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锋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北平受到这一消息的强烈震撼。这座古老的城市，当时处在日军最直接的威胁之下，已是朝不保夕。《东方快报》用大字标题头条刊出“抗日救国，举行兵谏，以息内战”，连续刊出三天，成为陕西之外，国内唯一敢用“兵谏”这个词来报道西安事变的报纸。

　　这家报纸的主编名叫王卓然，是张学良的幕僚。他周围的朋友都觉得张学良所作所为难以理解，既敢在12月12日扣押声望处在巅峰时期的蒋介石，令中外震骇不已，也能在12月25日，不仅释放蒋介石，还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令世人难以理解。为此，帮助张学良戒除毒瘾，还做过张学良家庭教师的王卓然一夜间写成《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来解释人们的疑问。

　　他笔下的张学良，智商很高，会开汽车，能驾驶飞机，网球、高尔夫都是好手，且待人宽厚。他因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爱国之热情更甚于常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会干出常人难以理解的事。

　　从12月22日到25日，是西安事变最为关键的几天。这几天发生的许多事一直是令人好奇的谜，但随着当事人的电报、日记等原始文献的公开而逐渐呈现出真面目。

　　一

　　1936年12月22日上午11时，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10天，经过漫长的等待，蒋介石之妻宋美龄在宋子文等陪同下，离开南京飞往西安。

　　在此之前，为了保住被扣留在西安的蒋介石性命，澳大利亚人端纳和前财政部长宋子文都已经来过西安，他们见到蒋介石生命无虞，并和张学良、杨虎城有过沟通，以解决这一重大的政治危机。

　　对于此次西安之行，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述道：“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下午4点半宋美龄一行到达西安机场。随后，张学良、杨虎城前来迎接。机场上，士兵们列队向她致敬，仿佛这座城市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黄昏时分，在与张学良公馆一墙之隔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馆内，已被囚禁了整整十天的蒋介石正在面壁苦思，妻子宋美龄的出现令他百感交集。他既为妻子来到他称之为龙潭虎穴的西安城担忧，又为妻子对他的关爱所感动。面对丈夫情绪的剧烈波动，宋美龄显得分外冷静，她要蒋介石必须忍耐，最重要的是想办法离开西安。宋美龄描述了当晚安抚蒋介石的情形：“吾夫述十二日晨经过情形时，感情冲动不能自持，余即温慰之。出圣诗就其榻伴诵读者有顷，始见其渐入睡乡。”

　　12月23日上午，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得到蒋介石授权的宋子文与西安三方代表的谈判正式开始。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他们是谈判的主体，而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他的角色更接近于调停人。他提出的六项主张成为谈判的基础。其主要内容为：改组南京政府，吸收抗日派，排斥亲日派；停止军事行动，中央军退往潼关以东；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外交上联合同情中国的国家等。

　　宋子文是西安事变最主要的当事人之一，随着他的日记公开，许多谜底被揭开。他提到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和他谈判时的表现。当时，周恩来告知宋子文，中国共产党没有利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来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只是要求国民党承认双方在事变前谈判中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另外周恩来严肃地批评蒋介石动用50万大军围攻红军，却只将两个师调往绥远抗日，还不上前线。他表明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并不是友爱于蒋介石个人而完全是为了民族大义。宋子文在日记判断，“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

　　当宋子文与西安三方谈判时，宋美龄还在高桂滋公馆陪伴蒋介石，她忽然心有所感，说道：“当初中山先生广州蒙难的时候，还有你这样的学生去共患难，现在你遭难了，却没有学生来。”对妻子说他不如孙中山识人的批评，尴尬的蒋介石自我解嘲说：“夫妻共生死，难道不比师生共患难更难得吗？”

　　23日晚上，经张学良引见，宋美龄与周恩来会晤，长谈达两个小时之久。周恩来告诉宋美龄，中共和红军并没有参与扣蒋，而且正在帮助解决这场危及他丈夫生命的危机。宋美龄对周恩来远道而来进行斡旋表示感激。尽管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所发表的公开文字中，只字不提周恩来的名字和共产党的存在。但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暗示了共产党人的介入，她没有直接提及周恩来的名字，而是隐晦地写道“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并对她和周恩来之间的谈话花了许多的笔墨来描绘。

　　12月24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宋美龄直接参加了谈判。经过一个上午的谈判，谈判各方达成诸多共识。宋美龄和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基本接受了西安方面的政治主张。

　　谈判在乐观的气氛中进行，双方甚至深入讨论了国民政府改组后具体人选的安排。在设想中，宋子文将负责改组政府，组织起过渡政府，吸纳抗日派进入政府，而弃用何应钦等有亲日色彩的官员。西安三方推荐孙夫人宋庆龄，东北知名人士杜重远，七君子中的沈钧儒、章乃器等爱国人士进入行政院。

