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长征队伍中，有一位传奇的外国人，他就是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原译名勃沙特）。薄复礼曾被红六军团俘虏，于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随红六军团行军。薄复礼应萧克请求翻译的法文贵州地图，对于红六军团转战黔东南发挥了重要作用。薄复礼1936年11月在伦敦出版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英文版），是西方首部介绍长征的专著，比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了一年。
薄复礼被扣留后，担任了红军的向导
薄复礼是瑞士人，后随父母移居英国，供职于基督教会。1922年10月，英国基督教会派25岁的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勃沙特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他根据孔子讲的“克己复礼”，取了中文名字“薄复礼”。
1934年8月，27岁的萧克指挥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西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红六军团就突出蒋介石的重围，直插湖南、广西。两省军阀纷纷调集重兵，严防红军入境。根据敌情的变化，红六军团开始向贵州境内挺进。10月1日，红六军团攻取贵州黄平县的旧州。旧州当时是一个县城，还建有国民党的军用机场。在这里，红军战士发现了一个教堂，并扣留了里面的西洋传教士海曼。就在这一天，贵州镇远教堂瑞士籍传教士薄复礼与妻子罗达自安顺返回镇远，途中经过这里，与红六军团相遇，并被红军战士作为帝国主义的间谍抓了起来。萧克回忆说：“这时，我们正处在紧张的战斗行军阶段，碰上这位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于是就把他和他的夫人等都扣留了。第二天，又把在旧州城内遇上的海曼牧师等人一并扣留。不过，我们很快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立即把他们的家人释放了。”
与薄复礼一起被扣的还有成邦庆等7名外国人质，他们被要求交纳70万元的赎金。萧克说：“坦率地讲，这时我们仍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我们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薄复礼等被移交到红六军团政治保卫局看押和审理，鉴于他们的特殊身份，由保卫局局长吴德峰、保卫局党总支书记戚元德（吴德峰之妻）具体负责。薄复礼并不知道保卫局及其人员的名字和身份，故把吴德峰称为“法官”或“吴法官”，对戚元德称为“法官的妻子”。
对于红军提出的罚金等条件，教会出于政治等种种原因，总是作出不友好的回答且一拖再拖，在数目上也是讨价还价，原定的70万元赎金减到1万元，最后甚至还允诺不能少于6000元。但教会声称可以提供6000元作为伙食费，而不是什么赎金。红军同样出于政治等目的，“要教会低头认罪、赔礼道歉、交纳罚金或等价物品，哪怕是少量罚金或物品，只要说明问题性质，就立即放人，否则就必须刑满到期才可以释放”。
薄复礼担任了红六军团向导。贵州道路崎岖，红军整日行军，有时夜里也不休息，薄复礼感到苦不堪言。不过在行军途中，红军战士格外照顾这位洋教士。他们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薄复礼穿，宿营时尽量让他睡在用稻草铺垫的床上，而自己却睡在潮湿的地上。红六军团在向黔东北转移的20天中，在黔东石阡一带被国民党各路重兵阻截，遭受严重损失，历尽千辛万苦，于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木黄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不久一起转移到湘西一带。在湘西，薄复礼看见了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他想起一个朋友曾与贺龙有过交往，这个朋友叫贝克尔，在湘西芷江开办一家医院，贝克尔医生曾治好过贺龙侄子的病，为此贺龙给贝克尔写过一封感谢信。薄复礼于是立即写信给好友贝克尔，请求他来说服贺龙将军释放自己。贝克尔收到信后，几次派人带信找贺龙洽谈，但贺龙总是拒绝说：“你们不要寄希望于我同贝克尔先生往日的友情，在新的政权里，一切友情甚至家庭联系，都要服从共产主义原则。”因此薄复礼未被释放。
薄复礼应萧克请求为红军翻译法文贵州地图
1934年10月2日，薄复礼承担了给红军翻译法文地图的重任。在旧州的教堂中，萧克发现了一张用外文标注的、测绘非常详细的贵州省全图，这对于红六军团今后的行动非常重要。当时，萧克使用的是中学生地理课本上的20厘米地图。获得这张新地图令萧克十分兴奋：“我们现在有了一张贵州地图，真让人高兴。”萧克让两位懂英文的同志辨认，但两位同志说这不是英文，他们看不懂，并推荐传教士薄复礼来解读。
