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农大是大跃进时的1958年由淮安县委决定办起来的。那时是一阵风，许多县都办起了农业大学。据我所知，当时的涟水、盱眙等县都是办了农业大学的。据说江苏全省一下办了几十所。到1959年经省委宣传部和省农林厅派员考查，才由省委宣传部下达了“关于办好淮安、东台两所农业大学的通知”。也就是说，当时只批准了淮安、东台两所农业大学。所以我们淮安农大的校名开始叫“淮安县农业大学”，经省里批准后，更名为“淮安农业大学”。由于是一所半农半读的学校，教学和劳动的日程设置实行“一、三、八”制。即每年12个月时间内，寒暑假各半个月，合起来放一个月假；3个月劳动：学校有100来亩土地，除长蔬菜外，也长山芋、水稻、芋头等等；那剩下的8个月就是学习。
淮安农大从1958年起先后招收三届学生，我们1960年是最后一届，入校一年，就因“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给国家和全国人民造成的极大困难而停办了。
我在这所学校虽只呆了一年，却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至今也无法忘记。
宋校长的故事
淮安农大的校长宋我真（原名宋金桂）是文教战线上的一位知名人物。他父亲宋泽夫在抗战年间就是盐城地方的开明士绅，和陈毅有很深的交往。他本人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新中国建立后，他长期担任淮阴、盐城两个地区的著名学府——淮安师范的校长，是当时苏北文教界的代表人物。1960年他曾作为特邀代表出席过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过国务院的表彰。可是他平常的穿着就像一位普通农民，待人也特别亲切随和。
在学校阅览室，我曾听他讲过一则故事。当年他在北大读书时，是学校足球队的一名后卫队员。一次和清华大学的校队举行足球友谊赛。清华队先进了一球，作为主场的北大方面很着急，眼见离比赛结束时间越来越近，场外观众的“加油”声不绝于耳。当时，他正在球场边做着准备活动，随时准备替补上场。不料，北大一位场上球员一脚把球踢来，眼见球将要飞出场外，身着球衣的宋我真就势猫下腰冲进场内，将球稳稳接住，并一脚送到北大队前锋脚下。这位前锋单刀直入，一脚劲射，皮球应声入网。因为北大是主场，这一进球使场内场外一片欢腾，宋我真也随着人们的欢呼奔向场外人群。结果，北大、清华两支校队踢成1：1平局。而宋我真这个场外球员上场截球、传球的“乌龙”事件，不仅未被场内观众发现，连场上队员、裁判也都未发现。宋校长在向我们讲述这一故事时已经是快六十岁的老人了，脸上却像孩子似的笑开了花。
下边这件事则是我亲眼目睹的。那是1961年春天，学校炊事员在做大锅青菜时，不慎将一只晒干了的死癞蛤蟆弄到青菜中，被1958届植保专业的同学吃菜时发现了。学生们非常生气！学生会主席、三（2）班的许延寿（今清浦区盐河乡人，当时盐河属淮安县）叫我（当时担任学生会执委委员、学习部长）和其他几位学生会干部一起找王司务长说理。一时形势很紧张，炊事员们怕出事，忙跑到校长室，请来宋校长。
宋校长先让司务长、炊事员们当场认错和检讨，又耐心听了学生们言辞激烈的批评。他唯恐学生情绪失控，就一边严厉批评炊事员工作责任心不强，一边伸手从学生手中那只盛有死蛤蟆和青菜的搪瓷钵子里捏了一些菜放到自己嘴里当场吃了下去。我们一见老校长这样来解围，都有点不好意思，只好打“退堂鼓”了事。
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就在我们离开学校三个多月后去世了，享年只有58岁。有人说，宋校长是因为学校停办，想不开，抑郁而终；也有人说，是他家中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其间是非曲折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他死后就葬在古城墙脚下，淮安师范（今楚州中学南校区）那儿。
到处是棺材的学校