　　作为履行承诺的一个姿态，24日下午，蒋鼎文带着蒋介石的命令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要求在渭南前线对峙的中央军停止军事行动并从既有阵地向后撤退一公里。

　　当时，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谈判的重大进展，如蒋介石同意中央军退出潼关，离开西北；孔祥熙、宋子文与张学良共商政府的改组；释放七位爱国领袖；联红容共；联俄联英、美。不过，这封电报的最后，周恩来表达了对蒋介石是否履行诺言的担忧：“蒋目前在西安环境中有抗日愿望，但南京环境不改，他又将回到动摇中去，现正从撤兵、组府、与我方秘密协商及公开宣传上找保证。”

　　二

　　鉴于宋氏兄妹作出的保证及蒋介石的承诺，兵谏初衷已大致达到，释放蒋介石已经迫在眉睫。作为基督徒，宋美龄希望张学良能够在12月25日，也就是圣诞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作为圣诞礼物。但如何释放，怎样才能确保蒋介石执行谈判协议，特别是蒋介石本人一直拒绝在谈判结果上签字，而只同意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之后再自主实施。对蒋介石能不能兑现诺言，会不会反悔，怎样让他无法反悔，西安内部意见不一，争论激烈。

　　得知蒋介石可能被释放，西安事变后成立的以高崇民为召集人的设计委员会全体成员给宋子文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联名信。信中提及，放蒋介石是可以的，但有条件：第一，中央军必须先退出潼关；第二，先释放上海七君子；第三，要蒋介石书面签字，在报上公布。这三个条件一是要消除中央军对西安的威胁，另一方面是将谈判达成的协议昭告全国，使蒋介石回南京后难以反悔。

　　此时，张学良已经决意释放蒋介石，不仅如此，他还准备亲送蒋介石到南京。24日下午，他向王以哲等东北军高级将领透露了自己释蒋送蒋的意图。他解释说：“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现在我们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对张学良的想法，将领们大吃一惊，一致反对。大家都担心他的安全问题，也担心整个西北局势，张学良走了以后，谁来控制的问题。

　　那段时间，想将蒋介石尽快带出西安的宋美龄与宋子文十分焦虑，两人唯一可以松弛神经的办法，就是在积雪的院中散步。

　　24日，围绕释放蒋介石的问题，杨虎城与张学良发生过激烈的争辩。考虑到西安各方的未来，杨虎城极为担忧一向富于同情心的张学良被宋氏兄妹和端纳的情感攻势所软化。争辩的情况，张学良告知了宋子文。宋在日记中有记载，杨虎城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学良说：“难道还有其他选择吗？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还说既然干了，就不要怕死。当时杨虎城听了张学良的话，一气之下曾经一度离开会场。在现场的周恩来目睹了这一幕。周恩来劝争辩的张杨两将军稳定一下情绪，然后他将杨虎城请到旁边单独沟通，暂时平息了风波。宋美龄对辩论的缘由非常清楚，她评论说：”所可喜者，双方辩论虽甚激昂，始终绝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于历来之叛变。“

　　24日夜10时许，根据下午的约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

　　此时的蒋介石不免尴尬，在西安这个特殊环境里，他悬重赏通缉的周恩来成为张杨的座上宾，自己却沦为部下的阶下囚。他不愿意见周恩来，但为了从西安脱身，又不得不见。周恩来称呼蒋介石为校长，蒋介石也与他寒暄。国共之间的坚冰就在这样特殊的氛围中开始消融。蒋介石声称在两军对垒的时候也时常想起对方。他还摆出老上司的架势，要周恩来听他的话。周恩来就说：“只要你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我们共同的抗日，不是我个人拥护你，受你领导，我们红军都可以受你的领导。”

　　蒋介石亲口对周恩来作出了三个重要承诺，周恩来将蒋介石所作的承诺电告中共中央：“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两人道别的时候，已是夜色深沉。国共两党十年内战的死结正在解开。

　　12月24日整整一天，西安事变的当事人都在紧张地思考、沟通和讨论。最困扰他们的还是如何释放蒋介石这个问题。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描述道，圣诞之前夜，失望之成分仍较希望为多，直至深夜，谈判尚无结果。此时，距离停战期结束只剩下20多个小时，若蒋介石仍然没有获得释放，主和的宋美龄、宋子文都在西安，谁能阻止战争爆发呢？

　　情急之下，张学良和宋子文商量了一个紧急应变计划。根据宋子文日记中记载道：“如果情况不乐观，我要以极力要求另一个停战期限的延长为藉口，迫使蒋夫人明天早上启程前往南京。晚间，我和张将用汽车运送委员长到张的势力范围，然后经陆路到洛阳。”

