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艳萍

　　在民国历史上，段祺瑞与孙中山是有不同政见的两位政治人物。在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及1925年病逝前后，两人因“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之争导致关系恶化，段祺瑞未看望病重期间的孙中山，也未出席在北京的治丧活动。然而时隔八年后的1933年1月23日，段祺瑞南下并主动提出到中山陵拜谒孙中山，成为当时国内的一大新闻事件。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缘由和隐情呢？

　　拒绝日本威逼利诱做傀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极力拉拢旧军政要人扶植建立伪政权，与南京国民政府抗衡。在众多的重要人物中，曾任北洋军人集团领袖、四度出任国务总理、在清末担任过北洋各军校总校长和民国首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遂成为日本重点争取的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生于安徽合肥。皖系军阀首领，1916年至1920年为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者，1924年至1926年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在任期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有较多的合作。1917年至1918年，段祺瑞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曾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向日本借款5亿日元。其中由西原龟三与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商办议定的有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和金矿、有线电信、参战、交通银行等八项借款，共计1.45亿日元。通过这一借款，段祺瑞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抵押给日本，但是抵押只是形式上的，而西原借款给中国的条件也不苛刻。

　　1930年2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看到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反蒋，以为有机可乘，密谋策动组织一个“北洋派大同盟”，推戴段祺瑞和吴佩孚为领袖，打着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幌子，试图在华北制造混乱，为下一步侵略中国开辟道路。土肥原秘密联络段祺瑞和溥仪在载沣家里见过一次面。溥仪端着皇帝的架子，段祺瑞又摆着北洋政府执政的倨傲，双方都很不愉快。至于谈了什么，无人知晓。1932年3月，日本挟持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随后，黑手又伸向华北，积极拉拢段祺瑞，企图利用他在北洋军人中的声望和影响，建立华北伪政权。

　　段祺瑞没有为日本人的威逼利诱而动，因他对南京国民政府迅速统一中国，还是认可的。自1926年3月18日下令枪击游行学生，引起公愤，段祺瑞被直奉联军赶下台，隐居天津。段祺瑞一生廉洁，不置家财。1928年，蒋介石通过国民党皖籍要员吴忠信引见，在北京饭店和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见过一面。蒋介石很诚恳地对段宏纲说：“我也是保定陆军学堂学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因公务繁忙，不能前往天津看望先生。”会见后，蒋介石派吴忠信去天津拜访段祺瑞，送去二万元生活费。以后三四年间经常送巨款，保障段祺瑞全家的日用开销。

　　隐居天津的段祺瑞专心礼佛，不问政事，但其在北洋军人中的影响和声望犹在。于是日本派遣多名浪人向段游说，以“三造共和”等言诱骗段祺瑞。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浪人活动日益增多，以种种权力诱惑段祺瑞，并散播谣言，淆惑视听。段祺瑞鉴于环境喧嚣恶劣，避而不见，提出要求“日方先取消傀儡组织，恢复九一八以前状态，始可向中央商谈”。同时，约束旧部，勿堕奸计。

　　应蒋邀南下表明反日立场

　　华北局势告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识破日本阴谋，认为事关重大。于是，1933年1月19日，蒋介石派前驻法公使、时任交通银行行长钱新之携亲笔信函抵达天津，“敦请段先生南下，共商国是”。段祺瑞年事已高，在北方也住惯了，本来不想离开天津。恰在这时，风闻日本要采取对付溥仪的办法来劫持他。段祺瑞不愿与日本合作，欣然接受蒋介石邀请，并表示“当此共赴国难之秋，政府既有整个之御侮方针与办法，无论朝野人士，自当一致起为后盾，本人虽已年老，然爱国之心，不敢后人，愿以个人对于救国之意见，尽量贡献于政府”。但为了防止日本人阻挠，对外界宣称：“此行无所谓任务，二小女在沪读书，余思之切，故前往一看，适蒋派员希望过京时一谈，蒋系余之学生，余当然可以见他谈谈，此外对国府任何要人概不接谈，余研究佛学多年，将往普陀一游，余素患腿病，时愈时患，藉此长途旅行，以活动筋骨，归期未定，或在灯节前后。”

