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乃华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搞“四清”，由于我在扬州师范学院实习期间，曾被抽调到扬州六圩、江都谈套工作队参加过社教，1965年夏毕业分配到连云港后，亦被安排到市郊云山、云台工作队工作一年多，尤其是历经连云港的两次社教，所见所闻所思，至今难以忘怀。

　　那时我所在的这两个社教工作队，都是由地方党政和驻军派员联合组建的。第一次于1965年9月初进驻云山乡白果树大队，党政主管为李茂如、丁全普等，分工在埝头生产队的工作组成员有徐圩盐场干部徐佃才、军队干部李淑玉副连长和我3人。

　　翻开日记，云山乡工作进点前集训我记下的主要活动是，“今天以10人为一个小组，学习‘前十条与‘二十三条，这两个文件阅读不止一次了，但我越学越心明，越学越有劲”，认为“社教好比大熔炉，它考验锻炼着每一个人；运动的激流必将我们引向一个广阔的道路上去。党组织为我们年轻一代提供了这样好的条件，那就看我们能否经得起阳光、雨露的滋润而不娇惯，以及狂风、暴雨的袭击而不动摇了”，并表示，“要把工作搞得出色些，不辜负上级对我们的培养和教导”。上午接到通知，下午我便打好行包，遵循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和“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要求，奔赴所指定的基层“安家落户”了。

　　正人先正己。我们都相信，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工作组成员要率先垂范，严格做到生活上不特殊，与百姓打成一片，有条件的要求吃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一般自缴伙食费10至12元、粮票28至30斤，不得超标，多吃多占。而对犯有这样那样“四不清”的村、队干部，包括多吃多占总额达到百元以上的，发现一个查处一个，有多少查处多少、退赔多少，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的，还要上报受到党内或行政撤职处分，绝不手软。

　　在白果树大队埝头生产队，我兼职与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当“查账员”，可说“非我莫属”，理由之一是我上学前就学得一手好“算盘”，大学毕业前又经受过两次社教的锻炼。但当记录几十户人家多年来的集体经济账，什么收支总账、社员往来明细账，一年几本，几年来一古脑儿堆在面前，让你一看就觉得头皮发麻，何况要寻觅出对错是非，对被查者和群众都应有个圆满交代。我坚信工作量再大，也不会难倒我的。而这一次非同以往，上头说要从“严”，绝不让贪污受贿包括多吃多占者在经济上占到便宜。总额超百元是个“杠杠”，其界限可要把握得住，站稳立场。

　　那时，国民经济刚有好转，干群之间往来吃喝似乎有所回升，我暗自思忖：对可定可不定性的，就不定不退，认错作检讨，让其过关。这次被我核查的是生产队会计金增培，发现他经管的账目还算清楚，但违规总额已接近当时所划的“红线”，是推他一下，还是拉他一把？我和当时参与定性分析的工作组成员及群众代表决定，按后者方式“从宽”办理了。当我们圆满完成这一批社教撤离该生产队时，那位及时“下楼洗澡”过了关的队干部，也夹在欢送我们工作队员的队列之中，齐唱“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等流行歌曲。这，或许是群众对我等被评为“五好队员”的肯定了。

　　这之后的一次，是从1966年4月21日起进驻云台乡大村大队，到当年12月23日、26日军地工作队员先后撒出，也同样历时8个月。这批进村的工作组负责人是市机关干部谢中学、李广瀛，成员有农水口的宋铁基和新浦农场知青周海云、盛良等；守备部队政委郝冲蹲点，秘书科长兼警卫王玉明，机要科长耿尚德、干事于瑞河，作战科的徐运启、齐立先，后勤参谋李汉生、乍启型，还有李赐真及医助葛秀海等为工作组成员。

　　我在这次社教中，是个既当队员，又兼搞文字工作的“材料员”，感觉特别忙碌。白天，要参加各种形式的干部群众大会，向他们讲明这次运动的主旨和工作队的来意，包括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思想教育、宣传党的政策等方面内容，都要记录在案，并要找那些暂被“挂起来”的“四不清”干部谈心，促其“下楼洗澡”，早日过关；晚间，我还要挑灯夜战，写简报，常常困得我睁不开双眼。同住一室的军队干部王玉明，每天也要赶写文稿上报司令部，他见我这样困倦，十分关切地从他那衣袋里挪开警卫用枪，取出香烟劝我也抽一支：“赶一赶‘瞌睡虫，吴同志！”那时我们不分军民、官衔或年长、年轻，凡是称呼工作队员的，都约定俗成为“同志”。