　　之所以想出这个秘密计划，是因为张学良、宋子文清楚杨虎城并不赞同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而西安城内驻扎的主要是十七路军的部队，把守城门的也是杨虎城的军队。可张学良和宋子文苦思冥想出来的方案却被宋美龄一口否定，一是因为蒋介石腰伤，不适宜长时间坐汽车。另外一个，蒋介石是个统帅，偷偷摸摸地出城有失体统。

　　周恩来也在焦急等待中共中央的来电，23日，鉴于谈判的顺利，他已经就释放蒋介石问题，两次急电毛泽东询问：“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24日12时，周恩来终于等来了中共中央复电，来电提出了放蒋的条件，主要是：一、全部中央军分向河南、绥远二省撤退。二、取消讨伐令，承认张、杨与我们地位。三、部分的释放国犯与共产党。来电强调，“依目前情势，没有这些条件而释放蒋是危险的”。

　　三

　　12月25日，停战期限的最后一天，也是基督徒最为重视的圣诞节。

　　这天大早，蒋介石夫妇收到了端纳送来的圣诞礼物，这让蒋介石第一次在西安笑出了声。不过能不能离开西安，他和宋美龄只能听天由命。按照宋子文日记的说法，周恩来与蒋介石在上午有了在西安的第二次会面，但中共党史的官方记载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这还是西安事变中的一个谜。

　　12时半过后，张学良通知蒋介石夫妇：“飞机已准备，然一切尚未决定。”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正在说服杨虎城。杨虎城的态度决定着蒋介石能不能顺利被释放。直到下午2时后，杨虎城终于同意蒋介石一行可以出城。对此，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周承诺尽最大努力，也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端纳是最知晓西安事变内情的人之一，他写道：“周恩来……实际上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的最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绑架中解救出来的。”（美国《纽约时报》1945年2月28日）

　　下午3时许，杨虎城接到张学良的电话，请他过去一趟。当杨虎城到达张公馆时，蒋介石已收拾停当准备上车了。随后他们一同前往机场。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于学忠）指挥。此致 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即日。”把东北军交给了杨虎城、于学忠指挥。张学良自己和蒋介石夫妇一起上了飞机，这时已经是下午4时。

　　当周恩来得知消息赶到机场时，蒋介石张学良乘坐的飞机早已消失在天际。从机场回来后，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报告了释放蒋介石一事，并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个意外情况作了如下判断：“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对蒋介石会不会信守承诺，曾和蒋介石共事多年的周恩来推测：“蒋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

　　张学良的波音飞机从西安到洛阳的航线上飞行。惊心动魄的13天到了收尾时刻。那时，这架飞机上，乘客们最为安静，是经过剧烈挣扎后的突然放松乃至解脱，就像浩瀚天空中渺小而奇特的生命共同体。一个半小时的航程留给西安军民的是震惊与担忧，留给中外舆论的是惊喜与释然。

　　17时45分，飞机在轰鸣声中徐徐降落在洛阳西工飞机场。12月26日上午9时45分，蒋介石夫妇和端纳乘飞机从洛阳飞往南京。中午12时20分，蒋介石所乘飞机降落在大校场机场。约两千多人迎候着他。这一天，南京宣布解除戒严。

　　蒋介石所乘座机飞走数小时后，张学良的波音飞机从洛阳起飞，机上坐着张学良和宋子文。罗亚尔·伦纳德是张学良专机的飞行员，在他撰写的《我为中国飞行》一书中，记录自己终身难忘的一幕，当他提醒张学良在南京要多加小心时，“他转过身子，掉泪了。这是我看到他头一回掉眼泪。他用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

　　第二天，《大公报》登载了主笔张季鸾所写的社论《国民良知的大胜利》。文中描绘道：昨晚6时半以后，全国大小都市欢声雷动，爆竹齐鸣，实现了狂欢之夜。蒋介石后来发表通电称：“自经此次事变，我国同胞一致爱国家的热诚已显示无比伟大之力量。此种伟大，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称庆也。”

　　离开后，蒋介石公开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声称张学良、杨虎城是被他的高尚道德所感化而释放了他。

　　两天后，毛泽东立即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加以回应，指出蒋介石是“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他特别指出：“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

　　就在蒋介石重获自由的那一天，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了报道西安事变的小册子，题目为《支那变乱的全貌》。这本书的封面刊登了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照片，解释为《昨日的朋友 今日的敌人》。不过，这家报社想不到张学良会释放本已成阶下囚的蒋介石，更没想到张学良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不惜自己失去自由。

　　到南京的张学良住在玄武湖边的北极阁宋子文寓所休息。对当时还能够会客的张学良来说，这里就是一个景色雅致的鸟笼，他已经插翅难飞。他就像一颗流星，瞬间的璀璨到永久的沉寂是那么的短暂，这一切发生在1936年，发生在年底的区区13天里。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最后告别西安，军政生涯随之终结。时年36岁。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