薄复礼到来后，告诉萧克地图是用法语标注的，并说自己可以翻译。萧克亲自提着马灯，指导薄复礼翻译地图。应萧克的请求，薄复礼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译出来，然后一一标注在地图上。薄复礼在回忆此事时对萧克将军评价很高：“房子里已生起一堆炭火，这时年仅二十七岁的萧克将军把我叫去，请我为他翻译一张法文版的贵州地图。他相当热情、开朗，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萧克也对薄复礼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萧克对薄复礼的工作很满意：“时隔多年，我之所以念念不忘，因为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当时，我们在贵州转战，用的是旧中国中学课本上的地图，三十二开本，只能看看省会、县城、大市镇的大概位置，山脉河流的大体走向，没有战术上的价值。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薄复礼帮助译成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同时，他在边译边聊中，还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况，为我们决定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在薄复礼的帮助下，萧克了解了贵州省的地理、地形，并最终确定了和红二军团会师的路线。
从“洋鬼子”到“薄牧师”
在湘西期间，薄复礼继续跟随红军转战跋涉宿营，日子长了，对红军的观察和了解逐渐增多。他发现红军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政治教育，娱乐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而且红军队伍不赌博、不抽鸦片，这使他大为惊讶和敬佩。红军严密的纪律和非凡的能力，让薄复礼非常感动。他亲眼看到每一个红军战士都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害人民群众的一分利益。后来他回到昆明时曾对他的友人说：“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红军是怎样的，就不会有人逃跑了。”这时红军指战员对他的称呼也逐渐改变，由开始的“大鼻子”、“洋鬼子”变成了“薄牧师”，甚至有人叫他“老薄”了。薄复礼改变了对红军的态度，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薄复礼还经常为红军翻译外国报纸，有时还被请去为红军编织毛衣。薄复礼终于认识到，被国民党和西方报纸称为“匪徒”的这些人，原来是一群马克思主义者，是以苏联为样本的中国苏维埃政权。对被红军拘押的经历，薄复礼并不抱怨。1936年8月，薄复礼在昆明写下一首小诗：“感谢‘被捕，/我的心得到了基督徒的爱。/友谊和血的联结，/超过世间的一切。/面对“先贤”，/我把炽热的祈祷倾吐。/恐惧、希望、追求，/我得到宽慰和鼓舞。/我们患难与共，/我们共勉负重。/为那珍贵的互助，/我洒下深情的泪珠。”
1935年11月18日，负责营救的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牧师贝克尔才派代表从永顺县城送来药品、物资和钱，因为“贝克尔只送来了一半的钱”，红军只先期放了海曼。次日押着薄复礼由桑植县出发继续长征。直到18个月的刑期满后，薄复礼才获得自由。1936年4月12日，在红二、六军团兵分两路向滇西疾进，逼近昆明时，萧克决定释放薄复礼，亲自向薄复礼宣布了释放令，并以“湘鄂川黔省肃反委员会”的名义为他开具了通行证。萧克对薄复礼说：“你是一个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我们决定放你走。”贝克尔从他的角度分析了红军释放薄复礼的原因：“勃的最后自由和海曼一样，是我们祈祷上帝的结果。红军为什么这么轻易地释放了薄复礼？这很可能是想告诉人们：红军扣押外国人的目的并非绑票勒赎，钱对红军来说是非常次要的；重要的是，红军想以此警告外国人，红军不允许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因为它使中国人民甘受痛苦，是人民精神的鸦片，是与他们高级的共产主义理论相悖的。红军是想告诉世界各国，他们不允许基督教这种学说，阻碍他们正在自己土地上奋斗试验的那种外国学说。”
临行前，萧克、王震、红二军团保卫部部长吴德峰为薄复礼饯行。萧克告诉他，不反对他在离开红军后仍留在中国，甚至还可以办一所学校。红军给薄复礼发了10块银元的路费，并告诉他如何前往昆明。薄复礼随红军长征时间长达18个月，转战黔川鄂湘滇五省，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薄复礼对这段岁月是难忘的，他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对全世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据萧克回忆：“当时，我对传教士的印象是不好的。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的，所以，把他们当地主一样看待，财产要没收，拘留要赎金。但薄复礼与我合作翻译地图，后来，我们接触的多一些，一起谈过许多问题，一起搞过娱乐活动，一起利用长征途中的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相互有了进一步了解，同时，我们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有进一步的提高，虽然仍没有改变他所处的地位，但对他的印象似乎更好一点。1936年4月12日，我们在释放他的时刻，不仅为他饯行，还给了他足够的路费。”“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值得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
离开红军队伍后，薄复礼长期在贵州盘县传教，同时为当地群众看病，薄复礼使用的药品，由贵阳内地会为其购置，有时也使用草药。他有一本英文版的草药书，常爱不释手地学习。1945年夏天，盘县美军兵站送过薄复礼许多药品、物资。盘县解放初，薄复礼曾帮助救治过许多解放军的伤病员。有时，他一天要诊治二三十人之多。1948—1949年薄复礼还在盘县创办了一所“明恩小学”，学制为一至四年，招收了五十余名学生，以信徒子女为主，但也有不少贫穷人家的孩子在该校就读。
多角度报道长征的《神灵之手》