　　1月20日晚9时半，段祺瑞携前陆军总长吴光新、前第九师长魏宗瀚、侄段宏纲三人及合肥语记者抵达天津新车站，搭乘二零一次车南下。天津市长周龙光、公安局长宁向南、津浦路驻津处长高恒儒、电话局长段茂澜及曹汝霖、王揖唐等到站欢送。

　　1月22日晨8时，段祺瑞等人抵达南京浦口。蒋介石令南京少将以上军人，戎装过江到浦口车站迎接，那时候长江上没有大桥，火车只能到达南京对岸浦口，再坐船到达下关。蒋介石派兼代训练总监朱培德代表前来欢迎，其他欢迎者有张群、贺耀组、黄慕松、杨杰、许世英、杨永泰、姚琮等齐集下关轮渡码头赴浦口欢迎，安徽旅京同乡会会员携带白布横额，上书“欢迎三造共和段老先生”“欢迎抗日救国元老段先生”等字样，总计莅站欢迎者，约有百余人。车驶入站台后，欢迎人员即相继上车谒见，段在车厢一一接见。随后，乘轮渡江至下关码头。蒋介石亲自登轮谒见，行师生礼，并询问健康。之后，段祺瑞乘坐蒋介石汽车进城，下榻励志社。

　　得知段祺瑞来京，《申报》、《中央日报》等各报记者纷纷等候在励志社，采访段祺瑞。采访中，段祺瑞表达了抗日立场，谓：“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与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又谓：“不到南京已十余年，此来耳目所及，焕然一新，自蒋总司令以次诸君，均朝气勃发，尤深钦佩。”11时，乘车往军校答拜蒋介石，谈半小时，返回励志社。中午12时，中委张群、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等，以段氏跋涉远来，途中颇为辛劳，在中央饭店设宴款待段祺瑞一行。下午5时，率随员往易驾桥，视其妹陈太夫人，晤询近况。晚7时，蒋介石盛宴招待，于右任、戴传贤、张群、钱新之、许世英等均被邀陪席。

　　1月23日，段祺瑞清晨起床，8时早餐，励志社预先备精美素食。上午，张群、宋子文等到访，谈甚久。中午，何应钦、朱培德等在励志社为段洗尘。下午，戴季陶、居正等到访。晚上，皖同乡会张治中、吴忠信、许士英等公宴段于励志社。下午，拜谒中山陵。南京之行是段祺瑞自1917年南京之行后的第二次，时隔竟16年。

　　1月24日晨8时，段祺瑞等抵达上海，中委张群陪送。北站一带由保安队及五区警察在出入要道、月台前后，密布步哨，并加巡逻。上海市军政各界到站欢迎者有市长吴铁城、警备司令代表林劲、保安处长杨虎、公安局文鸿恩、中委孙哲生代表陈剑如、陈调元代表陈伯权及杜月笙、张啸林、王一亭等，团体方面有市商会虞洽卿、银行界及段氏故旧叶恭绰、章士钊、郑汉群、李思浩、梁鸿志、褚慧僧、费保彦，安徽旅沪同乡、缎叶公团及由京飞沪之甘宁青、公民代表张庆华等二百人，市政府方面，并派军乐队在站台奏乐欢迎，情形倍极热烈。

　　段祺瑞等人所乘坐的是大班花车，附挂于京沪夜快车，抵站之时，正八时零五分。当段祺瑞列车到达时，车站戒备尤严，车上乘客，暂阻下车，站内闲人，一律禁止往来，直至段等离站，月台内始行恢复交通。欢迎人员纷纷登车谒见，由陪同来沪之许世英氏，一一代为介绍，段均握手称谢不置，后由吴光新、许世英扶持下车，同登早经预备停于月台上之汽车，在军乐抑扬声中，径驶往福开森路383号世界学院行馆休息，北站两旁鹤立瞻仰段氏丰采者达数百人。

