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夏

　　当一个人中了毒，最好的办法是给他灌一勺浓烈的大粪，立刻就能解毒。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大粪解毒不失为救急的好办法。当一个社会中了毒，解救的办法依然要靠大粪，这就是聂云台开出的济世良方。聂云台是一个怪才，从实业家到医学家，从基督教徒到佛家居士，从精打细算的精明，到救世济民的谋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一一在他的身上出现。

　　聂云台出身名门之后。父亲聂缉椝久居宦门，历任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巡抚；母亲曾纪芬更是大家闺秀，曾国藩最小的女儿。而聂云台父母的出身却并不般配。曾纪芬的父亲曾国藩为正一品大学士，聂缉椝的父亲聂亦峰不过区区候补道员，补缺实任才够得上四品。曾家有五女，只因过于看中门第，前四个女儿的婚姻都不甚圆满，常令曾老夫子苦恼自责。在为幺女选婿的家宴上，曾国藩夫妇分别在席前帷后，一个细心观察，一个侧耳聆听。滴酒不沾、连吃三碗、性情细腻的聂缉椝，同时讨得二老的欢喜。曾夫人说，不饮酒说明人正派，饭量大显得身体好，性情细腻就一定会体贴妻子。这一次曾国藩没有看走眼，聂缉椝和比他年长三岁的曾纪芬，为聂氏家族谱写了一代辉煌。聂云台便是这辉煌一代中的精英。

　　聂云台是聂缉椝第三个儿子，名其杰，云台为字，1880年生于湖南长沙。在他两岁的时候，父亲经两江总督左宗棠推举，担任上海制造局襄办，两年后升任总办。聂家由此结缘中国近代企业，也决定了一个幼童的今世人生。父亲把聂云台由老家接到上海，聘请名师教授新的知识，使湘江之子改喝西洋墨水。10年之后，聂云台回原籍参加童试，舞勺之年即考取秀才。比起鲁迅笔下屡试不中的孔乙己来说，聂云台十分幸运。可是幸运儿并不热衷此道，而是跟着外国人学习电气、化学工程，英语运用尤为娴熟。原来，他的老师是英国人傅兰雅的妻子，被光绪皇帝敕封的三品夫人。或许就因为和西洋人接触得多了，聂云台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荣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

　　聂缉椝在制造局聘请英国专家，引进西方的管理与技术，自制出中国第一艘铁甲军舰。兼办南洋通商事务的继任两江总督曾国荃，十分看好大哥曾国藩的幺女婿，本着举贤不避亲的雅量，保荐聂缉椝升任上海道台。凭借手中的权力，聂缉椝租办洋务派创办的华新纺织新局，以儿子聂云台出任总理。短短十余年的时间，这个官商合办的企业就成为聂家的私产恒丰纺织新局，也为聂云台搭建起大展身手的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给了聂云台极好的时机。大洋彼岸的连天炮火，带来中国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精明的聂云台率领聂氏家族，把恒丰打造成为华商纱厂的渠魁。聂云台和黄炎培发起成立职业教育社，赴美参观考察，领略西洋世界的现代文明。他还联手政商名流王正廷、张謇、孔祥熙、宋子文，涉足机器制造、电力、金融、建筑、商贸诸多领域，出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副会长，耀眼的桂冠一一落在聂云台的头上。

　　聂家如日中天的事业未能持久。1923年前后，得到喘息的西方资本卷土重来，再次占据中国市场。棉纺织业的厄运首当其冲，聂家所经营的产业几乎都遭受巨大损失。除去恒丰举债度日并一度停产，其他产业或被外商吞并，或低价出售，或毁于战火。1924年，心力交瘁的聂云台退居幕后，仅保留总理的名义，六弟聂潞生以协理之名，实际主持聂家产业的经营。常言道，屋漏又逢连阴雨，聂云台也不例外。不到两年的时间，聂云台身染重病，几乎丢了性命。聂云台此后病疴不断，意念渐渐消沉，开始吃斋念佛。告别基督教，走进居士林，看破凡尘的聂云台成为虔诚的三宝弟子，师傅赐他法名慧杰。禅宗大师释东初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说，受聂云台潜移默化的影响，社会商界皈依佛宗者，实不在少数。

　　聂云台一生著述颇丰，而多著并不是他最大的特点，略举一二可见一斑。早年译著《无线电学》、《托尔斯泰传》，中年创作《保富法》、《学佛六篇》，晚年出版《伤寒解毒疗法》、《结核辅生疗法》——科学，文学，佛学，医学，诸多学说出自聂氏一人笔下，即使今天也可谓凤毛麟角。1925年，聂云台的惊世骇俗之作《大粪主义》问世。最初这只是一本铅印的小册子，随后收入《聂氏家言》第二辑。1928年，聂云台将他的演讲和文章选编成书，命名《人生指津》，由聂氏家言旬刊社出版，《大粪主义》是其中的重要篇目。此后20年间，《人生指津》被屡屡修订、重编、再版，篇目略有变化，印数不计其数。世人因此得以知晓，连大粪也都可以被作为主义了……

　　对于国家中了哪些毒，为何只有大粪才能解毒，怎样用大粪解毒，《大粪主义》作了系统阐释。在聂云台的笔下，粗俗的物体化为不朽的思想，非一般学者可为。排泄物通篇皆是，却不见污言秽语，精辟语言随处拾来——

　　现在政治家教育家都要讲一种主义，他们的主义都说得很高很好听，但是主义尽管讲，国事格外糟。有人就怀疑了，就问这主义是不应该讲吗？我答不是主义不要讲，但是主义不要讲得太远了，须要切实点才好。大凡讲一种主义，都系因病下药的，不应该只把那《本草》上顶贵重的药随便写来，胡乱开方子。