　　吸别人的烟多了，总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我便从刚领取的40多元月薪中，挤出一点钱买“枪烟”，不知不觉也有烟瘾了，竟自我解嘲说：“拿笔杆子的，免不了要与‘烟杆子为伴！”或许这种“激励”真能出“成果”：仅在1966年5月至11月中旬，我整理或执笔的《大村工作组开展群众自我教育工作计划》《大村工作组召开四类分子训话会进行阶级教育的做法》《大村六队抓革命促生产的启示》《大村工作组怎样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和《破旧立新破私立公宣传提纲》等上报材料，陆续被市有关部门《情况简报》、《社教简报》选用转发的，就达27篇之多。这些“成果”，成了运动后我被推荐搞新闻的依据之一。

　　在传达和掌握这次社教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过程中，特别是进入运动后期，文革“宁左勿右”的失控及偏差情况时有发生，所带来的损害及后遗症，处于基层的工作队实难以挽回。当狠揭猛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烈焰蔓延到农村，大村大队也没幸免。一位章姓家里的字画不知被哪方造反头儿当作“四旧”给抄没，直至新市委成立，仍有外调者找上门寻其下落，我这个当时“成天埋头写汇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工作组材料员后来称秘书的，仅以愧疚之心相送释疑。那时，处于风口浪尖的基层党组织也都经受着严峻考验，据事后传言，有个当了造反派的预备党员，强逼在任乡党委书记张玉佩交出存放档案的保险柜钥匙，欲公开其机密为“大批大揭”提供“炮弹”。这位书记宁可忍辱下跪，也拒不允诺。多少年来，人们每提起这事，仍令我敬佩不已。

　　然而，工作组成员尤其是大学毕业生、下放知青，多半时间是坚持与农民同劳动，受教育的。一次，我与社员们运肥下地，当轮到我去粪坑打粪，两桶粪才装满，刚要提担上肩，忽然间远处抛来一泥块，“扑通”一声掉进粪坑里，臭水溅了我一身：此时是丢弃担子回去换洗衣服，还是不屑一顾，继续干下去？我的一举一动，周围群众都看在眼里：发牢骚、骂一通，或以牙还牙，心想都不可能，也没必要，因为恶作剧的那位青年，正尴尬地站在一旁，似乎认错了。何况被溅脏衣服，对干活的农民来说那是经常碰到的，不值得计较。如果我做出与众不同的举措，就违反了大学生下农村接受锻炼的初衷。

　　时间的推移和农活的磨练，使我基本做到：一肩能挑起百多斤重担疾走千米以上，或每天早上坚持翻山越岭为房东担回两桶山泉水而不觉得累。凭就这股劲头和工作组领导的信任，我和李副连长被指派，与白果树队部的李玉山、高淑伦带领全乡200多名民工，先后两次奔赴兄弟乡宿城，支援当地规模最大的水库工程建设。

　　那个年代有俗语说，虱子多了不痒。水库工地及周围好多公里均没有洗浴设施，冬天干重活出汗多，洗换衣服也少，不少人生了虱子，我也没幸免，同样尝到了“虱多不痒”的苦头。过分的劳累往往使人不觉得天气的冷热了。有天夜间，我与民工们同睡在施工现场的简易工棚里，一觉醒来，顿时感到脚下凉冰冰的，抬头一看，被子上面好似覆盖了一层白被单，头发也都湿漉漉的，原来大雪铺天盖地，柴草编织的简易门被大风推开了，床头上下铺满了积雪，我们还不知情！这期间，我不仅学会了凿石取土、推近千斤重的独轮运土车，一干就是一整天。工余休息时，我还尽到团支部宣教委之责，坚持为团员青年讲课，指导识字不多的青年农民填写入团志愿书，发展了一批新团员。这一年2月，我由徐佃才、李淑玉两同志介绍，了却了上中学之初就萌生的入党夙愿。

　　当岁月进入到18年后的1984年冬，这一投入成千上万劳动力，耗时一个冬春自己动手建成的蓄水亿万立方的利民工程，正持续发挥着防洪、排涝、灌溉和饮用等多重效益，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一行来连云港视察，沿着宽阔的水库堤坝步行到了保驾山，对此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工程及其周边美景，表示十分赞许。已是省报记者并随同采访的我，曾和当地干部群众一同付出辛劳，也为其补不足一二，见此情景，甚感欣慰！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