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雄

　　

　　

　　

　　2016年11月12日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笔者在采写《宋庆龄与她的生活侍从》（群众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一书时，从周和康先生那里获得有关宋庆龄持续21年亲自整理孙中山文物的感人故事。

　　事必躬亲，亲自整理并组织文物移交

　　上海宋庆龄故居管理员周和康先生，是宋庆龄最信任的管理员之一。宋庆龄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写给周和康七十多封亲笔信。周和康也清楚地记下了宋庆龄步入晚年后四次回上海的时间：1969年10月16日至1970年9月5日；1972年11月11日至1973年6月2日；1976年1月27日至1977年5月25日；1978年12月30日至1979年2月25日。

　　1976年回上海那次，宋庆龄除了默默地处理大量公务外，一有空就继续在家里整理物件，主要是整理孙中山先生的文物：应该送人的就送人，应该上交国家有关部门的上交，并当场编号、登记造册，及时上交国家有关部门。

　　宋庆龄在整理孙中山先生的文物时，大都由她亲自动手，李燕娥（陪伴了宋庆龄53年的保姆）和周和康则根据她的指令，奉侍在侧协助她工作。当时，他俩的具体工作是，周和康把原保存在新楼东北首一大间内的衣箱、木箱等物，一件件搬运到对面的秘书室，摆放在地板上，然后由李燕娥开锁，再由宋庆龄逐只过目整理。三人每天都要整理七八只箱子，每次都至少要整理三四天。每次整理时，宋庆龄指令张珏就驻守在秘书室，不允许任何人未经允准随意进入。每次整理好的衣箱物件，仍一件件的由周和康搬回原处，并由掌管着宋庆龄所有房间钥匙的李燕娥关门上锁。

　　在那年整理工作告一段落时，根据宋庆龄的指示，家中成立了一个由李燕娥、张珏、杜述周和周和康组成的四人小组，继续对新楼存放文物的房间内的照片、镜框、书画等文物进行最后的整理，大家根据宋庆龄的指示，把每件文物清洁揩洗、编号登记，由张珏制单造册，打印清单，最后呈报宋庆龄审阅。

　　1976年9月1日，第一批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随同一份详尽的清单，分别送往中国福利会、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博物馆。现在，这批文物都珍藏在上海博物馆。

　　1977年5月13日，细心的宋庆龄对四人小组分了工，形成一个移交手续：李燕娥与周和康为接收人，杜述周为监交人。然后把剩余下来的最后一批整理完毕的文物封存在新楼里。

　　至此，这项工作量不小、责任重大的孙中山文物整理工作才全部完成。

　　三张录有孙中山演讲声音的唱片

　　其实，早在1956年，宋庆龄就开始慢慢地整理与上交孙中山的遗物了。

　　1956年11月29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整理出一批珍藏了30多年的孙中山先生的珍贵文献。她把这些文献寄给北京的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筹备委员会。在这批送往北京的重要文献中，有孙中山亲笔起草的《建国大纲》的手稿一份，孙中山的手札墨迹一本（共60页），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珍贵照片100多张，孙中山和夫人合拍的照片等物，整整装满了一个大木箱。

　　在上海寓所的宋庆龄的主卧室中，共有一千多张胶木质地的老唱片，就放在一边的书橱里。其中有一套三张的并不是音乐，而是孙中山1924年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原声演讲。当时，作为校长的蒋介石特地邀请日本人铿尾庆在上海创办的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前往现场进行了录制。宋庆龄逝世后，这段录音才得以公开。孙中山的普通话说得并不标准，但至少能让人听懂。尽管岁月把同期录音消蚀得模模糊糊，但基本上还是能听到他那充满激情的尽量提高了分贝的男中音。

　　在整理这一千多张胶质唱片时，周和康亲眼看见这三张胶木质地的老唱片虽历经将近半个世纪的沧桑，仍完好地保存着，就连印着“胜利唱片”四个美术字的专门装唱片的纸袋，也没有破损，这当是宋庆龄所有唱片中最珍贵的。听钟兴宝（宋庆龄的苏州保姆）说，每逢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日，宋庆龄总要放下厚厚的窗帘，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卧室里沉湎于哀思中，有时还会亲自摇动留声机，听一段她亲爱的丈夫当年留下的声音。

