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前的1941—1942年，延安的作家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王实味等人认为：延安在被歌颂的同时，也同样需要批评，而杂文是批评的利器。因此，他们对杂文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他还在3月15日《谷雨》第1卷第4期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杂文，对于延安生活中的某些缺陷，对老干部弃旧娶新、生活待遇等级制度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掀起了杂文运动。立即在延安政治生活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并引起中共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警惕，由此导致了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发生。这场杂文风波影响是深远的，不仅直接导致了当时延安文艺创作发生转向，而且对新中国文艺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丁玲是始作俑者
丁玲1936年冬天投奔陕北红军，是最早从国统区大城市投奔共产党的著名作家。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为丁玲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毛泽东还亲自给丁玲写了一首《临江仙》词。
刚来延安，丁玲感受到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狂呼延安是“乐园”。她对延安由衷的热爱，曾抒情地写道：“雨仍在空中飘，连绵的，温柔的，轻轻在脸颊抚摸，七月的延安，太好了，但青春的心，却燃烧着，要把全中国化成像一个延安。”但是时间一长，也发现延安并非想象的那样美好，也存在大量的不良现象。如果这些阴暗面不改进，就会妨碍解放区的光辉。丁玲认为，即使在延安这样“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还需要督促，监视”。要克服这些不良现象，需要加强监督，需要自我批评，这样需要杂文这个武器。因而，丁玲在延安大力提倡杂文，并身体力行地写了许多杂文。
1941年1月1日，丁玲在《文艺月报》创刊号上发表《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一文，强调展开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她说：“今天谁也明白，谁也说着要掌握革命武器——自我批评，然而一些腐朽的士大夫的‘高尚情绪和小市民的趋炎附势在妨碍着这一武器的获得，因而我以为《文艺月报》要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把握着斗争的原则性，展开泼辣的自我批评，毫不宽容地指斥应该克服、而还没有克服，或者借辞延迟克服的现象。”丁玲认为《文艺月报》要对陋习进行深刻而泼辣的批评，应该义不容辞地指斥不良现象。1941年10月19日，丁玲在延安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大会上，就“希望拿笔杆子的同志要大胆的互相批评，展开自由争论。学习继承鲁迅先生所使用过的武器‘杂文，来团结整齐大家的步骤，促进延安社会的进步”。几天后，即10月23日，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一文，文章批评了延安文坛上只敢谈死人不敢谈活人，怕惹麻烦，怕碰钉子，只是在背地里嘀咕的坏现象，重提了鲁迅杂文的重要性：“鲁迅先生的杂文成了中国最伟大的思想武器。”“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丁玲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
在《“三八节”有感》杂文中，丁玲深刻地分析了延安女性艰苦的生活和尴尬的处境，批判了延安存在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批判延安当时将离婚的错误归罪于女性落后的观点，离婚大多是由男人提出，如果是女人先提出，那一定是女人有不道德的事，会受到诅咒。在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女性被赋予了同男性一样的责任去抗日救亡，革命要求女性按照男性一样的标准去建构自身，女性身体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女性同男性以一样的姿态站在历史舞台上，女性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被剥离，在这种革命的逻辑下，女性就应该同男性一样站在战场的最前沿进行革命，而不应该退回家庭。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女同志结婚后回到家庭就被指责为“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丁玲为这些妇女鸣不平，她认为女人的落后是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女性在救亡的时代，本来就承载着革命的压力，婚后还承载着带孩子等家务的负担，还要被别人戳脊梁骨，她们本身承受着比男人更大的压力。除此之外，还对当时俱乐部中每逢星期天就有几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同志前来跳舞的现象进行了强烈的讽刺。丁玲发表的批判革命队伍中存在等级制度的《干部衣服》，指出有的同志贪慕虚荣，欠债去做和延安干部服一模一样的新衣服，因为这衣服是干部衣服，穿这衣服会少受许多气，会被别人看得起。指出有的女同志把漂亮的藏蓝色布换了灰色的布去做衣服，因为有许多首长穿灰色布的衣服。丁玲在这篇文章中无情地批判了延安内部严重的等级观点和许多革命同志贪慕虚荣、部队里存在尊卑贵贱之分等现象，渴望去除这些陋习，建立纯洁的队伍。此外，丁玲还创作和发表了《〈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战斗是享受》、《讽刺》、《反与正》、《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材料》等杂文。
延安的杂文热潮
在丁玲的影响和号召下，延安的文化人纷纷仿效，掀起了鲁迅式杂文创作的热潮。仅在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1941年5月10日创刊至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发表的杂文就有70多篇”。其他报刊及墙报上发表的杂文就更多了。