薄复礼离开红军去昆明后，迫不及待地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他要把这些告诉人们、告诉世界。在他人的协助下，薄复礼写出了一部传奇纪实作品《神灵之手》。1936年11月，该书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从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12月，该书在英国脱销，接着又发行第二版和第三版。1937年初，该书被译成法文，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出版。1938年2月，埃德加·斯诺名著《西行漫记》的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贺龙二三事》中，薄复礼用第三者语气较为客观地简要记述了自己在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的经历。薄复礼回忆录《神灵之手》是欧洲出版的第一本记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自传体长篇回忆录，是作者离开红六军团后三个月内赶写成的，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新鲜感。薄复礼站在中立者的立场，在书中客观地描述了置身长征队伍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直到现在，除了能从部分老红军，以及历史档案资料中搜集到当年红军长征的史料外，还没有从外国人尤其是亲历红军长征的外国人那里搜集到红军长征的史料。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史诗，这部报道红军长征的首创之作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是研究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长征史的旁证实录。这部书出了英文版、法文版，初版四十多年后又修订重印了英文版、法文版。
目前，研究红军长征的党史书籍和征集到的回忆资料不少，但在红六军团进入贵州旧州的具体时间上，所记均为大略时间，即“清晨”、“上午”等。而《神灵之手》一书的作者是在离开红军队伍后不久即写成的，因此对一些事件的时间和情况就较为准确和生动具体。对红六军团进入旧州的时间，薄复礼写道：“第二天（指薄复礼被俘的第二天，即十月二日），天蒙蒙亮，队伍出发了。……不久，我们到达这座小城（旧州）的边缘，并停在城外的地方待命。这时可以清楚地听到前方的枪声，上午九时，我们进入这座小城，被带到一所房中休息。”可见，红六军团到达旧州时，是上午九时，比常说的“清晨”、“上午”更具体、准确，为人们确认红六军团到达该地的具体时间提供了一个依据。
萧克、王震指挥的红六军团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军的会师，在我军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它为策应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创建新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对于两军会师的情况，《神灵之手》第一章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写：“这一天是红军会师的伟大日子，会场上万人攒动，红旗招展，我们与先到这里不久的贺龙红二军团合并。贺龙军队衣着更破烂，但军帽和红色标志却十分明显。他们的目的是合并起来组成一支更强大的力量。”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这一天”是指1934年10月26日两军举行会师庆祝大会的那天，即红军是在四川酉阳县召开的会师庆祝大会。有学者认为，红二、六军团的会师是在贵州的木黄，当时“因木黄易攻难守，不宜久留，……两军首长在会师后协商队伍要马上开走。当天下午就开走了”。《神灵之手》反映出红二、六两军团会师是在贵州木黄，而庆祝会师大会是在四川酉阳，对史学界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无疑提出了有力证据。
薄复礼用浓重的笔墨，真实而又详尽描写了红军长征日夜转战的艰苦生活。薄复礼感慨地说：“路，在中国的定义与英国略有不同。随红军所走的路，有时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这种路，攀登尚可，最难的是下山，山高坡陡路滑，危险万分。”“在进入云南后，部队继续向西南进发。飞机常常光临，我们不得不东躲西藏，躲飞机又误了行程，因而常常夜幕降临，我们还在路上行军，到了宿营地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只好饿着肚子睡觉。接连有好几天，每天只吃一顿饭。”
薄复礼在行军途中看到，这支衣衫褴褛但纪律严明的队伍，“对穷人很好，即使在艰苦征途中仍时时不忘穷人”。正由于此，所到之处才受到民众的衷心欢迎。“每天有很多人报名参军”。薄复礼写道：“我就是这样在被迫中一点一点地认识了共产主义，并随着时间而逐步加深。看到那惊人顽强的斗志和毅力，不能不使人为之感慨万千。”
在当时国内外反动派将中国工农红军宣传为恶魔、吃人生番的情况下，薄复礼的著作起到了宣传红军、以正视听的积极作用。在西方国家报刊都把红军诬称为“匪徒”、“强盗”的情况下，薄复礼以他的亲眼见闻告诉人们：“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
（责任编辑：武学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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