的。我搞组织工作几十年，对一个人是不是自己的同志，决不能含糊。搞错了，人家苦头吃足，还得平反，还得实事求是。江政委（他们那一代人对江渭清习惯性的尊称）是我的上级，我想保他也保不了。我和他也没什么私人来往，但他的工作，我们都是看到的，没有看到他走资本主义，不能瞎说。”
都快天亮了，他的检讨书还没改。他和颜悦色地对我说：“看守我的红卫兵，想和你们交流一下，明天你们去我的牛棚参观一下，如何？”我知道他是要结束谈话了，只好在他的检讨书上加了两句无关紧要的话。他倒头便睡。我醒来时，他已经自己回牛棚去了。我想他就这种态度，如何能过关呢？
到了夏秋之交，我再赴苏州。储江叔叔已经被罚到太湖边劳改去了。正是他说的那种交通闭塞的地方。
再见到他，已经是5年后。5年里，我在北大荒经风雨、见世面，挨斗、劳改、变相住牛棚，一个都没少，俨然走资派待遇。1972年夏，终于解脱，回乡探亲。
我到中山东路307招待所去看储江叔叔。他在学习班里，被管得很严，只能在传达室见我。传达室里人来人往，他见到我就开心：“听说你在北大荒吃了不少苦，看样子还不错么，不过就是瘦了点。”然后就算起老账来：“我说江政委不是走资派么，他马上也要安排工作了。”又说：“前天许（世友）司令来给我们做报告，说今年粮食大丰收，会达到多少多少万斤。我忍不住说，这些年被拖来拖去游斗，田里的情况清楚得很，今年会丰收，但从苏州地区的情况看，没有那么多。”他一点也不顾及传达室里别人的脸色，我忙打岔说：“许大叔可是暴脾气，干嘛跟他顶真呢？他说多少就多少呗。”储江叔叔说：“那可不行，粮食产量千万不可高估，高估是要饿死人的，这个教训很惨痛！是多少就是多少，一点也不能马虎含糊。”他直率如此，我自然也没什么顾忌，发了一堆牢骚，还说这样搞下去，社会主义没希望。他很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牢骚，也不评论，视招待所的传达室如无人之境。
过了些时日，他叫我到苏州去。苏峰阿姨说，她和几位老战友商量了，我们父母都不在了，就由她和储江为我们办婚事。正好储江要去淮阴上任，我们小夫妻俩就和他们老夫妻俩一部吉普车，一路开到淮阴，算是旅行结婚吧。
路上经过江阴华西大队，吴仁宝站在田头等着，两人没有客套，就讨论起江阴尤其是华西的生产情况来。吴仁宝说完了，打招呼说：“我田里还有点活没干完，派个女孩儿陪你们四处看看。”那时的华西，已经家家都住小楼，院子里统一种的玫瑰，芳香四溢。村子里的路边地头，种的也是玫瑰，一片片，一簇簇，摇曳多姿。我奇怪一个农村种这么多花干什么？那女孩儿介绍说，这花儿专门有人收购的，是做玫瑰油的原料。村里规定，不可私人采摘，连小孩子们都不会去摘一朵呢。走着走着，走到几幢大房子前，铁将军把着门。一个小伙子拿钥匙开了门，里面俨然就是个车间，车钳铣刨，一应俱全，几间房子串连起来，便是一条流水线。储江叔叔问：怎么不开工呢？女孩儿说：晚上开工，现在工人都在睡觉呢。上面动不动割资本主义尾巴，太麻烦，干脆白天在田里干社会主义，晚上在车间干赚钱的主义。储江叔叔问：销路好么？答：供不应求。储江叔叔听了很感慨，说：告诉老吴，社会主义有需求，就是社会主义么！咱也不卖给帝国主义。大胆干！我看着一箱箱码放整齐的标准件，问：“我们北大荒，一颗螺栓都用了十好几年了，还在用。常常农忙时因为几颗螺栓，一台拖拉机就趴窝了，以后你这标准件能不能卖几箱给我们？”女孩儿笑着答：“你跟储书记来的，就是自己人，要买多少咱都有，若是别的人，别说买，看都不让他们看呀！”到了吃中饭时，吴仁宝又到了，陪着储江叔叔，两人喝着小酒，拉着家常，一家人似的。吃好了，我们上了车，还没开动，吴仁宝招招手算是道别，就去忙去了。我看储江叔叔，他已闭目养神，很自在的样子。
