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军

　　

　　上世纪50年代初，为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反”运动，加上土改运动的“斩获”，一批批“地富反坏军警宪特分子”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被投入监狱。一时间，各大中城市和县城的监狱看守所人满为患，亟需组建一批能容纳并教育改造众多罪犯的场所。于是，地处黄海之滨的“华东军政委员会苏北新人农场”应运而生。

　　“新人农场”自1952年6月开始筹建，初为总队（地厅）级建制，隶属于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首任政委兼场长是红军干部姜文章（后兼任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农场实行总场（总队）、分场（处）、大队（科）、中队四级管理体制，干部们按部队职务套入相应职级岗位。农场领导机构成立后，又先后从华东公安部、华东公安部干部学校、华东军政大学教导团（整建制，农场干部的主体，我的父母亦在其中）以及浙江、福建支队等单位共调进干部1900名。干部中“老八路”居多，老红军还有喻国兴、徐福生、王文珍（女）等好几位。这批先于犯人进入农场的干部，会同从当地滨海县临时招募的25000余名民工紧急奔赴海滩，拦海筑堤，修桥铺路，搭建临时工棚。

　　两个月后，17494名罪犯（反革命占90%）陆续进入。

　　再两个月后的10月1日，新人农场在欢庆建国三周年的鞭炮声中正式宣告成立。

　　这就是江苏省境内最早的劳改农场。

　　创业时期最艰难

　　江苏省成立后，新人农场更名为建设农场，并于1956年被拆分为东直、新荡、民生、潮河、大有等五个农场，在押犯人总量虽大幅减少，但总体规模有所扩大。

　　还是说新人农场。这个可容纳两三万人的大型劳改农场，在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从组建到正式成立，只用了四个月时间！其中的艰难困苦，不是今人可以想象的。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被问起何时最苦最累最令人难忘时，硕果仅存的“老管教”们仍异口同声：建场初期。

　　毋庸讳言，在共和国的历史中，1959至1961的这三年，是可以与饥饿、灾荒、疾病和死亡同日而语的。有关这三年的文学作品早已充斥文坛，关于这三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争论也一直持续至今。最近，我读了一本反映苏北劳改农场生活的纪实文学《苏北利亚》（作者于疆，旅美作家，1957年因“右派”问题在我家所在的东直农场服刑，平反出狱后去美国）。这本书用较多的篇幅，把这三年作为最阴冷黑暗、最刻骨铭心的阶段来加以描绘，并据此给苏北劳改农场起了个类似于西伯利亚的名字——苏北利亚。其实，就“苦难”而言，在苏北劳改农场这个特定的地域，这三年也许真不能与建场初期的那三年相提并论。这里，不妨以人的生存必需之“衣食住行”为例：

　　先说“衣”。

　　管教干部们都是穿着军装来到农场的。别看这黄土布的军装新的时候还有模有样，可洗了几水之后，就像纸一样白，像纸一样薄，再加上汗水、雨水、泥水的不断侵蚀，整日价盐渍斑斑，看上去像披了幅“世界地图”。稍一用力，“地图”上就会被扯开一道或几道口子，宛如弯弯曲曲的国境线。烈日炎炎之下，女干部们多被安排在室内工作，男干部们却要在野外带工，被热浪烤得恨不能赤膊上阵，但碍于警容风纪又不敢造次。这样，一个季节的衣服穿不到头便完全没了样子。到了冬季，按南方标准配发的棉衣被褥，根本抵御不了海滩冰冷天气的侵袭。白天，人们还可以通过大幅度的活动自行取暖，一到了晚上，就统统成了“团长”。若是遇上寒流肆虐，又都成了“冰棍”。

　　干部们窘态如此，犯人的状况便不难想象。当时，农场正进行紧张的水利施工。在严寒的淫威下，水利工地的流感也趁势大面积暴发，其它传染病也不甘示弱跟风而至，病患者一度突破千人，局部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农场先是减轻劳动强度，最终不得不实施全员撤退。为确保全体犯人安全过冬，经华东公安部出面斡旋，紧急调运了大批棉花布匹，为急需的犯人补齐衣被。与此同时，一座规模较大的被服厂也在农场应运而生。