罗烽发表的《还是杂文的时代》，首先呼应丁玲杂文之说，认为延安当时确实存在黑暗面，应该常常自我反省检测。“假如有一团黑白莫辨的云雾蒙住了眼睛，你一定会感到茫然的，你一定会感到举步无主的。在荒凉的山坑里住久了的人，应该知道那样的云雾不单盛产于重庆，这里也时常出现。”“是的，‘延安是政治警觉性表现最高的地方，若是单凭穿华丽的衣裳，而懒于洗澡，迟早那件衣裳也要肮脏起来的。”“尽管你的思想如太阳之光，经年阴湿的角落还是容易找到，而且从那里发现些垃圾之类的宝物，也并不是什么难事。”文章指出边区仍然存在着“陈腐的思想”，而且“一时不易消除”。对此，有两种人，一种人“像黑猪一样，尽在又臭又脏的泥塘里愉快地滚着”，“在缝隙里享受”；另一种人躲在缝隙里却高唱“堂皇富丽灿烂夺目”的赞歌，罗烽指斥这种人是“没有骨头的安闲的胆怯的肉体！”因此他“常忆起鲁迅先生”，希望启用鲁迅那“划破黑暗”的“短剑”式的“武器”，呐喊“还是杂文的时代”，要用“鲁迅笔法”。
艾青发表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提出作家要有自己独立的批判意识。文章指出：“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愈是身上脏的人，愈喜欢人家为他搔痒。而作家却并不是欢喜给人搔痒的人。”“假如医生的工作是保卫人类肉体的健康，那么，作家的工作是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而后者的作用则更普遍、更持久、更深刻。”“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他们用生命去拥护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的精神。因为只有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艺术才能对社会改革的事业起推进的作用。”艾青恳望对作家的作品要“恰如其分地去批评。不恰当的赞美等于讽刺，对他稍有损抑的评价则更是一种侮辱”，从而呼吁“从最高的情操上学习古代人爱作家的精神吧！”他表示“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萧军发表了《杂文还废不得说》，指出革命不光要斩击敌人，还要去除自己缺点，不光要揭露别人缺点，也要进行自我检讨。萧军针对人们提出的“我们现在还需要杂文吗”、“杂文时代过去了吗”等等疑问，作出了旗帜鲜明的回答：“我的回答，对于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我们不独需要杂文，而且很迫切”，原因在于：“那可羞耻的‘时代不独没过去，而且还在猖狂”。萧军号召人们要为“消灭那些整个人类底生存、发展和不公的‘罪恶”而举起杂文这一“思想战斗中最犀利的武器”。
把这场杂文运动推向高峰的是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他发表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文章影响最大。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于1942年3月13日和23日，分两次在《解放日报》第四版上连载。《野百合花》一文更尖锐直率地暴露了“延安的黑暗方面”：特殊化，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对同志漠不关心，缺乏阶级友爱，等等，从而引起轰动，同时也引来了杀身之祸。王实味用这个名字一是表示对革命烈士李芬的纪念，二是以野百合花自喻，以它的良药苦口暗合文章的忠言逆耳，“吃起来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却有更大药用价值”。其讽谏之意是十分明显的，希望人们在“升平气象”中不要忘却了那些圣洁的影子，而要从烈士身上汲取生活和战斗的力量。《野百合花》分别以“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碰《碰壁》”、“必然性”、“天塌不下了”与“小事情”、“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为题，从各个方面揭露了旧中国的肮脏污秽是怎样渗透到革命内部的，批判延安存在的各种不良社会现象。例如，王实味尖锐地指出生活中缺少温暖和爱，说延安的大头子、小头子都特殊，自私自利。对下面的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漠不关心。“平常见人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在延安议论不自由，平均主义，等级森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干部服、小厨房，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喝两餐稀粥，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大叫吃得饱！”王实味认为，“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应该把“我们阵营里的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而不应该在“必然性”的借口下，宽容黑暗的存在。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王实味指出：“‘愈到东方，则社会愈黑暗，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存在着黑影就要用自我批评去克服。“我们底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王实味强调不管是政治家还是艺术家，都要克服自己的缺点：“有些以政治家自傲的人，望到艺术家便嘴角浮漾着冷讽的微笑；另有些以艺术家自高的人，提到政治家也要耸耸肩膀。其实，客观反映总都有些真理，最好是彼此都把对方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不要忘记：彼此同是带着肮脏黑暗的旧中国底儿女呀！”所以，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毛泽东出面纠偏
延安时期的杂文运动，对于克服革命队伍内部的不良风气、改进工作作风、警醒革命同志，无疑是有作用的。但是，在民族矛盾尖锐激烈、敌我友关系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如果这种暴露没有尺度、讽刺没有内外之别、批评不讲方式方法，就容易误伤同志，引起思想上的混乱，阻碍和干扰延安整风学习的进行，并且还会授人以柄，被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作为用来攻击解放区和共产党的借口，给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形象带来负面影响。这场杂文运动，不仅在延安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且还被国民党机关所利用，将其中的一些文章编印成册，广为散发。例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后，国民党机关对此甚为注意，很快编印了《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册子，并加按语：“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况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民党的有的刊物还出了专号，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