　　这些珍贵的文物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是与李燕娥与周和康的忠诚勤奋分不开的。

　　李燕娥平时总是每天早晨5时就起床，打开门窗，让新鲜空气吹进屋；遇到阴雨天，就紧闭门窗，不让潮湿的空气侵入室内，以免物件遇潮受损。接着，她就开始打扫主楼房间的卫生。别看她人胖，干起活来却是干劲十足，步履矫健，每天把卫生间里的一套三件洁具、墙面瓷砖擦得洁白锃亮。为了做到室内一尘不染，她在爬上蹲下仍够不着的时候，就干脆跪在地上，把每个角角落落都揩得干干净净。每年大伏天，李燕娥格外忙碌，周和康他们在楼下翻晒地毯，她就奔走在二楼朝南的大阳台上，翻晒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的裘皮衣服和珍贵文物，然后拿进房间用电风扇不断地吹，直到凉透后，才一件件折叠整齐，夹着防蛀防霉的樟脑丸，一起放进原来的箱子内；接着，她又和周和康他们一起，把宋庆龄放在书橱里的所有藏书和唱片、照相簿等拿出来，先用鬃刷一件件一本本地轻轻刷掉浮尘，再用软布一件件一本本的擦拭干净，最后再夹着樟脑丸，按照原样，一件件一本本的放回书橱……

　　文革开始后，李燕娥根据宋庆龄的指示，不得不把这批唱片连同那三张记录着孙中山声音的唱片锁进书橱深处，不再播放。宋庆龄逝世后，这套珍贵的老唱片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翻制成录音带。

　　与录有孙中山录音唱片一起珍藏的，还有一张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演唱的老唱片：1940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罗伯逊曾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次年又灌制了包括这首歌曲在内的一套中国爱国歌曲唱片，总题为《起来》，宋庆龄为这套唱片集写了序言。

　　在整理文物的同时，宋庆龄前往香山路上的孙中山故居，重新布置了故居里的陈设，使客厅、餐厅、办公室、寝室保持着原来的风格和形状。

　　自从1956年11月间在上海寓所整理出这批文物后，在1956年到1958年这三年中，由周和康经手陆续送往上海孙中山故居陈列和存放的有：孙中山先生平生事迹展览图片1至13册；新加坡铜币一枚连塑料盒一只（该币印有孙中山像和开国元勋，是印度友人在新加坡收集后，寄给宋庆龄作为纪念品的）；德国制“GOERZ”双筒望远镜一架（连皮套）；德国制“ERKA”听诊器一只（连皮套），德国制“ERKAMETER”量血压器一只（此听诊器、量血压器是何芬交给宋庆龄的，原是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病时由德国医生所用的）；孙中山纪念邮票册一本，内有各种邮票116张；孙中山纪念邮票册一本，内有各种邮票780张；孙中山纪念邮票册一本，内有各种邮票594张；孙总理国葬纪念邮票册一本，内有各种邮票4张；中华邮政明信片55张；中华邮政明信片5张；中华邮政特制邮箱5只（横式的）；中华邮政特制邮箱5只（直式小的）；大元帅指挥刀一把（连木盒）。

　　“这个铜像不像孙先生，不要摆”

　　1956年年底，宋庆龄在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和李燕娥、周和康整理孙中山文物的过程中，所有文物她都没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唯有那尊孙中山的铜像，却使宋庆龄感到不满意。

　　周和康清晰地记得，这尊铜像是在1956年底，经隋学芳警卫秘书通知、戴炳龙具体联系，由汪顺德驾驶一辆中吉普车，从余庆路80号院子里（据说该处原是国民党区党部）装运到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故居存放的。

　　1957年春天，宋庆龄来到孙中山故居，专程视察这尊铜像。

　　那天，由刘春生驾驶“大吉斯”，隋学芳和周和康一起陪同宋庆龄前往。他们一行先到故居看了看楼上楼下各个房间后，就来到汽车间视察这尊铜像。宋庆龄站在铜像前左看右看了一番后，摇摇头，只说了一句“这个铜像不像孙先生，不要摆！”然后就回头上车回淮海路寓所去了。

　　当天，隋学芳就打电话向市人委的张苏平副秘书长汇报了宋庆龄的意见，张苏平回答说：“那就根据首长的意见办理，把这尊铜像运到别的地方放起来再说。”

　　根据周和康的回忆，大约在1958年底或1959年春的一个晚上，由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总务处处长张乔雷组织了十余名共产党员，把这尊铜像从孙中山故居装运到了荣昌路60号的汽车间存放。

