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忆农

　　今年11月12日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当我们缅怀中山先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勋时，自然会联想到他平生最喜欢题写的“天下为公”四个字，据统计，目前可见到有受主的“天下为公”题词已达数十件之多。一百多年前，以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并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同时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山先生站在时代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希望推动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列强侵略，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这是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核心的内容。而“天下为公”正是中山先生提倡和实行三民主义所期望达到的理想境界，也可以说是中山先生为改造中国而奋斗之初心。

　　在各类常见的学术著作和工具书中，多称“天下为公”之语，出典于中国传统儒家经籍《礼记》（即《小戴礼记》）的《礼运》篇，实际上《孔子家语》也录有《礼运》篇，除个别文字外，基本与《礼记》所录相同。只是《礼记·礼运》中记录和阐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同”“小康”思想，而《孔子家语·礼运》没有提到“小康”。相比而言，《孔子家语·礼运》较为古朴，而《礼记·礼运》最为完整，是学术界重点研究的文本。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是春秋时代渊博的学问家，尤熟悉古代流传下来的《诗》《书》《易》等典籍，他融会历史上诸家思想，加以提炼，创建了儒家学派。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哲人，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因为他上承三千年的华夏文化，又开启其后2500年的中国文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以思想的博大精深和关心现实、重视民生、重视伦理、重视教育、重视实践，长期统治中国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了孔子，也就有了“南方夫子”言偃北上投师孔门学习儒学。言偃（前506—前443），字子游，春秋末吴国人，孔子七十二门徒中唯一南方弟子。言偃以熟悉孔子所传的古代典籍著称，故在孔门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指古代文献）四科中，列于文学科之首，其成就也最为显著。

　　《礼记·礼运》篇以言偃问、孔子答的形式，谈到了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其中提出的“大同”与“小康”概念，是古代儒家所宣传的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理想。“大同”是指“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社会，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上古时代社会政治景象，描写的是当时人理想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小康”是指“天下为家”但注重诚信礼让、效法仁爱的社会，也是儒家认为可以达到并实现的现实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因而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为了维持这种社会的秩序，就必须提倡礼义，“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这种“小康”社会所描述的是夏、商、周三代相继而起的“盛世”景象。“小康”由“大同”演变而来，这种社会虽然尚未达到“大同”社会那样最高的理想境界，但毕竟是有正常秩序的。孔子生活在社会动荡的春秋时期，在他看来，“大同”已遥不可及，但“小康”通过礼的约束还是可以实现的。《礼运》所展示的“大同”“小康”社会理想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影响深远。王文锦先生认为，《礼运》中“这类光辉的语言，并不因为年长日久而失去亮度，它极为精炼地反映了我们祖先对美满而公正的社会的强烈向往”。近现代如康有为、谭嗣同、邓小平等思想家与政治家，又赋予“大同”“小康”新的含义，都是受到孔子思想启迪的结果。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广东香山人，因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后即以中山名世。中山先生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0岁入私塾读书，13岁随母至檀香山，受长兄孙眉资助，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接受较为系统的西式近代教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山先生身处这一时代，目睹清政府卖国、专制、腐败，逐渐产生了反清和建构救国救民的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西方列强的入侵，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动，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固有格局，这种外来冲击，使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与社会、经济、政治剧烈变革同步，中国固有文化也发生了由古向今、由传统步入现代的转换，于是给中国人提出了许多思想观念的选择问题。如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有“用夏变夷”“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全盘欧化”“中西融合”等多种主张，在政体方案上，有守旧派君主专制、改良派君主立宪、革命派民主共和之间的尖锐而激烈论争。身处如此大变局之时代，全心全意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的中山先生，会有怎样的思想观念选择呢？

　　中山先生把自己的政治思想集中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在后来的实践中不断使之丰富、充实和发展。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1906年又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明确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而1913年他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中特别强调：“我国数千年历史之中，最善政体莫如尧舜，盖尧舜之世亦为今日之共和政体，公天下于民。”1922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其后，中山先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于1924年改组国民党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他在当时出版的《三民主义》一书中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由此可知，三民主义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具体来说，在建立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山先生吸收了欧美文化中的民权、平等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方案，如他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提到的“民有、民治、民享”，就是来源于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1863年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另一方面，中山先生在批判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也从中华传统文化中继承了优秀思想因素，如他所树立的“天下为公”政治宗旨，即源于《礼运》中的“大同”思想。特别是他强调“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公天下于民”等观念，以及“三民主义”思想本身，都不离一个“民”字，这是与中国政治思想上渊源甚古的“民本”学说血脉相连的。《尚书》中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之语，“政治”一词最初就来源于此，意思是政事得以治理或政事清明。而“泽润生民”所体现的正是中华传统政治思想中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我们知道，中山先生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是中西双重文化教育，这对他形成“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流弊”的政治思想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历史学家贺昌群先生曾经说：“历史的力量在推陈布新……一株严冬枯树，到春天的时候，抽芽茁叶，开花结实，这力量却原储在老干里，而涵养老干的生命的力量，却又从潜伏着满布于地下的根网而来。”这就是说，要想使民族国家的历史绵延不绝，既不能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也不能把旧的全部废除，再建立新的，而是要“推陈布新”，也就是指对旧的东西进行批判继承，进而创造出新的东西来，以便使传统文明获得真正长久的生命力。中国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1923年中山先生在《中国革命史》中表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他又概括自己的学说时说：“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世界，以驯致于大同。”说明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会通西方现代治国理政学说的基础上，再加以自己的独立见解而创立的，可称之为这个时期中西文化融合的典范。钱穆先生认为，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汇合起来，就叫它做文化。一人的生活，加进长时间的绵延，那就是生命。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历史演进，便成所谓的“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中国文化，开始就普遍的摆在一个大地面上，希望只要交通所达，彼此都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个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全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在先秦时代，中国人就把这种共同理想和信念确定下来，这是中国文化演进的大方针，即中国文化之终极目标所在，以下则遵循此路向而前进。与此同时，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因为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举其最著的例，自然是东汉以下对于印度文明与佛教思想的那种态度，是值得我们赞佩与惊叹的。因此，中国文化，是长时期传统一线而下的，已经有了五千年的历史演进，这就是说，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已经绵延了五千年。由此可知，从古至今，中国文化演进，并非在变异与转换，只是在推广与充实。今天，如果对近现代中国历史进行一番梳理，我们会发现，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三民主义也存在着不少弱点，但中山先生以自古以来中国人“天下为公”的大同终极理想为根基，又接受外来文化的新元素，来营养自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这就接通了中华文化的历史血脉。因此可以说，实现“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就是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改造中国之初心。千百年来，在新旧易代、历史转折的危急关头，正是有像中山先生那样心存远虑的仁人先贤，守卫着民族文化精髓，华夏文明才得以绵延不绝，源远流长。

　　回望历史，布衣孔子创建的儒家学派为中华民族确立了“天下为公”的最高社会理想，中山先生正是这一理想的传扬者和实践者。今天，全国各族人民正充满信心朝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前进，而中国梦所要实现的终极宏远目标，也是与先贤确立的“天下为公”社会理想一脉相通的，因为这一伟大理想，的确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美满而公正社会的强烈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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