淮安农大地处当时的城东公社南窑大队第九生产队（今龙光阁南侧耳洞河南岸一带）。学校办有酒精厂、窑厂，也长有百十亩地庄稼。按旧的阴阳八卦学说，龙光阁那一带是整个淮安城的“龙脉”，是一块风水宝地。许多有钱、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家都是想方设法将自己家过世的人朝那里安葬。其目的是想借这块宝地上的好风水“发旺”后代。经朝历代下来，谁也不知道这一带安葬了多少人！而在那衣食不全的三年困难时期，那些无主坟里的棺材就成了当地农民刨挖变卖的一项经济来源。我们学校也不例外。那些地面上并无坟头的无主坟也成了师生们刨挖的对象。不刨掉棺材怎好盖房子、长庄稼？于是，棺材板成了建校的主要材料。学校盖房子的桁条、大会堂的望板以致盛粥装饭的大缸桶、学校的桌凳、学生的上下铺双人床等等都是用校园里刨出的棺材板做的。连那些盛装显微镜的仪器盒子等都是挑的上好棺材板打造的。当时，我们曾私下里说，我们是坐棺材、趴棺材、睡棺材、用棺材，朝大会堂里四面一看，是上下棺材、左右棺材，真是一座到处是棺材的学校。
这么多的棺材板，足以证明淮安农大校园里棺材相当多。多到什么程度？说出来恐怕难以让人相信。那是1961年春末夏初季节，我们平整土地，当然主要是刨棺材。在离地面很浅的地方很快刨出了一口黑漆棺材。当这口棺材刨出地面后，我下意识地又用手中的大蒲锹捣了捣棺材坑底，下面竟然还有一口棺材，于是我和同学们一起费力地将下面这口大棺材又刨了起来。当第二层棺材被抬出坑后，史学伟（博里人）同学又开玩笑地用蒲锹捣了捣坑底：“秦九凤，说不定这下面还有棺材呢！”谁知，他一锹下去，我们就从声音听出下边真的还有棺材。虽经同学们奋力挖掘，却因为这下边的第三层棺材埋得太深、也太大，加之同学们又饿又累，最后只刨出了棺材盖，经用绳索、撬杠才把棺盖打开。
那时人们还没有文物考古意识，在将棺盖下边的“蒙天板”撬开后，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大红幔帐下一位栩栩如生的少女，粗粗的独根大辫子抑在身旁，脚上是黑靴红袜……我们赶紧向副校长季修生报告。他随即派教历史和俄语的陈老师到现场查看。
陈大彰老师拐着腿蹒跚着来到已被我们挖得乱糟糟的坑边，是我和同学们把他抬到坑下。经他查看后告诉我们，这是一位清朝做大官的人带着妻小路过淮安城时，他的十八岁的女儿重病不治，就被安葬在龙光阁这里了。他要我们不要动这具女尸。于是，他回到校长室给淮安县卫生学校（在今楚州中学北校区）打了电话，希望他们将女尸运到学校，或解剖或制成木乃伊。我们虽遵照陈老师意见办了，但淮安卫校直到二十天后才来人，一看女尸已经变黑腐烂，我们只好填埋了之，连棺材也没挖起来。后来还有人说那女尸是清朝邮传大臣盛宣怀的女儿，是真是假已不得而知。
赠书给笔者的班主任
我在淮安农大读书时的班主任是陈蓉秀老师。她在平桥初中时曾给我们教过音乐，风琴、手风琴、胡琴、笛子等乐器她都会演奏，而且演奏水平相当高。
陈老师的丈夫姓胡，在县文教局工作，是督学。他俩一共生了五个孩子，都是女儿。那时，他们十分盼望能生个男孩。为此，陈老师一直喜欢男式打扮。如裤子她穿男的前开叉式，发型也留着当时少见的短发，无论从前面看还是从背后看，都像一位男性。而且，她除音乐方面的天赋外，体育方面也出类拔萃。乒乓球她可以打败淮安县全运会女子单打冠军，那跃起抽球的身姿既威武又好看。排球、篮球也都能达到健将级的水平。但是她在给我们上化学课时，明显感到有点吃力。所以农大停办后，她到淮城初中（今吴承恩中学）任教去了。
我们在淮安农大读书时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全国人民都在忍饥挨饿。星期天，我们一般都不回家，在学校做管管庄稼、浇浇蔬菜等农活，好混口饭吃。秋季有时就在劳动之余将田埂道旁的小沟渠用土拦起一截，戽水捕鱼；抓到过乌龟、甲鱼和一些小鱼小虾。我们除了卖几毛零花钱之外，有时也送给陈老师。她可以用炉子煮了吃。然而我们这点些微的奉献却使她过意不去，在淮安农大停办解散时，她一下送我二十多本书。在这些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八十一梦》《魑魅世界》《廿年目睹之怪现状》《儒林外史》等。这些书都成了我后来回乡当农民时常看、常读的精神食粮。所以我很怀念这位班主任。但是改革开放后，她已去丈夫老家邗江（今扬州邗江区）教学。也就是说，自1961年我离开淮安农大后，整整55年了，我从未再见过这位有恩于笔者的老师。
怪人韩席儒
教我们化学的还有位年纪较长的老师，名叫韩席儒。在我们学校的党团员联席会议上，校团委书记王道行告诉我们，韩席儒是历史反革命，他只是留用人员，要我们在接受他教的知识的同时还要加强对他政治上的改造、监督和管理。在后来的交往相处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韩席儒老师的一些“怪异”。