　　再说“食”。

　　建场初期，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尚未实施，国家也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虽然1952年的全国粮食产量比建国时增长了45%，但仍跟不上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更何况朝鲜战争正打得不可开交，军粮的供应量与日俱增。劳改农场用粮仅次于军粮，但供应也不畅达，总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干部和犯人开始无定量，可以尽饱吃。后来有了定量，定量低吃不饱是肯定的。据资料记载，实行粮食定量后，曾引发“部分犯人情绪不稳甚至抗拒改造”的问题，而且问题还相当严重。您也许会说，吃不饱不是可以“瓜菜代”么？但当时的条件并不适合自种蔬菜，自然无瓜菜可代。不像几年后，每个伙食单位（中队，200人左右）都有了菜地和猪圈，粮、菜、肉基本自足。

　　据《洪泽湖监狱志》记载，三年困难时期，农场犯人的月粮食定粮先后调整了28次，由22公斤下调至14.5公斤。为了让犯人们在一减再减的定量之下不至于非常减员，当时在东直农场主持工作的父亲，力主大面积扩种萝卜（包括白萝卜和胡萝卜），连年获得丰收，我家姐弟仨还抱着大萝卜照过相。萝卜丰产后，他和他的同事对上隐瞒了部分产量（因为萝卜不属于粮食）。结果，尽管顿顿胡萝卜让“于疆”们吃得两眼发绿，但东直农场没有在那三年中因饥荒饿死人终归是不争的事实。

　　东直农场没饿死犯人的“成绩”，受到上级的关注，种胡萝卜瞒产一事也“因福得祸”东窗事发，父亲被作为“右倾”受到追究，文革期间又旧事重提在劫难逃，直到1979年才获平反。

　　话题再回到建场初期。那时的盐碱地里除了盐蒿就是芦苇，连一棵野菜都找不到。平日里，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到了青黄不接或大雪封门之际，就不得不派人四出买粮。买得顺利，自然没有故事。如果不顺利，故事便成了事故。1952年12月1日，农场二分场（即后来的民生农场）二大队副大队长唐金平等干部带着犯人到总场背运粮食，在回来的路上，突遇寒流，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气温令人难以置信地由零上10度骤降至零下22度！在家留守的副教导员谷万江情知不妙，立即带人前往救援，却已无力回天。结果，导致了冻死56人、冻伤100多人的特大事故。事后，谷万江、唐金平等与此相关的一批干部受到处分。时隔半个世纪，谷万江老人回忆起此事，仍认为这是“一生都难忘的最大最深刻的教训”。

　　三说“住”。

　　建场之前，农场土地一片空旷。别说是建筑物，就连手指粗细的树枝也找不到。“要想富先栽树”，可你想栽树也没有合适的土壤呀。在这片兔子不拉屎的荒蛮之地，要把这几万人的队伍安顿下来并生存下去，无异于做梦。但即便是梦，也得硬做下去。于是，在空空如也的盐碱地上，相继立起一座座“人”字形窝棚：先把几根毛竹搭好，再串上横梁，盖上芦席和茅草，一间冬不暖夏不凉的窝棚便建成了。

　　那个年月，从师职干部到罪犯，都是把铺盖卷往茅草上一放，便在窝棚里安身，一样地受冷挨冻，一样地身上长满虱子，没有特权，没有例外。不同的是，犯人的窝棚较大，住的人也较多，并日夜有人看管。场部的办公室，用的是电影上看到的那种军用帆布帐篷。窝棚里阴冷潮湿，卫生条件极差，加上盐碱地上大量的盐分蒸发，室内外的空气都十分污浊。场里的集体活动，只能在户外进行。

