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21日下午2时许，阳光明媚，在国立暨南大学大礼堂讲台一边的一张小方桌旁，坐着一位眉清目秀20多岁的青年。他一边聆听着主席台上鲁迅先生的演讲，一边挥动着手中的笔在纸上奋力作着记录。这位记录者就是当年暨南大学的年轻教授曹聚仁。那年鲁迅从广州来上海不久，接受暨南大学的邀请，为广大师生作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鲁迅说：“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鲁迅点出了现实社会政治与文艺的“歧途”和矛盾，接着鲁迅还批评了一些不关心社会问题和民生疾苦“躲在象牙之塔里面”的文学家。曹聚仁记录的这篇演讲稿，经整理首先发表在《新闻报·学海》上，后收录于杨霁云为鲁迅编的《集外集》中。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称曹聚仁记录的这篇很好。这也是曹聚仁与鲁迅的初次接触。
一
1913年春天，才13岁的曹聚仁离开闭塞的故乡浙江蒋畈（今浙江兰溪）来到金华第七中学读书。少年的曹聚仁曾受父亲曹梦岐四书五经的严格训练，故国文的程度在全班属翘楚，对付文科的各门功课游刃有余。当时西风东渐，浙江的学校很重视英文，而曹聚仁在故乡从没学过英文，天资聪慧的他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通过了英文课的各项考试。1915年他考入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开始了历时5年的师范读书生涯。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也冲击了“一师”，在与封建旧思想、旧势力斗争的风暴中曹聚仁增长了才干，成为学生的领袖，也萌发了新的向往和追求。1921年6月从“一师”毕业后，他辗转南京、武昌，最终顺长江南下孤身来到了上海。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他想起了原“一师”教师陈望道，并在其家暂时住了下来。在陈望道家他认识了邵力子，邵氏非常赏识这位年轻人，推荐他到上海川沙县一所小学担任班主任。教书之余，他开始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写稿。小学教师在上海大报不断发表文章，自然让人刮目相看，曹聚仁也有些飘飘然，颇想转业新闻界。1922年春，他辞职后回到上海在大盐商吴怀琛家里当家庭教师，授课之余继续读书、写作和发表文章，并结识了许多进步师友，如章太炎、陈独秀、戴季陶、于右任、刘大白、夏丏尊、吴宓及南社诗人叶楚伧、柳亚子、胡朴庵等。这些人是曹聚仁在上海生根初期的人脉因缘，对他扎根上海是极有裨益的。1922年才22岁的曹聚仁，根据章太炎演讲的笔录，整理出版了《国学概论》，得到太炎先生首肯，在上海学术界初露锋芒，也为他出任沪上高校教授奠定了基础。
1923年8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郭沫若用白话文翻译《诗经》中的《卷耳》集。这是郭沫若较早的一次古诗今译的尝试，却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赞赏者有之，诋毁者有之。曹聚仁刚在上海站稳脚跟，却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气和才气，卷入了这场学术论战。当年参加讨论的还有俞平伯、施蛰存、胡浩川、蒋钟泽等。在这场讨论中曹聚仁展现了他的国学造诣和文史才识，让人刮目相看。凭借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频频亮相，引起了沪上多家高校关注和青睐。1923年的秋天，他被上海艺术学校聘为国文教授，1925年又被聘为暨南大学教授，同年曹聚仁利用课余将这场关于《卷耳》的论争文章编成一本《卷耳讨论集》，由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国学概论》、《卷耳讨论集》的出版不仅巩固了他在暨南大学的教授地位，还先后被复旦、大夏、持志、中国公学等大学聘为兼职文科教授。
二
自1927年曹聚仁与鲁迅在暨南大学首次接触后，1929年他们又在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内有了一次意外相逢。据曹聚仁前妻王春翠的回忆：1929年秋的“星期日，我俩携女儿阿雯乘早班火车去上海，下车就径直去内山书店……当我走过柜台时，发现用布幔隔着的内间坐着一个很像鲁迅先生，他全神贯注地在看书。我连忙悄声告诉聚仁，周先生在内间……”曹聚仁也曾自述：“我与鲁迅相识那年，已接近三十岁了，因为我那时已经做了七八年大学教授。”曹聚仁也把这次内山书店的意外相逢，作为两人真正相识的开始。自此以后，两人逐渐有了交往。
年轻的曹聚仁不仅有学问，而且有思想、有正义感。彼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国民党统治者在军事与文化两条战线上加紧进行“围剿”。在文化方面，严禁出版进步书报，封闭进步书店，颁布旨在扼杀进步文化的出版法，通缉作家，还将柔石等革命作家逮捕、拘禁，甚至秘密处死。为了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文化高压政策，同年8月22日曹聚仁与几个朋友在沪上先后创办了以乌鸦为标记的《涛声》周刊，不久又创办《芒种》半月刊。伴随刊物的影响逐渐扩大，不仅吸引像曹礼吾、周木斋、杨霁云、陈子展等一批年青作家积极撰稿和呐喊，还受到鲁迅的关注和肯定。