　　究竟有什么主义可以救中国，这些贵药既无实在的效验，可否找出一个很简单的丹方能对这个病呢？我想了很久，得了一味好药。这药不但是不贵重，并且是很贱很臭很秽的。我简直地说出来，这药就是大粪。换句话说，我的救国方法，就是大粪主义。

　　我主张的教育方法，就是要教学生人人要动手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至于政治上大粪主义的施行，我的条件是一国的元首，或是一省一县的行政的长官，必须每日早起，将指定的公众厕所一处，在大众面前扫洗揩抹清洁为度。须自动手，不许工役代劳，非确因病假，不许派别员代行。服务时尽可有兵警在旁保卫，但必须穿著粗衣，实行工作，并由当地人检察厅长教育会长监视记载。如敢故意违误，即为违反国宪，立刻丧失行政元首或长官的资格。

　　在每日服务的时候，并由演讲员演说此项服务的意义，表明元首或长官系对于公众人民服务的，从最卑下的事做起，所以表示服务之忠诚。又藉此种表示，来显明旧日帝王式的行政元首或长官的排场享用是悖谬不合理，藉以提醒元首长官应有的天职，洗净他们骄慢纵逸的恶性。有这种行政长官的主要条件，那么他们的起居享用，他们家人生活和财产，自然同时应该有相应的规定，载入宪法了。那么往后做元首和行政长官的，应知晓得他们的本分，是对群众服务，不是发财闹阔摆架子和使子孙享福的机会了。那么来争这元首及长官的人就少了，正经的人就肯出来了。

　　我听见说有几种病是中了毒，需要灌大粪汁方能解毒的。我看现在中国的毛病，所中的毒也须要大粪来解，并且认定只有这一味药是对现在的病。现在世人的病具有四种毒质，唯有这样药一一都能化解，让我来细述如下。

　　第一就是那骄慢的毒。大凡骄慢的劣根性虽是人人都有，却以知识阶级富贵阶级为更发展。例如站街巡捕对着各种车夫的神气，出洋学生对着乡下人的情形，读过两本三字经百家姓的对着那未读过三字经百家姓的人的态色。若是把这种心理一来研究，就晓得世界上所以杀人流血来争权夺利的缘故。

　　第二就是那体面的毒。凡是好的物事，一经了商业化，立刻就变成了罪恶。我在欧洲各都城美术馆内见过一些名画，有的画些茅屋破灶，人便觉得极美，甚至肯几千几万块钱来买这画。若是自身住在茅屋破灶之中，便仇恨起来。这由于只知假的美，不能领略真美的缘故。

　　第三就是那娇懒的毒。现在全世界有一个大流行病，是乡下人都向城市走。因为乡间农家生活是劳苦的，羡慕城市里的赚钱容易，不费大力。大家想做官带兵，就可以发财发得快发得多，那么连子孙都可以安逸享福了。古今中外的乱事，这赚钱来享福是一个最大的根源。所以古人总是教人习劳苦，说是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而恶心生。

　　第四就是要解那奢费的毒。列位想一想，就晓得各国练兵制械的钱是谁供给的了。大概我们住在城市的人负的责任最多，越阔越新的人罪恶越大。大概阔人的家里、新人物的身上，都是找不出中国货的。我们国里多一件西装，外国就同时添了两支快枪。我们国里多销一支香烟，外国就同时添了一粒枪子了。老实说击毙学生工人的凶器，就是我们供给他们的。

　　如果为大粪主义定性的话，它应当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对于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聂云台的怨气毫不掩饰，甚至有几分义愤填膺。不过大粪主义问世之际，正值大革命运动方兴未艾，控制政权的各路军阀已在飘摇之中。聂云台要求国家元首和行政长官去清扫大粪，并不会开罪权贵，给自己惹来麻烦。况且他们只是在马弁的护卫下，闻闻臭气而已，脸面与威严并不损伤。实际上，大粪解毒貌似极端，一则不可能施行，二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早在两年之前，聂云台的湖南同乡毛泽东，就把他与胡适、黄炎培划入一个阵营，称之为“非革命的民主派”。

　　《大粪主义》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儒学、佛教、道家的痕迹，对于印度非暴力领袖甘地，聂云台更是敬佩的五体投地。所以说作为一种主义，聂云台的发明并不纯粹，更多的是传统文化与甘地主义的融合。“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发起批林批孔运动，聂云台成为反动腐朽的代表人物。他的语录收入《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与蒋介石、林彪一同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文化学者胡秋原曾经评论不时出现的各种主义，甚至想象将来也许会有大粪文艺的名词。不过聂云台的民本主义思想，以及对于劳动阶级的赞誉，还是十分难得的。

　　“一个是农夫，挑着一担粪，赤了脚，身上着了破衣，头上还兼汗酸臭，但是他中怀坦白，天真烂漫的，与人无侮，与世无争，虽是贫苦，却无人敢藐视鄙薄他的。另有一个人，戴的金刚钻，着的锦绣衣，还涂些香水，再加古瓷名画，陈列满屋，甚至丹青翰墨，但是满脑卑吝骄伪之心，患得患失，蝇营狗苟，旁人虽当面敷衍恭维，背后却讥笑怒骂。这就是真美假美的分别和结果了。”

　　聂云台的这个表述似曾相识，于是想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过的一段话：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抗日战争胜利后，聂潞生因曾在汪精卫伪政权下任职，无颜支撑聂家产业。聂云台只得重出江湖，担任恒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儿子聂含章任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7月1日，上海恒丰纱厂正式宣布实现公私合营。然而在此半年之前，1953年12月12日，73岁的聂云台已在上海逝世，未能看到这历史的一幕。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