　　一年后，3000间“砖底、席墙、草顶”的简易住房建成，被称为“大礼堂”的大草棚子也投入使用。这样，才算有了可以遮风避雨的宿舍和监舍，有了开会和文娱活动的场所。我母亲参与排练的“红军舞”、“侵略者的下场”等节目，就是在“大礼堂”里首演的，也算是“苦中求乐”。

　　四说“行”。

　　新人农场原先没有路，这不难理解。在农场筹建阶段，曾组织两万余民工抢修出一条外界通往农场的土路，为大批干部和犯人的进入创造了条件。

　　人员到位后，对外交通不仅不再重要，甚至是不再需要——过于方便的交通条件客观会影响农场的安全稳定。要知道，那时的监区还没有高墙电网，犯人的脱逃不叫“越狱”而叫“开溜”，几乎抬抬腿就可以完成。为应对犯人的“开溜”，农场当局一方面加大对逃犯的惩罚力度，以致每年都有犯人逃跑被当场击毙的消息；另一方面，恨不得把农场外围箍成铁桶，把农场的对外通道修成“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所以，在建场初期，场里每年都集中人力，一是开挖河道，形成天然屏障，二是围垦荒地筑堤修路进而实现河沟渠路的配套。

　　因此，每到冬季，劳改队总有干不完的活、受不完的累。这种貌似画地为牢近乎自虐的高强度劳动，不仅令罪犯们望而生畏，心怀抵触，甚至就连这些工程的组织者管教干部们，也被拖得精疲力竭，身心交瘁。也许就是从那时起，管教干部们形成了独特的作息规律：早晨与犯人一道起床，饭后带工出发。白天工作一整天，晚上犯人点完名后，干部再集中开会学习，交流情况，布置工作，直至深夜。

　　母亲的回忆

　　为了求证历史的真实，我不止一次地问过经历建场全过程的母亲：“你们那时苦么？”

　　“苦。”母亲惜字如金。

　　“那您后悔么？”

　　“不后悔。”

　　母亲出身于浙江宁波一个富庶的家庭。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她们家就享受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受一位徐姓女地下党的影响，她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了进步组织“读书会”并开始向往解放区。上海解放后，她毅然冲破家庭的阻挠，带着两位弟弟妹妹，前往杭州报考华东军政大学。军大毕业后，进入军大教导团任学员区队长。在那里，与担任教官的父亲相识。

　　又一年后，原本被确定调往新组建的空军部队的父母，双双被改派到苏北新人农场任职。

　　对于来自山东农村的父亲来说，进入农场也许是对既往艰苦生活的“复习”，而对小姐出身的母亲而言，一踏入农场的大门（其实一片空旷，哪来的门？），便开始经历生活的考验。以下是她的回忆片段：

　　刚来时正是夏天，白昼的太阳懒懒地挂在天上，久久不愿挪动半寸，炙得人头晕脑胀，蚯蚓般的汗珠成排地往下淌，脖子上的汗珠还未来得及淌到脊背上，就被阳光无情地烤干。身上的皮肤就像脚下的盐碱地一样干的起皮，痒和痛，更是轮番折磨着户外的人们。

　　好不容易熬到夜晚，蚊子和小咬（海边的一种昆虫，比蚊子更加厉害）便如期而至。粗纱制成的军用蚊帐，根本抵挡不住蚊虫的进攻。一夜下来，哪个人不是伤痕累累，哈欠连天？

　　要是到了雨天，气温是降下来了，但麻烦有可能更大。一阵瓢泼大雨过后，盐碱滩一片汪洋，行军床下的脸盆、鞋子之类，悉数被大水冲走，哪里找去？

　　最难过的应该是冬天了。按理，海洋性气候的海滩最低气温也不过零下20度，这对于有取暖设施的北方地区，也许不算什么，但在空旷的盐碱地里，那就是奇寒！“人”字工棚的屋檐口，总是挂着长长的冰凌。夜里，冷风像长着眼睛似的直往棚里钻，没有生火的室内像室外一样冰冷冰冷。毛巾是僵硬的，牙缸放在土坯上之前，必须先擦干，否则早上会冻在土坯上拿不下来。钻进被窝也决不是什么享受，冰冷的被子会让你连连打寒颤，久久不能入睡。女同志还好些，可以在专门配发的行军床上睡个囫囵觉，男同志有站岗查哨的任务，夜里爬起来顶着寒风走上一趟，回来时，即使数上一万只羊也睡不着了。可第二天照例还得早起工作……