1933年1月30日，《涛声》编辑部收到一封署名罗抚写给编辑的来信，题目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其曰：“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其中说北大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而致慨于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却使我如骨鲠喉，不能不说几句。因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尚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逃难党的。”接着，文章又追述当年段祺瑞在执政府门口，如何枪杀学生，造成“三一八”流血残案；而“‘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后，更换了手法，“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这封信在《涛声》的几个青年人手中传阅起来，一致认为是一篇有战斗性的好文章。陈子展还认为这篇文章像鲁迅的笔调，罗抚恐怕是鲁迅的笔名。曹聚仁说：“这的确是好文章，不是鲁迅的，我们也要发。”他把这个稿子编发了。数天后，曹聚仁写了封信给鲁迅，请他为《涛声》写文章。鲁迅没有立即回答，直到1933年6月3日就《守常全集》出版问题与曹聚仁通信时，才说到此事：“我现在真做不出文章来，对于现在该说的话，好象先前都已说过了，近来只是应酬，有些是为了卖钱，想能登，又得为编者设想，所以往往吞吞吐吐。但终于多被抽掉，呜呼哀哉。倘有可投《涛声》的，当寄上；先前也曾以罗抚之名，寄过一封信，后来看见广告，在寻这人，但因为我已有《涛声》，所以未复。”在这封信中不仅证实罗抚是鲁迅的笔名，而且也反映鲁迅当时处在白色恐怖的政治压力下，过着写文章“为了卖钱，想能登，又得为编者设想，所以往往吞吞吐吐。但终于多被抽掉，呜呼哀哉”的日子，甚至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有时连朋友写给他的信也要内山书店转送。
此后，鲁迅不仅更加关心《涛声》，还与曹聚仁有了联系。为了庆祝《涛声》创刊两周年，鲁迅于1933年8月6日撰写《祝〈涛声〉》一文，寄给了曹聚仁。《涛声》两周年特大号，于1933年8月19日出版，一下发了两篇鲁迅的文章：《祝〈涛声〉》、《〈守常全集〉题记》。这样曹聚仁与鲁迅的关系就更进了一步。1933年9月11日，曹聚仁在家设晚宴招待鲁迅。1934年9月13日，鲁迅又在日记里写道：“晚曹聚仁招饮于其寓，同席八人。”这八人是曹礼吾、周木斋、黎烈文、徐懋庸、杨霁云、陈子展、陈望道、曹艺。这天晚上，在曹聚仁书斋里，鲁迅谈了关于自己收受“义子”的隐私及中国民族性问题，这说明鲁迅与曹聚仁已达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此后，曹聚仁与鲁迅交往频繁，虽同在大上海却因各自忙于工作，故见面机会不多，书信却成为彼此互诉心曲、交流思想、讨论问题的重要工具。如1936年2月21日鲁迅致信曹聚仁说：“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鲁迅信中的这句“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道出他的原则与宽容兼而有之的处世为人之道。鲁迅与已到中年的曹聚仁有着许多共同语言，如1933年6月18日鲁迅给曹聚仁的那封长近2000字的信中，坦诚的谈了自己的处世和青年观：“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青年人的最大的通病，是以为因为自己是青年，所以最可贵，最不错的，待到被人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就说是因为青年，当然不免有错误，该当原谅的了。……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这样坦诚的笔谈，只能出之于私交笃厚之间。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信集》，收录了1933至1936年鲁迅写给曹聚仁的信共计24封，其实，“据曹聚仁说，鲁迅写给他的信有44封之多”。可见，曹聚仁与鲁迅的友情之深。曹聚仁尊敬鲁迅，他说：“假如时间稍微推前一点，我就在杭州赶得上做他的学生（他教的杭州两级师范，便是我们一师的前身）。”所以他对鲁迅以师礼待之。人有悲欢离合。1936年10月鲁迅的逝世，使曹聚仁不仅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也使他一度陷入了深深的哀思之中。曹聚仁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没有消沉而是化悲痛为力量，准备为鲁迅写本传记，以作纪念。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及淞沪战争的发生，打破了他原先的写作计划，他只好把已“着手整理史料，准备写传记”的工作暂时搁置下来，投笔从戎，成为首报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的一名出色战地记者。然而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上世纪50年代初奔波于台海间致力和平统一的穿针引线，他依然没有忘记为鲁迅作传的宿愿。
