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丁远

　　作家龚德（枫亚）走了，是在2016年5月的最后一天。

　　我和龚德的认识和熟悉，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龚德已经从北京《解放军报》记者、编辑岗位上，转业到了家乡南通市，他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室专业作家了。

　　80年代初期，那时我从南京与启东来到南通地区不久，因为龚德是从部队战士一路走来，早期当过师《挺进报》记者，后又在军《解放军战士》杂志当了三年记者，接着在中央《解放军报》当记者编辑18年，是个地地道道的资深老新闻工作者。当年我和他在南通相见相识，正因为我50年代初在他家乡启东县委通讯站、后扬州《苏北日报》社和南京江苏《新华日报》社先后10多年的记者编辑生涯，加上共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两个老共产党员，都是劫后余生。不同的他是专业文学创作者；我是一个追求文学的业余创作者，所以一经见面交谈，有很多共同语言，甚是投机，我们渐渐成了文学圈中最要好的朋友！

　　一

　　盘点龚德的一生，他似乎特别钟情于五月这个百花盛开，燕啼莺啭的时节。

　　1945年5月，16岁的他，在老家启东县东进乡参加了新四军，不久，日军无条件投降，他已在部队当文工队员、连队文化教员。

　　1946年5月，团里办了一张《战士生活》油印小报，他被聘为通讯员，在油印小报上登出的新闻、小通讯，给他这个初学写作的小战士极大的鼓舞，他开始对写作有了强烈的兴趣。

　　1948年5月，是个炎热的初夏，正是解放战争的激战阶段，他奉调师部《挺进报》当记者，这4年多时间，正是他提高写作能力的好时机，也是他练习写文艺通讯的开端，他写的一些“战地通讯”，因语言生动流畅被编入《英雄纪念册》一书，这给了他很大的激励。就是这个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季节里，与他一起当记者的朱苇，在练习写文艺通讯的同时，开始学习写小说，这对他又是一个激励，他迅速跟紧，也跃跃欲试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进入尾声，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他立志追求文学，要从记者走向作家之路。

　　1950年春夏，龚德利用业余时间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写出了5万多字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重点”的崩溃》。小说写了出来，用个什么笔名呢？他对以前用过的笔名“戈斗”（武装斗争的意思）并不满意，想来想去，想到自己非常喜爱的枫树，尤其是深秋季节，满山遍野的枫叶红似火，那个美，真是极致的。他愿意成为枫树的一个枝桠，但又觉得“桠”字欠美，索性把木旁去掉，又得一层意思：自己才疏学浅，不可大言不惭，还是放在次于枫树的位置上，或说是枫树的追随者为好。于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笔名，填到了小说标题下——“枫亚”。

　　这个中篇小说写好后不久，听说老作家冯雪峰即将来到军里访问，勉励部队同志多写文学作品，讴歌革命英雄主义。那时的龚德，确系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将这部习作书稿，寄给了著名作家冯雪峰。

　　稿子寄出后，龚德才感到自己唐突，想到冯雪峰是鲁迅同时代的老作家，怎会把一个初学写作者放在眼里？甚至不会退稿，更不会有回音，说不定落得个石沉大海的结果。正在七上八下胡思乱想的时候，却幸运地盼来了冯雪峰热情洋溢的来信。这封信，虽只有一张纸，总共十来句话，却给了龚德极大的鼓舞。信的大意是：稿子已阅，觉得可以出版，他已交一位编辑作些文字上的润色，辑入“文艺创作丛书”出版……冯雪峰还在信中勉励他继续努力，不断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和文学技巧，写出新作品来！

　　后来枫亚告诉我说：“当年收到冯雪峰老师这封信后的心情，当时我的一颗心，激动得快要从胸腔里跳出来，这种强烈的兴奋和激动，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自此，枫亚走文学之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立志做一名作家，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也不动摇。不久，又接到冯雪峰老师第二封来信，通知他书稿已发排，要他释念。并告知：书名已改为《向敌后出击》，不久就可寄出样书……

　　二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经过几年的阅读备练，1954年他以业余时间，写出了反映战争年代的又一部中篇小说《北汉江两岸》，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南京军区文学创作奖。

　　1956年5月，枫亚应邀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大会，聆听了不少著名作家的报告和创作体会的演讲，收获很大。他与一些青年作家一起拜望了老作家冯雪峰，得到很大教益。出席北京创作会议回来，枫亚又一部军旅小说《不可侵犯的人们》，在上海出版，不久由知名作家石言介绍，他被吸收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1958年他又出版了《军营之春》一书，并用“龚德”原名，结集出版了朝鲜文短篇小说集《边防军的眼睛》。枫亚以上这一连串的文学作品，都是坚持了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较为自觉地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的表现手法，所以这些小说赢得了一些评论家与读者的好评。