　　这就是农场初创时期的生活节奏。

　　我的姐姐，就在这样的生活节奏中，诞生在建场两周年的“鼓乐”声里。

　　母亲说，这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试想，建场伊始，百业待兴，一个人恨不能掰成两个用。你挺个大肚子，讨厌不讨厌？她下决心不要这个孩子，又过不了父亲这一关。于是，她就私下里一个人去爬田埂，跳沟渠，试图把孩子给“颠”下来。

　　也许是姐姐的生命力太顽强了，任凭“狠心”的妈妈怎么折腾，她居然根本不为所动，“逼”得妈妈不得不生下了她。

　　姐姐的出生，给父母的两人世界平添了新的欢乐和生机，也带来了新的惆怅和烦恼。小姑娘天生爱哭，在农场医院的育婴室里，每到某个钟点，全体小宝宝便哭成一片，而那带头大哭的孩子定是姐姐！爱哭，消耗多，也就吃得多。妈妈没奶，靠外婆寄来的奶粉，又不够吃，只好辅以米糊。小东西身体很弱，动不动就拉肚子，而且一拉起来就没个完。有一回，姐姐又拉肚子了，偏偏赶上阴天，尿布干得慢，跟不上换，妈妈愁得直掉眼泪。邻居李新政叔叔把自己的一件新中山装当场撕掉，给姐姐做了尿布。

　　多少年以后，妈妈向我们讲起此事，仍然感激不已。文革中，李叔叔被打成反革命关了起来。我很纳闷：像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是反革命？也许，是他伪装得太深了？

　　远在宁波的外祖母，担心着一意孤行、自讨苦吃的女儿，时常给“苏北滨海县002信箱”这个地址写信，询问女儿（后来还有女婿、小囡）的情况。她从女儿的信中“了解”到，这地处黄海之滨的农场，是美丽富饶的“世外桃源”和“人间仙境”。母亲在写给外婆的信中，曾这样描述农场的早晨：

　　“火红的朝阳从辽阔的大海喷薄而出，仿佛顶起一片紫色的浪花。哦，那就是美丽的朝霞！蔚蓝色的海面上，千百只海鸥，像白色的闪电，直冲云霄。近处，成片的芦苇，轻松地摇曳着，就像随风翻滚的金色麦浪。远方，小‘伏特在拖拉机手的驾驭下，正在开垦着无边的处女地……而此刻的我，一边听着您送给我的收音机，一边给您写信。”

　　呵呵！我真佩服母亲的文学创作功力，我的“作家”基因也许就继承于她！她当年给外婆描述的这一切，除了那一句有关耕地的说法是真实的，其他均是“善良的谎言”！外祖母送给母亲的结婚礼物——一台德国产五灯电子管收音机，因为没电，那时正在仓库里“睡大觉”呢！

　　劳改农场“警二代”

　　随着一批批小生命哭着喊着笑着闹着地加入，苏北劳改农场这块荒凉的土地不再沉寂。尽管大自然给予孩子们的是饥饿、燥热、寒冷和恐惧，但他们回馈给大自然的却是友谊、善良、顽强和欢乐。与他们的成长相一致，农场里的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小学相继成立。

　　从农场有了干部子弟小学起算，我这个年纪的学生大约是第7级——1963年入小学。当时，“北五场（由于现在地处泗洪县的洪泽湖监狱是由江苏北部滨海县的那五个劳改农场迁来的，人们习惯于这样称呼农场的前身）”都有自己的小学，“总场”设中学（只有初中）。1966年因战备迁场时，五所小学合并成立了“洪泽农场中心小学”，另有几个家属点也设有小学分校，中学直接更名洪泽农场中学。我是读初一时随父母下放农村的。