三
晚年曹聚仁写道：“这本鲁迅所预料的鲁迅传，迄今并未出版。我也期待了许广平、许寿裳、孙伏园诸先生的鲁迅传出来，尤其期待周作人所写的。谁知匆匆二十年，依然没有影子。……目前所见的写《鲁迅传》的人，都是没见过鲁迅，不了解鲁迅的人，而和鲁迅相熟，了解鲁迅的人，所写的都是鲁迅传记史料，并不是鲁迅传，这也可见鲁迅传之不容易写。不容易写的因由有二：一、鲁迅的本人言行，并不合乎士大夫的范畴的，所以画他的都不容易像他。二、中共当局，要把他当作高尔基来捧起来，因此，大家一动笔阻碍很多。”曹聚仁是个很自信的人，尤其是在写鲁迅传这件事上，他更是当仁不让，信心十足，认为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我认为他自信的理由可归纳为五点：一、他与鲁迅的晚年有过广泛的交往，几乎达到无话不谈的友好程度；二、他准备将鲁迅写成“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的想法曾得过鲁迅本人的认可；三、他有厚实的资料积累及能鉴别史料和组织史料的史学研究功底；四、他是在鲁迅逝世20年后，才写出传记来的，也就是说是他在认真积聚、思考和研究前人对鲁迅研究基础上再创作鲁迅传的，这就更具客观性和科学严谨性，也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推敲和检验；五、50年代初期曹聚仁是在香港的自由环境中创作鲁迅传的，这样也可以避免来自政府官方条条框框的干扰和影响，便于他展现自己的个性思想和学术见解。曹聚仁不负众望，经过多年孜孜不倦，苦心孤诣，反复琢磨，于1956年完成了《鲁迅评传》的创作，同年由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鲁迅评传》全书包括《引言》、《他的童年》、《少年时代的文艺修养》、《辛亥革命前后》、《在北京》、《南行——在厦门》、《上海十年间》、《晚年》、《社会观》、《政治观》、《“鲁迅风”——他的创作艺术》、《文艺观》、《他的师友》、《闲话》等29章，前17章采用编年史的方法记叙鲁迅生平，后12章以专题的形式，分别从性格、日常生活、青年问题、文艺观、人生观等方面研究鲁迅。这种结构框架与以往的鲁迅传有所不同，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给人耳目一新，也颇受学者和作家的好评。周作人在写给曹聚仁信中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及政治观为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三十年代老作家李辉英说：“曹聚仁先生写这部评传是因为三十年代初期和鲁迅的来往还很密，对于鲁迅只消察言观色，就是上好的材料了——直到今天为止，可以大胆的说，还没有任何一本鲁迅传，超过曹著的这一部。”当代著名学者陈漱渝说：“反对神化鲁迅，是曹著《鲁迅评传》的一大特点，也是全书写作过程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反对神化鲁迅在原则上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将任何历史人物宗教化、偶像化都必将导致对人物的绝对肯定，盲目信赖，致使崇拜者情感失控，背离事实，丧失正常的独立自主精神。鲁迅生前也一贯坚持对历史人物‘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评价原则，经常亲手撕毁别人强加于他的一顶顶纸糊的假冠，如‘前辈‘导师‘战士‘主持之类。”可见，曹聚仁《鲁迅评传》其可贵之处是鄙弃了对“历史人物宗教化、偶像化”，还鲁迅为普通人：在生活上，是个有点世故和小心地卖文为生的人；在思想上，是尼采学说与马列思想相融合的伟人；在政治上，是中国革命的“同路人”，却不是革命家。当然，这是曹聚仁对鲁迅评价的一家之说。
基于鲁迅不是圣人，而是个普通人的思想，所以曹聚仁认为不能把凡被鲁迅批判过的人都一律看成是坏人。他说：“笔者特地要提请读者注意，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源（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很渊博，文笔也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梁实秋，看作十恶不赦的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也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这些看法，是有合理成份的。因为像徐志摩、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顾颉刚在中国古代史研究和考证上的成就，因鲁迅批判过他们便一笔抹杀其作品和成果，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曹聚仁不仅研究鲁迅的过去，也注意探讨鲁迅的未来。