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言

　　提起“工农兵大学生”，人们的印象可能会回到“文革”那个年代，不考试，推荐上大学，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考试还是有的，不过当时叫文化考查。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70年，全国大学停止招生已五年，随着全国形势渐趋稳定，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规，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突出起来，教师大多下放到“五七干校”，文革前入学的“红卫兵大学生”毕业离校，全国各高校人去楼空。于是毛泽东发布最新指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二到三年，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招生原则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报名条件是初中毕业以上学历，在工厂或农村劳动2年以上，未婚，25周岁以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工农兵学员”。

　　我从小就梦想上大学，做一个科学家，这个梦想被“文革”打破了。1973年我在农村插队已有5年，这年夏天，公社发出通知并开了知青大会，详细介绍了上大学的政策和程序。我第一次自愿报了名，当时对下乡知识青年有点优惠政策，就是在一个公社推荐上大学的人数中，插队知青不少于1/3，由于长期在农村，当赤脚医生，小有名气，我顺利地被大队和公社推荐。当时在十六字方针以外，还有文化考查，其实就是考试。1971年林彪事件后，极左路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特别是1972年10月，北京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根据周总理指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提出对基本理论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所以才有了这个文化考查，当时人们也称为高考。

　　1973年7月我第一次参加高考。考试分笔试和面试，笔试的内容是数理化一张卷，作文一张卷。上午考数理化，一进考场，静极了，考场里坐满了人，个个神态都很紧张，难怪，多少年没有这样的考试，摸不着头脑。我心中更是忐忑不安，不知难度如何。当拿到考卷后，我悬着的心就放下来了。数理化卷的深度只相当于高中一年级水平，记得数学有初中代数、平面几何，也有高中立体几何，还有如何丈量土地等；物理有初中的惯性定律，也有高中的万有引力定律；化学既有初中的无机化学，也有高中的有机化学。上午数理化答卷，我觉得很轻松，因为我虽是66届初中毕业，但已在农村自学了高中的数理化。下午考作文，监考老师将作文题目写在黑板上：我为群众做好事。写好后也没有任何解释，并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我就写如何在农村抢救溺水儿童，按当时的习惯引用了毛主席语录：“救死扶伤，实现革命的人道主义。”感情颇为真切，大约1000字左右。

　　晚上是面试，在一个小教室里，4位考官正襟危坐，没有表情。我坐在考官的对面。问的有“文革”的政治性内容，也有数理化内容。面试中有一道题目我至今记忆犹新：

　　问：“汽车急刹的时候有没有身体向前倾的感觉？”

　　答：“有。”

　　问：“这里用到物理学中哪一条定律？”

　　答：“惯性定律——牛顿第一运动定律。”接着我说了定律内容和身体前倾的原理。另外还问了平面几何中的勾股定理等。我当时看到考官都满意地点着头，心想，肯定是答对了。

　　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自我感觉良好，但至今都不知道成绩如何，当时是保密的。我去县招生办公室问成绩被拒绝。那时录取权在当地招生办公室，原则是政治表现为主，考试成绩仅是参考。那个时候，招生、招工、提干，已经时兴打招呼、请客送礼，暗箱操作给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结果我没有被录取。

　　1973年那年招生结束后，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他在考卷背后写了一封信，把文化考查说得一塌糊涂，要求领导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四人帮”利用这封信掀起了“反对复辟回潮”的歪风，1974年招生就不考试了，写一篇个人工作总结就可以，然后开个座谈会，由公社文教辅导员主持，主要是谈个人的经历，算是面试，这一年全大队未有人报名，大队和公社又推荐了我，在座谈会上我讲了在农村进行医学科学实验的经历，用狗进行手术，并取得成功，我的发言竟然引来满场的掌声，会后我的事情在全公社广为流传，增加了我的知名度。这个面试打分不打分我不知道。但我还是没有被录取，理由是我体检时血压偏高。其实我平时并没有什么病，但一到测血压时就容易紧张，现在我才知道这叫“白大衣高血压”，并不是真正的高血压。

　　尽管遭遇了两次挫折，但我上大学的决心没有改变。1975年整个大队还是没有人报名，于是我又报名了，当时有人非议，怎么能连续推荐3年？我的事在大队和公社革委会引起了争议，由于我在农村里干得颇有成绩。最终还是被推荐了，那年考试就是写一篇作文，记得我写的是如何发动农民搞农村爱国卫生运动，但照例没有公布成绩。有人对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多少年后才知道，由于公社革委会意见不统一，最后在县招生办讨论时形成折衷，我被放到中专待录取。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在录取前江苏省招生办公室通知每个考生自愿加试英语。由于当时我国的建交国日益增多，对外交往频繁，外语人才十分缺乏，迫切需要培养。又由于文革和上山下乡，大多数人都不看外语了，有人甚至连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当时流传着一个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不懂ABC，照样干革命。”但我对英语却情有独钟，在农村插队时每天坚持学习英语，听上海广播电台的“业余外语广播讲座”。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加试，记忆中我县考生加试英语就我一个人。加试形式是面试，由易而难的英语对话。当时有两位考官，是省招办的，外地口音，年龄较大的一位是主考，他叫我先用英语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我流利地背诵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一段，接着他微笑着用英语与我进行对话，约二十分钟面试结束。我的英语水平赢得了考官的赞赏，他们甚至当场就询问我是否愿意学习小语种，如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据说这位主考官向县招生办公室大力推荐我上外语院校，说外语人才少，放掉可惜。就这样我从中专待录取变成大学待录取。事后我才知道这位主考官是扬州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康明强老师，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只是惜才而已。虽然这点外语水平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年代，已经很不错了。最后我被录取到南通医学院，大概是我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缘故吧。不管怎么说，这个结果对我来说是满意的，这年我正好25周岁，搭的是末班车。

　　现在我已经从医师岗位上退休了，不过我常想念这位康明强教授，要不是他的正直，我恐怕很难上大学，他也许是我命中的贵人。十多年前，我曾去拜访他，可惜斯人已经患胰腺癌故去，令我不胜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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