这一路走过南通、镇江、扬州，到淮阴，沿途都是刚刚“解放”出来重新上任的老干部，我记得的有王一香、戴为然、韩培信、胡宏等，聚在一起吃饭是免不了的，说是替我们小夫妻办喜酒，谈的都是今后的形势和工作。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嘻嘻哈哈，好像从来没有挨斗过。
这次南北之行，被当时的中组部长郭玉峰斥之为“江苏走资派大串连”，受到追查。储江叔叔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我从来没听他说起过。华西大队也没听他提起过。他只是让我自己听、自己看、自己想。
后来我从事地方党史的征集工作，才知在江苏改革开放时期名震全国的乡镇企业，源自于无锡苏州1958年前后的社队工业，那时的苏州地委管辖着现在苏州无锡的农村地区，储江叔叔正是地委书记。难怪他和吴仁宝那么熟。
到了淮阴，我即到淮安去拜见岳父母。岳父是水利专家、下放干部，一到乡下便被当作宝贝，请出山修渠架桥，忙得成年累月不着家，岳母是小学教师，被打成地主婆，从南京扫地出门。农村里一个“地主婆”的境遇可想而知。我虽不服，也没有什么办法。便向储江叔叔大发一顿牢骚：地主婆的丈夫不是地主，是专家，天下哪有这样的奇怪事？储江叔叔只是听着，说了句“我在苏州时，就认识你岳父，他帮我们修过太湖水利”，就不说话了。倒是苏峰阿姨说：“你岳母是南京打成‘地主婆的，在淮阴怎么解决呢？难啊！”我看确实是没办法了，也只好作罢，心里想不知岳母大人苦头要吃到什么时候。
1973年的春节还没过完，我正领着一班装卸工在冰天雪地中装火车皮，忽然收到家书。岳母告诉我：储江叔叔带着自家的孩子们，年初二踏着薄雪到我岳父母农村的家里拜年。我知道那里是不通汽车的，到了朱桥镇就只能步行了。储江叔叔春节慰问南京下放的水利专家们，专门到了我岳母家，对围过来的干部们大声说：“我这是来走亲家的，你们不知道吧，这是我的亲家啊……”不用说，我岳母后来4年在农村的境遇，得到极大的改善。
1979年夏，我忘了什么事和苏峰阿姨赌气，大半年没见过储江叔叔了。我去无锡太湖参加了一个江苏省青年作者会议，发了一通议论。会还没有结束，我就去了上海完成组稿任务。忙了两天，忽闻夏征农伯伯召见。夏伯伯见到我，说：“把你们江苏召开太湖会议的情况说说。”我尽我所知的说了。夏伯伯听完，说：“没什么问题啊……你的发言、提出的问题是对的，算不上多尖锐，普遍存在么。现在能指出问题的人很多，能解决问题的人太少，要解决问题，一是要实干，二是要理论。你要加强理论学习和研究，说话才能更有分量。”我从夏伯伯那里出来，只是纳闷夏伯伯消息怎么这么快，江苏作协在太湖开了个不怎么起眼的会，还没散会呢，他在上海就知道了。
没想到这么个会成了大事情。
出版局的领导高斯、鲁光分别召见我。我在出版社工作期间，他们对我从来都是批评为主。这次两位领导又是肯定我的工作又是热情鼓励，不知是怎么回事。
等到传达“上面”的精神，我才知道太湖那个会上，一位作协领导的讲话，被当作自由化的典型上报，而我的发言，也被认为比那个讲话“更加反动”进入挨批判之列。
省里很快就召开了文艺界的动员大会，省委书记许家屯在报告中火药味十足地点名批评了省作协领导的自由化错误，不点名批评了我和一些朋友“更加反动”的言论。散会了，我灰头土脸地走出会场，意外地看见苏峰阿姨站在那里东张西望，像是在找什么人。我想远远地绕过去，没想到她却对我笑着招手，让我过去。她拉着我的手，就站在这大门口，每看到一个她熟悉的人，就指着我不厌其烦地介绍说：“你们不知道吧，这是我的表弟……”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苏峰阿姨公开我们的表亲关系，弄得我又是尴尬又是感动。总算是参会的人都走完了，苏峰阿姨不由分说地扯住我说：“跟我回家！”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要去骑自行车，她却把我拉回会场的院子里，储江叔叔坐在车里一直等着呢。在他家里，我也没多少话好说，储江叔叔好像也没多少话好问。最后他说：“夏老师（他们那一代对夏征农的尊称）说没有问题，那就是没有问题，他是我们的理论家，他让你加强学习和研究，你就加强吧……吃饭吃饭！”说着，他站起来就向饭厅走去。