　　50年代中期，枫亚在文学创作上出现过几个丰收年，陆续出版了几部中篇小说单行本。但从1955年调《解放军战士》杂志和《解放军报》社当记者、编辑直到1976年初转业前的21年的岁月里，他一心扑在新闻工作上，只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及一些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特别在“突出政治”以及动乱的十年中，他的文学创作几乎是“空白”。用他自已的话来说：“这21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是我文学创作的低潮时期、荒芜时期。”这个时期的枫亚，主要采访写稿和编辑稿件，也写了点政治性和文艺性的评论。有时也写些报告文学、文艺通讯、短篇小说、散文乃至诗歌之类，但真正的文学创作处于无暇顾及的地步。新闻工作本身紧张而繁忙，下去采访，蜻蜓点水；体验生活，浮光掠影，根本难以形成小说题材。这期间，他一心围绕着新闻工作，其中14年，他栉风沐雨，风餐露宿，走遍了许多的军营哨所，高山大海，前线边陲，采写了大量反映解放军战斗和生活的新闻、通讯。还有4年，就坐在《军报》编辑部当编辑，编发稿件，撰写评论，把全部时间放在编稿写稿上，就是没有时间搞文学创作，连阅读文学名著的时间也很少。

　　为了实现搞文学创作的夙愿，他放弃了在首都工作的条件，放弃了在中央级新闻单位的优越环境，几番要求转业地方，以拾起失落多年的文学生命。到了地方，他可以熟悉当代社会的各种人物，从只熟悉“兵”生活的局限中解脱出来。可是一到地方，担任了文化行政工作，往往在一个接一个会议中度过，整天处理工作，依旧没有精力写作。惟一的成果是利用两年开夜班时间，写了一部反映淮海战役的长篇小说，但由于角度老，手法旧，没有出版。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文学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在新时期文学空前繁荣的鼓舞下，他决定卸除文化行政职务，在有生之年重新握笔在文学创作的田野上耕耘。

　　1980年5月，春暖花开时节，枫亚申请调至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室搞专业创作，省作协不仅关心他给他创造了良好的创作环境，并推荐他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然而，如何开始自己的专业创作，摆在他面前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一是写他过去比较熟悉的军队生活、战争生活，但思想陈旧，手法老化，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二是老老实实沉到现实生活中去，从零开始，做一名小学生，从头学起。

　　考虑到自己毕竟出身军旅，80年代初，他花了七八个月时间，写了一部反映亲历朝鲜战争生活的中篇小说，先后五易其稿。然而这搞专业创作后的第一炮并未打响。接着他又写了一个反映解放战争题材的中篇小说，再度失败。看来写革命历史题材，也是面临重重困难，一时难以突破。于是，他只好另辟蹊径。

　　他去农村，去渔区，建立生活基地，重新体验生活，也体验市井生活，把熟悉到的生活，权且写作短篇小说和散文。体验生活的同时，他又对短篇小说技巧、散文技巧作了钻研，虚心向同时代作家学习。后几年里，陆续写出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及散文。其中有《蹬“二等车”的大嫂》（刊于1982年《钟山》第2期，后被当年第10期《小说月报》转载）；接着，连续发表了《售棉纪事》、《绸牡丹》、《凉爽的风》、《探视》、《周晓英收鲜》、《静静的老人楼》、《小套里》、《二走蟛蜞沙》、《严恺度晚年》、《这里，她离不开》、《尚翁跟船》、《迎来送往》、《油菜花又开了》等中短篇小说，还发表了散文《油灯和小主人》、《花城树市》等40多篇。

　　面对现实的枫亚，他认为自己的处境依然是寂寞而艰难的。他当时对我说：“我这几年面临的困难，归结起来有：一是对过去熟悉的生活不知怎么开掘，怎样写出新意？几次失败后便放弃了深入探索；接着转向写不熟悉的生活，这有一个熟悉生活的漫长过程，青黄不接，即使写出了一点东西，也缺乏深度和力度。二是文学技巧的严重落伍，50年代打的基础本来就不牢，到了60年代、70年代又落入了荒芜时期，这就面临着转弯、补课的问题。三是思想比较僵化，陈旧观念较多，创作思想转弯比较艰难，关键在于解放思想。”

　　枫亚继续对我说：“现在我仍在努力克服这三个困难，想继续沉到生活中去，熟悉时代的变革；努力学习文学技巧，逐步跟上发展着的新形势；要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清除陈旧观念，增强当代意识。我在文学之路上走得很沉重，有时已有疲乏感，但我不想半途倒下，我想跟上去，跟上洪流，即使这辈子也赶不上队伍，我也不能自暴自弃地躺倒在路旁！”

　　作为一个老记者、作家的枫亚，能够与我如此坦露胸怀，严格地解剖自己，总结创作的成功与失败，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文学老友，我确实是深受感动的。

　　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像长江大河之水奔腾澎湃，经济建设进入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兴旺时期。一批批当代企业家脱颖而出。经济起飞，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大大激励了枫亚的创作热情。他以按捺不住的激情，再也不能枯坐在家里写小说了。他要走出去，探索一条新的创作途径：到企业和企业家那儿去，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学习他们，体会他们的成功与失败，追随时代的潮流，反映时代的浪花。

