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天后的一个上午，父亲因为忙着带领社员铲地，就让我的母亲顶着蒙蒙细雨走了十多里乡路，从农村老家来到在镇内居住的我的四姑家，并让四姑把我从学校找了回来。当时，母亲对我说：“我在屯子里听人说现在学生都在造反批斗老师，你都十来天没有回家了，在学校都干啥了？是不是也在批斗老师了？”我如实地回答说：“我在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呢，但我可没有批斗老师，就是和同学们一起写了几张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四姑接着说：“这些天我天天在大街上看见一大帮学生押着头戴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打了红叉的大牌子的老师们游街示众，真不知道这世道怎么变成这样了！”母亲一听四姑这么说，就“果断”地对我说：“我供你念高中，是想让你有出息，将来好为社会多做些好事，可不是让你来学校造反批斗老师的。我看这样吧，反正现在你在学校也学不到啥了，今天你就跟我回家，明天你就到生产队干活去！不然你今后要是在学校造反批斗老师，我的老脸可往那搁呵！我都和你说过多少回了，老师就同父母一样，学生怎么能造反批斗老师呢？”就这样，我被母亲领回了农村老家，离开了“充满火药味”的“文革战场”，成了“逍遥派”。后来我在生产队干活期间听说，两个同我十分要好的同学，在学校两派的“武斗”中，失手打伤了对立派的同学，曾被公安局抓去“蹲”了一个多月。听到此事后，我真有点后怕，因为如果不是母亲不让我“造反”，我还在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血气方刚的我说不定也要打伤人或者被人打伤呢。要是那样，不就得悔恨一辈子了吗？
我跟母亲从学校回到屯子后的第二天，就到生产队干活去了。大约是在半个月后的一天上午十点多钟，我和父亲正与社员们一起铲地时，突然从远处传来了“王书记，不好了！镇里来的中学生正在学校斗老师呢！你快去看看吧”的喊声。我抬头一看，生产大队看屋的老刘头正急匆匆地从“横垅地”朝这跑，并边跑边喊。父亲一听此话，扛起锄头拔腿就向屯子跑去。
等我跑到屯里的小学校一看，顿时不知如何是好。只见学校的九名老师全被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正在操场上挨批斗，而领头批斗的竟是屯东头张老三家正在镇里中学念书的大小子，即已经改名叫“张造反”的比我低一届的初三学生。父亲见此情景，虽然气得怒发冲冠，但还是强忍怒气，心平气和地问“张造反”：“你不在学校好好念书，领同学们回屯子瞎闹腾啥？”可“张造反”却反问道：“这怎么是瞎闹腾？现在镇里都在搞文化大革命，咱屯子消消停停的，我们来造反，不对吗？”就在这时，挤到近前的张老三抡起锄杠就给了他儿子一下子，嘴里还骂道：“你这个杂种！我花钱供你念书是想让你有出息，没想到你却跑回来给我丢人现眼！”几乎在这同时，十几个中学生已被闻讯赶来的几十个手握锄头的社员团团围住。看这架势，只要我父亲一声令下，这十几个来“造反”的中学生准得被打个头破血流。但作为党支部书记，父亲没有感情用事。只听我父亲对中学生们说：“你们在镇里造反我管不了，但到农村来胡闹我是要管的，因为我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你们如果像前几年那样，是来支援夏锄的，我可以给你们蒸粘豆包吃。今天，就十分对不起了，我不但不给你们饭吃，而且还要命令你们马上返回去，不然，你们也看见了，拿锄头的这些人可不是好惹的！”
来“造反”的中学生被撵走后的那天傍晚，父亲从大队部回到家里后对我说，说他刚才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公社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叫“李文革”的人的电话。这个“李文革”在电话里说：“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你竟敢镇压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我看你是想当‘走资派是不是？先写一份‘认罪书给我送来！”听父亲这么一说，我急忙说：“那您赶紧写‘认罪书吧，不然，您被撤职不说，还不得被当成‘走资派被批斗啊！”
父亲一边卷“大喇叭筒”一边对我说：“不管这‘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咋回事，反正我心里已打好了‘小九九，就是只要上级党委还没有撤销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就要坚守岗位，一是不能不抓生产，二是不能让社员们不干活去瞎胡闹。不管暴风骤雨来得多么凶猛，我是决不会愧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光荣称号的！”我担心地问：“爸，您这样做就不怕像‘社教时那样被批斗得死去活来吗？”父亲笑着对我说：“‘社教运动中我被批斗了几十次，硬说我是‘四不清干部，可到最后核实的结果是我连一分钱也没多占，还得让我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既然现在还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就得为共产党做事，就是今后被当成‘走资派批斗了，也是一时半晌的事，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最后能把一个忠诚她的干部置于死地！”
就这样，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顶着被打成“走资派”的危险，始终组织带领社员参加劳动，没有让田地荒芜。虽然也有一些社员想组团“造反”，但都被我父亲给制止了，因为这些社员都认为听十几年来不多吃不多占、始终靠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的王书记的话是不会错的。当然，父亲也不忘适应“潮流”，就是把全大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搞得热火朝天。上头的“造反派”头头面对着这样的情况，虽然挖空心思，但也无法把我父亲打成“走资派”，反之，还得把他选为出席黑龙江省“学习毛主席著作代表大会”的代表。后来上级革委会还“奖励”给了我父亲这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部当时极为少见的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父亲把这部袖珍本《毛泽东选集》给我后，我一直珍藏到现在。