延安时期的杂文运动反映了文艺界的混乱状况，引起了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的高度关注。贺龙对此十分不满与愤怒，他说延安文艺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像这样“暴露黑暗”的做法只会带来军队的失望和反感，“如果延安真是这样黑暗，那么我就要班师回朝了”。王震也不满地骂道：“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也随后表态：“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毛泽东针对《解放日报》副刊《文艺》、《轻骑队》的错误倾向，指出：这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因此，针对延安时期的杂文运动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不能袖手旁观，他要开始纠正其中的偏向了。毛泽东颇有感触而坚定地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毛泽东读过《野百合花》后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中央研究院为配合整风出版的墙报《矢与的》，王实味等人在上面发表了文章，轰动了整个延安。毛泽东也在一个晚上提着马灯前往观看，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1942年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康生、王稼祥、博古等人一致决定要解决文艺的发展方向问题。4月3日，中宣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丁玲与王实味不同的命运
作为延安杂文运动的两员主力干将，丁玲与王实味两人命运很不相同。丁玲因有毛泽东的保护而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顺利过关，王实味则非常悲惨，竟然遭遇了批判、逮捕、秘密处死的可怕命运。
毛泽东说：“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泽东的这句话保护了丁玲，使丁玲在延安整风中平安过关。丁玲只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上作了一次检查，公开发表在6月16日的《解放日报》上，组织上没有给丁玲任何处分。这场风波过后，毛泽东专门找丁玲谈话，十分关切地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间合影照像时，毛泽东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了。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坐下时，他放心坐下了。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丁玲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深入乡村和部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去，体验生活并撰写文章歌颂他们。她创作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
王实味则不然，整风运动开始后，王实味成为众矢之的。从5月底开始到6月上旬，中央研究院正式召开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以康生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王实味十分严厉，就连艾青、丁玲等文化人也纷纷转向，开始批评自己的同道人王实味。艾青说：“王实味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他的工作，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破坏我们的队伍，有利于法西斯强盗侵略中国的工作。”艾青还说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他的文章风格是卑下的。丁玲一方面沉痛地反省自己，批评《“三八节”有感》，“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只指出了某些黑点，而忘记了肯定光明的前途”，是犯了“片面的看问题”的错误。另一方面，丁玲对王实味的批判无限上纲上线，说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是利用了青年的不满和文艺家感到自己不被了解，而“进行他的反党反阶级的阴谋活动”。丁玲提出要“打落水狗”，而且谩骂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总之是破坏革命的流氓。范文澜、张如心、罗迈、艾思奇、刘雪苇、周文等等，纷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批判文章。王实味最初不接受批评劝告，拒不参加会议，甚至向组织提出退党声明，声称要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这样便激起了中央研究院和文艺界同志的义愤。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在这期间，王实味早已向组织交待过的过去曾与“托派”分子密切往来的历史被当做新问题揭发出来，于是王实味立即变成了最凶恶的阶级敌人。王实味被定了三项罪名：反党分子、托匪和国民党探子（特务），后又被定为“五人反党集团”头目。1942年被开除党籍。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得到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责任编辑：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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