韩席儒上课时，坐在第一排的同学许长山（黄码人，当时黄码属淮安县）、王士秀（建淮人）等个子较小的同学要把自己的凳子拿给老师，让他坐下来讲，两位同学只能站着听他这堂课。一次，他给我们班上化学课时，提一个问题：“夏天那稖头糊糊发酵，酸掉了，你们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它不酸？”说着，他用目光扫视了整个教室，然后说：“我请女同学沙秀云来回答吧。”沙秀云是三堡乡人，学习成绩一般，头脑反应也稍慢一些，同学们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都喊她“沙大呆子”。只见她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几分钟，才声音很小地说：“我不知道。”韩席儒一听，竟开口骂道：“×娘的，你这个女人还没得我这个男人有用呢，敲一点碱粉搅搅那稖头糊糊不就不酸了。”结果，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后来我们听说，韩席儒出生在淮安城里的一户地主人家。幼时曾和周恩来一起在龚家塾馆读过书，因此，他们算是老乡又兼同学。当年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对化学产生了极大兴趣。于是，他又考上了厦门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多在高中教化学。
1946年国民党军向两淮（淮阴、淮安）推进。韩席儒仗恃国民党军的威势，返回淮安老家提着手杖找到他家的老佃户倒田倒租，受到我地下党组织的严厉警告。韩席儒心有余悸，赶去南京梅园新村找周恩来请教何去何从。周恩来于百忙之中告诉他，不能再去收租了，还是回到学校里去教点书，否则，将来人民夺取政权后是要找他算账的。听了周恩来语重心长的一番话后他扔掉了手杖，返回校园继续教书。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人才奇缺，韩被调到国家教育部化学教材编写组工作。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查出了韩席儒历史上的倒租污点，幸亏他听了周恩来的话，没有倒更多的租粮，结果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遣送回原籍，边教书边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
淮安农大停办后，听说他到淮安县中教书，想来早已作古了。
九斤十三两的大山芋
农大的校园是由我们开垦成庄稼地的。在这样的土地上最适宜长的庄稼是山芋。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栽了好多山芋，并且用试验对比的方法将一块山芋地分成两半，一半用传统的翻藤除草栽培法，一半不翻藤只除草任其随意生长。结果收获时，不翻藤、只除草那块地的山芋产量反而高于除草翻藤的近四分之一。现在想来，可能是不翻藤的山芋叶子更多地晒到了阳光，使光合作用的时间比翻藤的山芋多得多，所以产量也就高了。
刨山芋时，那大山芋横七竖八地躺在地里，非常喜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枚最大的“山芋王”，我用秤一称，整整九斤十三两——当时还是16两为1斤的规制。淮安农大农场场长仇福宏老师高兴地让我们在大会堂里办起了山芋大丰收的展览。展出几天后又敲锣打鼓地把山芋王送进城向县委报喜。
收了山芋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将其窖藏下去。当我们用柳筐和布兜子将山芋往大山芋窖里抬时，刚好从教师宿舍门前经过。上边说的那位韩席儒老师用手拉住我们的布兜子小声哀求说：“秦九凤呀，韩先生肚子饿呀，你能不能给我留下一两个山芋，让我充充饥？！”我告诉他，我不能直接地把山芋拿给他，等下趟抬来时，我们在他宿舍门口停下来歇一下。我们眼朝别处看，他自己用手拿。如果被人看见了，算他倒霉；如果没人看见，就算了。就这样，韩席儒老师从我们抬山芋的布兜里拿了两个大山芋，还对我们千恩万谢呢。
“李书记病重了，请农大的喇叭音量调低一些”
我们淮安农大当时办有一个广播站，既播放音乐歌曲，也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天气报告，很受周围老百姓的欢迎。学校团总支还任命我为农大广播站站长，负责采编学生中的好人好事，并由我们601班的男同学吴锦标（南门外耳洞河南岸人）和女同学李铮（仇桥人）当广播站的播音员，除了星期天（那时是单休日）外，天天广播。