　　1985年12月6日下午，按照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张益群“把这尊孙中山铜像搬回孙中山故居存放起来”的意见，由朱其招组织周和康等14人，使用一辆2吨卡车，把铜像从荣昌路60号安全搬回到孙中山故居汽车间内，一直存放至今。

　　事无巨细，亲自布置孙中山故居

　　1958年5月，宋庆龄在将一把整理出来的孙中山先生任大元帅时的指挥刀交给周和康时嘱咐说：“周同志，请你将这把刀送到故居去陈列。这把刀是孙先生在1922年任北伐大元帅时的指挥刀，要陈列在故居餐厅里壁炉架右侧长茶桌中间。”

　　1958年12月3日上午9时，朝鲜金日成首相参观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指示警卫秘书隋学芳和周和康一起去故居，由隋学芳担任讲解。

　　1963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8周年纪念日，每年孙中山故居都要进行纪念活动。这天上午，周和康去孙中山故居参加接待工作。结束回来后，即向宋庆龄汇报工作，主要是汇报瞻仰孙中山故居纪念活动的上海市有关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姓名，以及由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委统战部等所送花圈等事宜。

　　第二天晚上20时，宋庆龄交给周和康两封信函，是关于日本华侨黄天龙送给宋庆龄的5600棵樱花、白杨、柿树苗的安排事宜。宋庆龄指示：该信函送交张苏平副秘书长处理，并要在孙中山故居内各种一些树苗。14日早晨，周和康持信向张副秘书长汇报后，张在该信上批示转市园林处去处理。

　　同年4月15日，宋庆龄交给周和康一张她坐在飞机舱内试航时拍的照片，并告知这架飞机是1921年我国广东自己装配自制的第一架飞机，指示周和康将这张照片放在孙中山故居卧室梳妆台上的右侧位置。

　　同年6月17日上午，根据宋庆龄的指示，周和康陪同李燕娥一起去孙中山故居。周和康事先已电话通知安培廉来故居，共同在故居汽车间楼上整理所有存放的物件，并进行室内卫生清洁工作，把整理出来的部分照片和地图拿下楼去存放，以便进行鉴定。

　　8月10日，关于制作“孙中山故居重点文物单位”石碑之事，张苏平指出：云南大理石色泽不好，必须重做，改用北京汉白玉的。放在什么地方，可找上海市文化局方行局长，请他派人去看。后来初步决定放在故居内大门口东面朝北的墙上。经周和康向宋庆龄请示汇报后，宋庆龄同意上述方案。

　　1965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40周年纪念日。宋庆龄指示周和康和孙国印警卫秘书一起去孙中山故居接待客人，由周和康讲解。结束回寓所后，在客厅由孙国印和周和康共同向宋庆龄汇报有关情况。

　　同年8月10日，宋庆龄指示周和康，把在孙中山故居客厅、餐厅壁炉架上面的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连同镜框一起拿到寓所给她观看，然后指示根据原样，各翻印两张；镜框按原样各做一只，准备带到北京去。

　　当天下午，周和康就分别前往王开照相馆找到支部书记陈铭楷，办理照片翻印事宜；到上海大厦家具厂找到周厂长，联系对镜框的复制事宜。翻印照片和复制镜框的事办好后，周和康立即取回照片与镜框，面呈宋庆龄审查。宋庆龄看了后，均表示满意，认为翻印的照片和复制的镜框都很好：“这次可以带到北京去使用了。”

　　每当宋庆龄在北京期间，她也经常或用电话或用信函，向上海寓所的李燕娥与周和康询问孙中山故居的接待情况，并叮嘱周和康要经常去故居看看，了解那边的情况，注意那边的清洁卫生工作。

　　1964年12月9日，周和康接到宋庆龄的来信。信中说：“来信收悉，关于故居存放的珍贵文物，为了能够更好的进行保管，可以遵照齐燕铭秘书长的建议办理。关于广州博物馆来信索取照片事，为了纪念孙先生和使该馆充实陈列起见，我考虑可以同意他们的要求，请将照片随函寄出是感。”

　　1967年8月，宋庆龄从北京给在上海的周和康去信，随同附寄四张旧式椅子的照片。宋庆龄在其中的两张照片上亲笔写着如下的指示：“这只长红木椅，亦可搬到接待室去摆”；“这三只椅，好搬到接待室楼上去”（接待室即指隔壁香山路9号孙中山故居）。