　　对于在农场的学生生活，我的记忆很浅，只能用“好像”、“可能”、“大约”等模糊的词汇来回忆和叙述。最近加入了一个农场同学群，50多个群员中有印象的竟只有十来个。记忆较深的倒是当时课余时间（后期正处文革，课余时间太多）如何玩耍。例如爬树捣鸟窝，骑马打仗——一种几个人架着一个人分两拨厮打的游戏、推铁环、打弹弓，最惊心动魄的是自制火枪土炮，那可是“土匪”级的把戏。

　　说到“枪”，我还有过一次十分危险的经历。当时，父亲配有枪支：一支卡宾枪，一支“勃朗宁”，都在家里放着。这天，我带着同学杜微家在家里把爸爸的手枪给卸开了，怎么也恢复不了原状。两个小学生越急手越抖，手越抖越装不上。最后是怎么收的场，也记不得了。

　　说来也巧，就在我擅自玩枪不久，竟有人打起了枪的主意。一天夜里，突然有个场员潜进老红军、农场原政委徐福生的家里，被颇有点拳脚功夫的徐老当场擒获。经查，这名作案的场员是冲着我家的枪去的，没成想夜黑路生摸错了门。

　　农场的第二代们，在这特殊的环境中悄悄成长起来。他们当中，有的赶上了上山下乡大潮，到农村插队后走向社会；有的报考院校或当兵提干，相继离开了这禁地般的故土；更多的人（包括我的那些群友）则无可选择地留在了农场，先是当农工，接着华丽转身，成为公务员身份的二代狱警，再接着结婚生子，为农场贡献了第三代……在他们身上，既有老一代农场人的执拗和孤傲，又有现代人的机敏和豪放。他们的性格和他们“农普”的口音一样，打下了深深的农场印记：

　　——无忧无虑。相对于外界，农场称得上远离噪杂的孤岛，而农场的家属区又像是泥潭中的一方净土。孩子们在这片土地上，呼吸着自由清新的空气，可以说是衣食无忧。

　　——无拘无束。农场的干部子弟，由于有犯人和劳教人员作参照，仿佛天生就有一种优越感。对于犯人们苦求而不得的“自由”，他们不仅可以享受，还能尽可能地发挥到极致。

　　——无牵无挂。农场的第一代来自全国各地，相互之间除了工作之外，再无其他关系。这种纯而又纯的关系，反映到工作和生活上，就是严格、严谨和严厉。

　　——无私无畏。农场的家庭教育一向是以犯人作为反面教员的，通常的题目是“任何犯罪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的”。具体的教育目标是：别人的东西不能拿，公家的便宜不能沾。否则，就是犯罪，就得坐牢！孩子们心底无私，也就无所畏惧了。

　　——无怨无悔。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革命使他们的文学家、科学家的美梦归于破灭，而监狱干警青黄不接的现实又为他们带来机遇。他们几乎都相继“子承父业”成了监狱的第二代干警。由于长期受到上一代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他们对工作的胜任程度是有目共睹的，尽管有犯人嘲笑他们是“监狱里的无期徒刑”，但他们和父辈一样无怨无悔。

　　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劳改农场中发生的一切总是不为外界所知，几十年来甚至连一篇反映农场工作生活的新闻报道都很难见到，更何况回忆文章和文学作品了！我想，假如我和其他对苏北劳改农场有所了解的人不发出声音，那么，于疆的《苏北利亚》就势必成了外界了解这里的唯一公开的线索，而这一线索提供的只是狱中人所能看到的一切。这显然是不全面的。这一点，于疆本人在与我通越洋电话时也不否认。

　　不排除在读了本文后，会有人觉得意犹未尽，很不过瘾，或觉得事实失准，引述有误。限于水平和知情度，笔者也只能勉为其难了。不过，我倒是巴不得我的农场同龄人能写出一批有关农场历史的“亲历、亲见、亲闻”的文章，让我一饱眼福，也还历史一个真实。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