1961年夏天，正是割麦栽秧的“四夏”（指夏收、夏种、夏管、夏插）大忙季节，我们广播站的24只大喇叭每天清晨就响，直到晚上收工才停。
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广播站办公室（在大会堂东北角的角楼上）编稿，一位邮局投递员突然敲门而至。我接过他手中的信拆开一看，原来是县委办公室写来的。信上说，“李书记病重了，请农大的广播喇叭音量调低一些……”
信上说的“李书记”是指当时的中共淮安县委第一书记李仲英。在我们淮安，当时人人都知道李书记是位真正一心为民的好书记。为啥这么说呢？
1958年是全国“大跃进”的狂热年代，说大话、搞浮夸是普遍现象，我们淮安也不例外。1958年夏天，副县长王汝祥受县委委托赴京向周恩来汇报说当年淮安可收到20亿斤粮食，那可是个空前的谎言。可是当时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即农民（那时叫社员）留下口粮和种子后的余粮要统统卖给国家。这一来问题大了：因为据当时县委副书记颜太发告诉我，那年真正收的粮食还不到七亿斤，也就是说，按当时的政策，我们淮安人民一口不吃，所收的粮食也不够这样虚报后国家要收购的粮食数。
李仲英急了，他在县人民剧场全县人民公社干部大会上说：“同志们，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共产党人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你们说，照实说，今年到底收了多少粮食？能卖多少给国家？我们决不能打肿脸充胖子，这边卖‘余粮，那边夹着讨饭棍去讨饭……”
结果，几经反复，最后报出的全县粮食总产量是十亿斤。这里面还有约三亿斤左右的水分，而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因此，后来李仲英无论是在淮阴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还是去南京省里开会，都被批评为思想右倾、作风保守的县里干部。弄得他百口莫辩，终于没能顶住巨大压力，精神上垮了下去，住进了县人民医院。而医院到我们农大只一座古城墙相隔，故我们广播站的大喇叭吵得他无法安心养病，不得不由县委办公室出面写信让我们调低喇叭音量。
需要多说一句的是，由于李仲英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能保持如此冷静的头脑，使淮安全县那年至少少饿死几十万人。
一生中最香甜的稖面饼
1961年夏忙时，根据县委要求，我们学校的大部分学生去范集公社支农，学校只留下40多人。我是留校的，我们不仅办了广播，还办了一份油印的《支农快报》，而去范集支农的师生们也办了一份报纸，名字叫《农大支农快报》，也是用铁笔刻蜡纸而后油印的。两份小报都是宣传支农活动中的好人好事的。我被学校选为《支农快报》的记者兼编辑。为了尽量让报纸办得新颖活泼一些，我们让美术好的同学每期都画上各种花鸟报头、题头，油印时还分别用红、蓝、黑三色套印。因此，很受师生和地方老百姓的喜爱。支农结束，我被评选为全校一等第一名宣传模范，奖状现在还由淮安区档案馆收藏着呢。
俗话说，“时里栽秧赶上趟，上趟下趟不一样”。我们留校学生刚刚忙完了学校农场80余亩的小秧栽插，学校附近的一家生产队长就找上门来，请学生到他们生产队帮忙栽一天秧。我们40多名同学便在学校总务科长徐建柱的带领下去这家生产队栽秧。那时的帮忙都是义务劳动。但生产队的干部群众过意不去，在我们栽完秧苗上岸时，发给每人一块烤得黄亮亮的秸面饼。可能是社员们在做饼时还放了一点糖精，所以那饼吃到嘴里又香又脆又甜，真是太好吃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好像再也未吃到那么好吃的稖面饼了。
淮安农业大学虽只是那个年代昙花一现的学校，但她记录了那个时代，也记录了那段历史。无论教职工还是学生，现在最小的也已过了古稀之年，能记得这些往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我祝愿当年农大的老师、同学们晚年安康、快乐！
（责任编辑：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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