　　实行改革开放后，令人欢欣鼓舞的改革开放实迹，向作家昭示，呼唤作家到改革开放第一线去获得灵感。枫亚决心通过这样的实践，丰富自己积累素材，在适当的时候再写小说。况且，文学作品体裁无高低尊卑，如以小说为“正宗”、以报告文学、散文为“非正宗”，是不科学的。文学要多元化、多样化，改革开放的初期，对正面切入改革现实、摄入时代主旋律，向历史纵深掘进的改革文学，尤为提倡和鼓励。从1984年起，经过沉思的阵痛后，枫亚和我两次去深圳观潮学习，接着，首先由老作家海笑（省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率领我们去苏北油矿公司蹲点，与公司领导和石油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分别采访，各自分工写作；三个月的努力合作，为苏北油田写作出版了《地下光芒》的报告文学集，得到了油田工人与读者的好评。后来我们又和海笑去了淮阴化纤集团采写企业家报告文学多篇；枫亚和我应南京金陵报告文学学会的邀请，去六合长江边，采写了几个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那里写的报告文学作品，被江苏人民出版社收入报告文学集。

　　接着，枫亚与我在南通，写出了《中国机床走向了世界》（后被香港《中国工商导报》转载，题为《他乐意告诉你一个秘密》）、《荧屏悲喜剧》、《绿色的智慧》、《电子琴在演奏一个企业家的命运》、《冷却塔之歌》、《伟力，喷薄在超越中》等近30篇反映企业家风貌的报告文学，散见于1984年至1988年的上海《文学报》和北京《十月》文学月刊以及《中国企业家》、《人才天地》、《记者文学》、《当代企业家》、《企业家》杂志等。有些报告文学，还被收入“杭州初阳台文学创作中心”《当代企业家》丛书一、二辑中。还有一篇“来自改革开放第一线的报告”征文《公仆啊，公仆》，荣获一等奖，该报告文学是写时任中共南通市委书记吴镕的事迹的，获奖后红旗出版社出版了《来自改革开放第一线的报告》十六开大型金字精装本。

　　有人说，作家写不出小说，老写报告文学没出息。但枫亚认为，一个有出息的作家，要像鲁迅、巴金和茅盾那样，应该与时代同步，反映改革开放和祖国的经济建设面貌，是作家对社会的责任。何况，他又是个老记者呢！他本来就是记者、作家两栖，两种职责兼而有之，反映时代的强音，反映时代的浪花，是责无旁贷的！

　　五

　　南通大学文学院一位教授，评论枫亚的创作时说：“对于一个有作为的作家来说，耐得住寂寞，矢志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不犹豫，不观望……我倒以为是难能可贵的人品和文品！”

　　枫亚离休以后，一次他对我说：“我还有一点雄心，不怕吃苦。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祖国的文学事业，努力写出稍为好一些的作品来。我将继续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现实生活，同时，我也想借鉴于新的技巧，以适应当今读者的需要。”不久，他就开始酝酿长篇小说《扬子百年记》系列长篇历史小说。

　　《扬子百年记》共分《大脚雾》、《大脚风》、《大脚潮》、《大脚雷》四大部，历时六年，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一次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这部系列长篇，是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和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而加紧创作的，这个系列的时间跨度为1839年至1949年，是整整110年的历史进程。”是的，一个系列长篇小说，涉及一百多年的历史，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是不多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枫亚这个《扬子百年记》系列确实难得。我基于这样的思想，在他创作四卷本百年记过程中，先后多次去他家拜访。

　　谈到这百年长卷，我不由脱口问他：“你搞这么个百年系列，是不是受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启示呢？”枫亚爽朗地笑着说：“知我者老友丁远也。是的，我是深受这部小说影响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写的是小镇马孔多的建立、发展到毁灭的百年历程，说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这种孤独将一去不复返了。而我写的是长江口的大脚沙岛上，三个宗族的矛盾纠葛及其生存状态，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写起，直写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大脚沙岛这个小小舞台，折射出中国封建社会怎样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怎样兴起了民主革命运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最终建立了新中国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虽然写法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截然不同，但从创作视野而言，我是受到这位文学大师的积极影响的。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读《百年孤独》，我不可能也不敢设想写大脚沙岛民众的百年沧桑。”枫亚的扬子百年系列，是写完一部出版一部的，我也是一部一部读下来的，读完一部我就去和他交谈一次。直到2004年由枫亚的儿子交给作家出版社出了四卷本套书，共172万字。

　　《扬子百年记》系列四卷本全部问世后，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全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批评家陈辽先生评论说：“作家枫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描写张謇、毛泽东、陈毅等历史人物，按照历史上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作的贡献，实事求是描写太平天国、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显示出作者的开放胸襟和宽广视野。作品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现代的思想观念完美地统一在了一起。”

　　2007年，《扬子百年记》系列四卷本荣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