这场风波持续了两三个月，这些天我几乎天天到他家吃晚饭。我其实是很不情愿去蹭饭的，但是如果一两天不去就会被问起，好像生怕我再出什么事情似的。这场风波因耀邦同志果断下令而停止。这段时间中，储江叔叔并不总和家人一起吃晚饭，那正是他职务最多、工作最忙的时期。他在那一个非常时期，担任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和南京警备区第一政委，后又兼任省纪委第一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常常是家里人早就吃完了，他才回来，一回来便坐在桌边，等着饭热一热，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有一次他汗津津回来了，说是先洗把澡再吃，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挤了一下午公共汽车，一身汗。坐一下午公共汽车，上哪去了？我们都很好奇。储江叔叔说，没上哪去，就是从市委门口，上车，先挤到火车站，再从火车站到夫子庙，再到下关码头……他感慨说：在下关，肚子饿了，想吃碗馄饨垫垫饥，转了好长时间，只有一家很小的店，还排着长队。怪不得许多工人群众反映，早上上班，来不及做早饭，又买不到，只好饿到中午。下关这样的水陆大码头，竟然只有一家小吃店……不久，南京市便下发了文件，动员各有关方面一起努力，一下子增设了两三百家早点店、小吃店。
吃完晚饭，是他的第二办公时间。来访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来谈工作的有之，来述战友情的有之，更多的是来申冤要求落实政策的。有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也有受各种冤屈的老百姓。他家并没有配警卫员，有时秘书小韩来陪他，有时小韩不在，我便业余做了门卫，开门关门。客人来了，楼上若没有别的客人，就送上楼去，有，便陪着在楼下等着，一拨一拨送上去，一拨一拨送出门。储江叔叔从没有交待过什么样的客人不想见，我也便统统迎进门来。那段时期，我在他家门口，见识过各类官员，也见识过各色人等。真是一个小社会，满满的多少人生悲喜剧。
他不仅常常去挤公共汽车，还主动去群众聚集的地方。在震惊全国的南京事件中，他出现在梅园新村；南京文革中的下放户代表聚集要求回城，他去看望他们；南京知青们的家长希望子女们能够尽快回城，要见市委领导，他欣然前往。他身边只跟一个秘书韩杰，有关单位担心安全问题，准备派一些警卫人员随行，他拒绝了。他说：“我也是知青家长，我家里孩子好几个是知青，我和他们是一样的心情。”虽然他一口宜兴普通话不太容易听得懂，但是他到家长们中去，被群众簇拥着，静静地倾听着他们的诉求，告诉他们市委解决问题的决心和目前面临的现实困难，家长们信任他，信任市委，体谅市委。南京是较早较快也较顺利解决下放户和知青返城的省会城市，这是因为储江叔叔斩钉截铁地向市民承诺要全部解决每个下放户和知青家庭的问题，毫不含糊，给群众吃了定心丸。
储江叔叔喜欢读中央文件，有一次我正上班，韩杰通知我单位，说储书记让我马上到他家去一下，立刻！我把自行车骑得飞快，想不知有什么大事？进到家里，才知道他得了重感冒，连续发烧几天了，正躺在床上，见到我，二话不说让我坐下：“中央有一份重要文件，我读给你听听。”就嘶哑着嗓子读起来。原来是黄克诚对毛泽东评价的讲话。读了一段，他忍不住停下来感慨了一句：“你听听，说得多好！”我担心他的身体，忙说，我也不是不识字，自己看好了。他还不放心，嘱咐我晚上就在家里吃饭，就坐在这里，好好读几遍，文件很长，要耐心读！一会儿，他就睡着了。我老老实实读了好几遍，直读到暮色深沉。回家的路上，想得很多。