到1967年11月，当父亲知道各学校都“复课闹革命”后，就让我上学去了。1968年10月高中“毕业”后，又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的我，由于一直钟爱缪斯女神，因此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折磨”下和无文学书籍可读的情况下，就用“写诗”来“练笔”，坚持每天晚上都要在灯下把白天在参加劳动中的所见所闻写成“紧跟”当时“形势”的“诗”。1974年3月，已经在母校兴隆中学担任中学教师的我，初生牛犊不怕虎，把自己在乡下劳动期间写的那些“诗”，进行了十分认真地修改，整理成了一部名为《革命大路》的诗集，并不知天高地厚地把诗集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年9月8日，我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诗歌散文组”寄来的退稿和退稿信。退稿信的全文是：“王树人同志：由于我们人力有限，未及时处理你的作品，非常抱歉，请原谅。最近我们敬阅了你的作品，感到你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革命文艺创作，这种精神是很好的。作品本身，题材都是好的，有一定的表现能力，其中有的有一定的修改基础。但从整个来看，还达不到出版的要求，主要是深度不够，停留在一般的歌颂，没有上升，因此感染力就差一些；另一方面，语言较平，一般化，没有特点。现将原稿寄还给你，望你继续努力，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表现能力。此致 敬礼 诗歌散文组 1974.8.31”于是，我就按照退稿信上的“指点”，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即“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把退回来的诗稿改了又改，可就在我基本改完了，就要最后定稿时，这部耗了我近两年心血的诗集，却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而成了“历史资料”。
1974年10月，我这个普通的中学教师突然被调到一百里之外的县城的县文教科工作。我知道，突然“高升”是借了“批林批孔”的“光”。当年的9月中旬，县文教科通知我所在的学校，说10月上旬县文教科要组织全县各中小学的革委会主任（即现在的校长）来参加“批林批孔”现场会。于是，学校马上着手准备。因为学校领导早就知道我爱写诗，所以就安排我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像当时“批林批孔”的典型小靳庄那样，组织一场“赛诗会”。接受任务后，我马上就布置全班每一个学生各写一首“批林批孔”的诗。可是过了五天后，当我要学生把自己写的诗交上来给修改修改时，全班四十五名学生只有四名学生交上来了自己写的“顺口溜”，其他的都说不会写。因为要想开好“赛诗会”，不但要有“好诗”，而且还不能“照稿念”，得“背”下来朗诵。连诗还没有呢，谈何背诵？所以我只好把自己的那部《革命大路》诗集拿出来，把自己写的诗给全班学生一人抄了一首。如一首题为《秋》的诗是这样写的：“处处摇红，红到天涯。熟透的高粱呵，燃起了无数冲天的火把。咱公社的田野，多宽多长头在哪？/处处飘香，香满天下。寥廓秋空凯歌飞，万里战旗呼啦啦。几处夺粮战鼓响？黑土地上跃动千军万马！/处处沸腾，一片喧哗。割地刀，晨迎红霞锋刃亮；拉地车，夜顶繁星鞭花炸。咱公社社员呵，心多红来劲多大！/处处闪光，红日暖万家。天外炮声隆隆响，社员豪情格外大：为世界革命出大力，咱们得快割快拉……”有了这样的诗，加上我的指导，“赛诗会”受到了来参加“批林批孔”现场会的县文教科科长的好评。再加上我以学校后勤主任辗转一百多里，用了两天时间找回了学校跑丢的一匹马的事迹为素材写的长篇通讯《铁脚追烈马 红心为革命》，让学校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在走廊里，也被县文教科科长看见了。因此，被我流畅优美的文笔和淋漓尽致的描写“征服”了的文教科长，就把我调到县文教科当了写材料的科员。
我被调到县文教科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各种“批判大会”的领导讲话和所谓的“教育革命”的“调查报告”。其实这样的文稿最好写，就是把“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拿来，这里抄一段，那里抄一段，一凑就是一篇。有时也下乡去“调查”或“蹲点”。就这样，一年多的时间转眼之间就成了历史。
1976年1月9日清晨，住在县文教科宿舍的我起床后刚要洗漱，就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中播送的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的消息。我当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今天，我的心情是极其悲痛的。早上起来，收音机里传来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坐在收音机旁，掉下了眼泪。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早晨上班后，我本以为科里要搞一些悼念活动，但我却被派往临城公社富乡大队去“蹲点”，因为那个大队的“政治夜校”是全县的“样板”。
在富乡大队，我白天是在大队部“干呆”，只是晚上到“政治夜校”去看看。问生产大队的领导为何不组织社员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得到的回答是上面有指示，不许举行悼念活动。1月15日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首题为《沁园春·悼念周总理》的词。尽管经过修改词中有的地方还不符合平仄的规定，但却表达了我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和无限崇敬。十天后，我接到科里的电话通知，让我速回科里，赶写一篇农村生产队社员参加“政治夜校”的经验材料上报地区文教局。回到县城后，听这些天没下乡的同事说，县城根本没有举行过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都在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了。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不久，在追查“政治谣言”和收缴“悼念周总理的诗词”的日子里，因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不积极早已经于一个多月前被县文教科“退回”兴隆中学的我，一开始也是很紧张的。因为我从县文教科回到原来的学校上班后，曾经把自己写的这首悼念周总理的词拿给几个同事看过，还告诉他们说这是我自己写的，有两个同事还把词抄录在他们的抄有《周总理遗言》的本子上，同时，我的三个在别的单位工作的高中时代的老同学也抄去了这首词，也知道此词是我写的，所以生怕他们把这首词交给“追查小组”并把我“供”出来。过了一些天后，我看“追查小组”没来找我，就知道我的同事和同学谁都没有“出卖”我，所以就把写有悼念周总理的词的日记本拿到父亲家中藏了起来。粉碎“四人帮”后，我才把日记本拿回来并一直保存到现在。
（责任编辑：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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