　　段祺瑞抵达世界学院后，即登二楼客室休息，由许世英介绍接见各报社记者，段祺瑞站立发言，谓：“本人年事衰老，在野多年，且久不阅银章，完全为一平民，不闻国事。此次南下，系探视在京之舍妹，及居沪之次女。在京时，备承当局隆重招待，愧不敢当，至本人对于挽救国难意见，已尽量向中央贡献，备供采纳。现拟在沪暂住，俟春暖再作游杭之计，将深入名山，饱尝山川之秀。”《申报》记者询问华北问题，段祺瑞回答称：“日人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我国因平日之太无准备，乃有今日之结果，段氏最后慷慨陈词，谓爱国朝野一致，救国唯有自救耳。”中午，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在世界学院设欢迎宴，并因段祺瑞近年来已持斋茹素，故完全改用素筵。晚上，孙科在哥伦布路22号私邸设素筵为段祺瑞洗尘。

　　在上海的数日，段祺瑞还看望了次女段宏彬，之后往杭州及普陀礼佛，继之往青岛探望了幼女。

　　拜谒中山先生弥补愧疚

　　段祺瑞南下之行，成为1933年初国内的一大新闻。尤其是段祺瑞特意前往中山陵拜谒孙中山先生，更为人所感慨。

　　段祺瑞与孙中山是不同政见的两人，有过多次政治纷争。1912年袁世凯夺取了革命果实之后，孙中山发起了讨袁护法运动。1917年7月，段祺瑞重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后，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与孙中山产生了矛盾。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发起讨伐段祺瑞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后来失败。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大总统曹锟，邀请孙中山北上，后与奉系妥协，请段祺瑞出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主政后，便与冯玉祥、张作霖力邀孙中山尽快北上“共商国是”，以解决曹锟、吴佩孚政权倒台后的善后事宜。孙中山虽然明知北方政局混乱，许多国民党人也力劝孙中山不要北上，但他为了谋求中国的和平统一，解救民众的苦难，毅然决定冒险北上。11月12日在夫人宋庆龄的陪同下启程，取道日本抵天津。孙中山到天津后，肝病即发作，在天津住了近一个月，才于12月31日扶病入京。

　　抵达北京后的孙中山抱着和平统一之愿望，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内人民生计问题，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作全国根本上和平统一之图”。段祺瑞欲将国家政令统一的决心，化作了他的“善后会议”。围绕“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之争，段祺瑞与孙中山公开反目。当初，为相见方便，段祺瑞把孙中山安排在与执政府一箭之遥的顾维钧家。然而，因“两会”之争，两位巨子近在咫尺却没见面。

　　在孙中山病重期间，段祺瑞并未前往探望。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善后会议休会数天以志悼念。3月14日上午11时，非常国会议员98人在参议院召开非常国会，通过了为孙中山举行国葬案，谓：“先生有大勋劳于国家，应举行国葬。”在治丧期间，段祺瑞答应前往送柩而食言，只送上了挽联“共和告成，溯厥本源，首功自来推人世；革命而往，无间终始，大年不假问苍天。”

　　段祺瑞与孙中山政见不和，自孙中山在北平逝世并奉安南京后，从未一睹遗容。但在南京期间，为瞻仰孙中山遗容，却主动提出前往中山陵谒陵。1月23日下午2时半，段祺瑞与蒋介石及吴光新同乘三一八号汽车第一次赴中山陵谒孙中山，同往者有魏宗瀚、段运凯、戴传贤、许世英、居正、张群、彭醇士、祖競生等十余人。到达陵园后，段祺瑞虽年事已高，但精神尚健，坚持步行。到达半途，经大家劝告，方才改乘轿舆。到祭堂后，段向孙中山遗像行一鞠躬礼，并献花圈，继而进墓室瞻视。谒陵毕出步行而下，由蒋介石相扶而行，回励志社休息。事前，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接到励志社通知，准备好了一切。

　　段祺瑞未出席1925年的孙中山追悼会，却在八年后到中山陵谒陵，表白自己不愿与日本合作的立场，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与孙中山恩怨的终结。1936年11月1日，段祺瑞胃病突然发作，11月2日在医院病逝，终年72岁。11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国葬段祺瑞。段祺瑞晚年不与日寇合作，保持了民族气节，值得后人尊敬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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