储江叔叔给人的印象是一本正经，甚至有点刻板。但就是这个看起来有点刻板的南京市委书记，建起了全国第一个全资借贷境外资金建设的国营五星级酒店；全国第一条高等级公路宁六公路通车了；全国第一所职业大学金陵职大开学了；卡住长江大桥脖子的城西干道打通了；过往市委曾经都十分期盼规划过的秦淮河疏浚和秦淮新河开挖工程一刻不停地向前掘进……他在中央文件中总能读出江苏省委、江苏省人大、南京市委的工作目标，总能读出江苏人民、南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并为此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他接手的南京市，是一个被十年动乱糟蹋的很穷的城市，社会矛盾也很突出，开个小吃店都要市委市政府开协调会，更不用说上马大工程有多困难了。然而，一个一个大工程接二连三地竣工了。仅就金陵饭店来说吧，一开始中央只批准南京市建一所普通的招待所，可以想见：从一个招待所到一个国际水平的金陵饭店，中间的沟沟坎坎何其多！金陵饭店开张不久，就定时向市民开放，按储江叔叔的说法，是要让南京市民都能领略一下改革开放的风采。这也是现在南京高楼大厦虽然很多，南京市民却对金陵饭店情有独钟的原因。
储江叔叔退出领导岗位后，省委又请他担任关心下一代协会、新四军研究会的会长，省委宣传部请他主持江苏《群英谱》的编写出版工作。他每天到这三个地方听汇报，确定方案，组织活动，风雨无阻，似乎和过去忙得没什么两样。因为新四军研究会与我的单位同楼办公，得以经常见到他。他仍是一开口就是工作，从不和我扯闲篇。我快58岁了，已经在为退休生活做打算了，省委突然调整了我的职务。省委找我去谈工作时，特意强调，老同志们对我期望很高，嘱咐我不要辜负他们。分管我们单位的冯敏刚书记向我布置任务，特意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们和冯书记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他坦诚相待、体恤下情、说话随和的作风深受我们的敬重。我开玩笑说：我之所以没出息，干了二十多年了从没有想过转正，是因为我从上中学时就有失眠症，吃了一辈子安眠药。有时会钻空子补个懒觉。如今转正了，还能睡懒觉么？没想到本来笑眯眯的冯书记立刻严肃起来，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回到办公室，储江叔叔已经等着了。他问我，省委找我去谈什么了？我把和冯书记开玩笑的事情说了，他看了我一眼，说：冯书记说得对！站起来就走了。我想起正事还没说呢，怎么就走了呢。第二天我去上班，顺道去另一个单位递了份报告，到了我办公室门口，就看到储江叔叔站在那里等着。我开门请他进去坐坐，他表示不必了，指指手表，说：“你迟到半小时了。”就走了。
1977年我从北大荒回到南京，储江叔叔已经戒烟了。我因为总是戒不掉，常常羡慕地赞扬他：意志坚定、有毅力，说戒就戒。有一次也许把他说烦了，他突然打断我，说：“跟意志没关系，跟毅力也没关系，我调到南京工作，发现省城比苏州淮阴生活水平高，20多年没涨工资了，5个孩子都没结婚，总要有点准备，香烟又涨价了，我怎么算别的方面也省不下来了，戒烟！戒烟是因为吃不起了嘛！”
这就是当年的中央委员、南京市委书记，这就是我的表姐夫储江叔叔。
（责任编辑：顾鸿）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