比如鲁迅如果活到1949年后，会不会在政治运动中挨批？对这个敏感问题，曹氏看法也与他人不同，他认为，“中共对于‘人尽其才，这一点是做得很不错的。鲁迅先生在现在的话，他的创作将有什么成就，我不敢说。他的学术研究，一定有惊人的收获，那是可以断言的。”鲁迅即使像沈从文那样失去文学创作的自由，却也不会失去学术研究的权利。如沈从文晚年出版了一本名扬四海的中国服饰史，鲁迅也完全能出版一部中国文学史。因为鲁迅生前就写出了令人仰视和赞誉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这为他再创作一部中国文学史仅是一步之遥。所以曹聚仁在书中所说“他的学术研究，一定有惊人的收获”的断言，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四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也难免会有失误之处。如对革命文学论争的中止，就是书中的一个失误案例。“左联”的成立，是鲁迅生平中的一个重大关节。《鲁迅评传》是这样记述这件事的：“他初住上海时，提倡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太阳社》的文人，对他的不断攻击，不独见解很浅薄，动机也很无聊，有的正是借攻击鲁迅以自重。不过，这一种斗争，并非中共的决策。到了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中共的文艺政策，有了一定的路向，而推行这一路向的瞿秋白，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他和上海文坛人士交谊颇广，他是要争取鲁迅来做有力的支援。”1928年，成仿吾、钱杏邨、冯乃超等围攻鲁迅，为什么后来忽然停止了攻击，而和鲁迅一起组织“左联”呢？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决策人李立三的决定。为了得到鲁迅更多的合作，李立三在那危机四伏的环境下还同鲁迅直接交谈过一次。当年向党员作家传达李立三指示的是吴黎平，鲁迅与李立三会见时在场的是冯雪峰，后来都发表了文章回忆这段史事，足为明证。
曹聚仁撰写《鲁迅评传》的时候，吴黎平、冯雪峰、阳翰笙提供的证词都还没有发表，他当然无从知道有关的详情细节。但是从“左联”成立于“立三路线”开始抬头之时，应该可以推想到是出于李立三的决策。即使说想不到这一点，也决不应该说是出于瞿秋白的推动。理由很简单，在“左联”的酝酿和成立之时，瞿秋白不在国内。1930年8月间，他和周恩来同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回国之初瞿秋白忙于政治事务，并没有过问“左联”的事。直到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瞿秋白受到打击，脱离了领导岗位之后，才过问“左联”的事。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秋白同志来参加领导‘左联的工作，并非党所决定，只由于他个人的热情。”这也就可知《鲁迅评传》所说与史实不相符合。
还需要提出的是曹聚仁晚年移居海外不仅继续研究和宣传鲁迅，对周作人也极为关怀，竭尽全力为他的《知堂回想录》出版和问世劳心劳力。周作人在1966年1月3日为回想录写《后序》中说：“我要在这里首先谢谢曹聚仁先生，因为如没有他的帮忙，这部书是不会得出版的，也可以说是从头就不会得写的。当初他说我可以给报纸写点稿，每月大约十篇，共总一万字；这个我很愿意，但是题目难找，材料也不易得，觉得有点为难，后来想到写自己的事，那材料是不会缺乏的，那就比较的容易得多了。我把这个意思告知了他，回信很是赞成，于是我开始写《知堂回想》，陆续以业余的两整年的工夫，写成了三十多万字，前后寄稿凡有九十次，都是由曹先生经手收发的。”可见，晚年曹聚仁对周作人的帮助是真诚和实实在在的，他们的友情也是笃厚的。也许就是这种友情导致曹聚仁对周作人的评价过高，他在书中经常把周作人与鲁迅相提并论，并认为周作人是“鲁迅风”的唯一继承者。其实周作人的散文与鲁迅的战斗风格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何况他在汪伪时期丧失民族气节、大节有亏，与鲁迅更不可同日而语。如果真要找出“鲁迅风”的继承者，如王任叔、唐弢及曹聚仁等才当之无愧的。夏衍就称曹聚仁有鲁迅的遗风：“骨头是硬的，晚节是好的。”
鲁迅是享誉中外、深受景仰的一代文化大师，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座巍然屹立的丰碑。但近年来在学术界也出现了不同声音。这在当下学术研究和讨论较为自由活跃的环境中，对鲁迅评价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新气象，也是很正常的。但我认为有两点评价应当是不变的：鲁迅是个性格刚强，以超凡脱俗的洞察力，在作品中反映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文学家；以犀利的眼光解剖中国社会，冷静暴露中国社会黑暗的思想家。这也是人民始终怀念他、认可他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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