　　在这封由秘书张珏执笔的信中，还明确转达了宋庆龄的指示：“放在故居楼下走廊上的一张长红木椅，觉得太挤，要搬到隔壁9号接待室。另外，放在故居楼上阳台西侧的三张沙发椅，在1949年，系别人送给首长的，孙中山先生未看见过，也要搬到隔壁接待室楼上，免得客人多坐弹簧容易坏。”

　　直到宋庆龄病重的时候，她仍记挂着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布置、接待事宜。

　　周恩来机智巧妙地保护了孙中山文物

　　1966年底，从南京方面传来了红卫兵要毁掉紫金山陵墓孙中山铜像、冲击宋庆龄在上海与北京两处住宅的消息。周恩来为有效地保护宋庆龄，报请毛泽东同意，决定由中共中央出面组织，于11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纪念大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

　　周恩来指名让宋庆龄写文章，并届时出席大会与讲话。宋庆龄受命激动不已，好几夜没能安然入睡。

　　那些年，每逢孙中山的忌日或诞辰，宋庆龄总是一个人呆在卧室，默默地凝视着墙上挂着的孙中山照片，很少参加外面有关纪念活动。她常对一边陪侍自己的李燕娥说：“让我一个人静静地默念孙先生，这样最好。”她的这种做法一度并不被人所理解，甚至招致一些流言蜚语。但这次则不同，一则孙中山百年诞辰是个重要的日子，二则当时是一个非常时期，尤其诋毁孙中山的说法与做法充斥各地。为此，宋庆龄决定应邀站出来，参加大会，发表演讲，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与极左思潮进行反击，以正视听。

　　接到周恩来的通知后，宋庆龄就提前三个月开始起草纪念孙中山的演讲文章。10月底，她终于用英文写成了一篇思想丰富、情真意切的文章，并且给这篇文章标了一个很有针对性的题目：《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在文中，宋庆龄回顾了孙中山光辉战斗的一生。

　　宋庆龄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精心写完这篇演讲稿后，即令警卫秘书隋学芳把稿子亲送周恩来总理审阅，并让他捎去一兜刚从上海淀山湖采购、空运来的新鲜的螃蟹。

　　11月6日，周恩来的亲笔回信送到了宋庆龄的面前：

　　“宋副主席：

　　你的那篇文章，由于我近来更忙了些，直搁到现在才改出来。甚为不安。现在将中文、英文两种版本派人送上，请你审阅。英文改稿，已经爱泼斯坦同志看过。你对改稿如有意见，请即批在英文稿上，并交去人带回，以便在中文稿上照改。如无改动，请告隋秘书给我一个电话就可以了。文章拟在11月12日登出。你给我们的螃蟹收到，谢谢。

　　敬礼

　　周恩来 11月5日”

　　与此同时，人民出版社为了配合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了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

　　周恩来总理机智巧妙的策略，不但有效的保护了宋庆龄寓所不受冲击，也及时保护了珍藏在两地故居中的孙中山文物。

　　为历史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实物遗产

　　2011年2月，各种纪念孙中山先生、纪念辛亥百年的活动在海峡两岸先后启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以“精诚笃爱”为名，在台北举办文物特展。这是两岸首次共同合作举办孙中山与宋庆龄文物特展，受到广泛关注，反响热烈。由宋庆龄故居、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台北孙中山纪念馆三家共同提供展品91件，形成联展。其中，宋庆龄故居从馆藏的2万余件文物中精选出来的馆藏文物56件（原件36件，复制件20件），都是台湾观众难得一见的珍品。

　　宋庆龄故居提供的展品中，有孙中山先生当年穿过的西服、用过的怀表、手杖，签署遗嘱所用的钢笔，以及宋庆龄当年用过的手绢、旗袍及写有“孙逸仙夫人”的英文名片等，都是极为珍贵的馆藏文物。其中还有一封当年宋庆龄亲笔写给孙中山二女儿孙婉的亲笔信，在信中，宋庆龄除了有让孙婉帮孙中山买一副小羊皮手套的文字要求外，还附上一张用铅笔绘成的右手图样。据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副主任陈红军出发赴台前夕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这封信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宋庆龄最早期的手迹之一，将在本次展览上与台湾民众见面。”

　　在长达21年的孙中山文物整理过程中，宋庆龄事必躬亲、事无巨细的工作态度，除反映了她对孙中山的无限敬仰和对历史的极端负责与尊重外，还为历史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实物遗产。■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