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实秋

　　汪曾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料到会有两个笔墨官司与他相关——一个是在世时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一个是去世后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这两个官司有本质上的区别。前一个是真官司，后一个是笔者借用而已。前一个官司涉及到署名权与稿酬等问题，更由于媒体的介入而在社会上风风雨雨、沸沸扬扬，所幸的是，虽经周折但终究达成一致意见。与前一个官司相比，后一个官司既与实际利益无关，其影响也仅限于文学圈子内，媒体也几乎未介入。然而，所不同的是，汪老已经去世近二十年了，这个官司依然悬而未决。

　　我认为，后一个官司也应当厘清，也应当有个合乎事实的结论，不仅对读者、对社会有个交待，而且对于我们认识汪曾祺也不无裨益。汪老生前，笔者曾两次与汪老谈到过《汉武帝》，新近又从汪老子女处获悉一些新资料，我觉得，此文可能为第二个笔墨官司画句号起到一定的作用。

　　京剧与小说

　　汪曾祺要写《汉武帝》，一开始并不是历史小说，而是历史剧。

　　根据汪朗的回忆，汪曾祺在1978年后曾“打算写几个剧本，一个《汉武帝》，一个《荆轲》。为此，他把《史记》、《汉书》仔细看了一遍，并整理了许多卡片”。（见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149—15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下同）汪曾祺在1983年9月8日致陆建华的信中，也说：“我因写戏故，曾翻阅过有关武帝的材料。”（陆建华《私信中的汪曾祺》第10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下同）

　　汪老在北京京剧院的同事梁清濓的回忆也说得很清楚：“那时，他（指汪曾祺）已开始收集《汉武帝》的资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汉武帝的人格，后来体力不行，住房太小，没有条件写下去。”（见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载《读书》1998年第11期）我以为，这里所说的《汉武帝》也是指的剧本。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他尚未有小说发表，头脑里和实际工作中考虑的与接触的基本上是戏，况且还是处于接受审查这个特殊阶段。

　　在《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看京剧的危机》一文中，汪曾祺于论及传统等剧人物性格的简单化时说：“汉武帝这个人的性格就相当复杂。他把自己的太子逼得造了反，太子死后，他又后悔，盖了一座宫叫‘思子宫，一个人坐在里面想儿子。”（见《汪曾祺全集》第六卷第38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

　　在《京剧杞言——兼论荒诞喜剧〈歌代啸〉》一文中，汪曾祺又一次谈到了汉武帝，他说：“汉武帝就是一个非常复杂、充满戏剧性的心理矛盾的人物。他的宰相和皇后没有一个是善终的。他宠任江充，相信巫盅，逼得太子造了反。他最后宠爱钩弋夫人，立他的儿子为太子，但却把钩弋夫人杀了，‘立其子而杀其母。他到底为什么要把司马迁的生殖器割掉？这都是很可捉摸的变态心理。”（见《汪曾祺全集》第六卷第390页）

　　他在这两篇评论传统京剧的论文中都谈到了《汉武帝》，可见，剧本《汉武帝》在他脑海中盘旋了很长时间，至少在七十年代末，他想写的是京剧剧本《汉武帝》而非历史小说《汉武帝》，因为，在此之前尚未发现他要写历史小说《汉武帝》的任何资料。

　　既然最初汪曾祺是打算写剧本的，而且也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后来为什么不写了呢？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他对写剧本已经越来越厌倦了。他认为：“大部分剧种（昆剧、川剧除外）都不重视剧本的文学性。导演、演员可以随意改动剧本。《范进中举》、《小翠》、《擂鼓战金山》都演出过，也都被修改过。《裘盛戎》彩排过，被改得一塌糊涂。”（见《汪曾祺全集》第六卷第54页）汪夫子来气是事出有因，理所当然的。因为汪曾祺一贯重视戏剧的文学性，并主张戏剧必须改革，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他“想把京剧变成一种现代艺术，可以和现代文学作品放在一起，使人们承认它和王蒙的、高晓声的、林斤澜的、邓友梅的小说是一个水平的东西，只不过形式不同”。（见《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220-221页）然而，汪曾祺剧本的命运并不佳，尤其是汪曾祺认为，“被改得一塌糊涂”的地方，正是他的一些得意的地方，也是突破陈规的地方。大约是在1983年吧，他曾和在中国京剧院当过编剧的徐城北发牢骚说：“在京剧中想要试验一点新东西，真是如同一拳打在城墙上！”（见《汪曾祺全集》第八卷第210页）用汪朗的话说，“这让爸爸很丧气，却又无可奈何。”（见《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225页）所以，汪曾祺在1993年5月曾明言：“有人问我以后还写不写戏，不写了！”（见《汪曾祺全集》第六卷第54页）这是汪曾祺为江苏文艺出版社新出五卷本《汪曾祺文集》自序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可见先生的愤怨之情深矣久哉！

　　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由于他在小说上的创作成就，不少报刊、出版社向他约稿、索稿的均以小说为多。有几个出版社还想约写长篇，几乎没有一家报刊、出版社向他约剧本的。他在1983年9月8日致陆建华的信中说了写《汉武帝》的动因：“明年，将试试写一历史题材的长篇《汉武帝》，这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的。他们来要我写长篇，……就随便说了一句：‘现实题材的长篇我没有，要写除非汉武帝。不想他们当了真，累来催促。”（陆建华《私信中的汪曾祺》第103页）同年9月16日，他在写他的妹妹、妹婿及弟弟的信中也提到了此事，他说：“明年我要写一部历史长篇小说《汉武帝》，我随便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说了说，不想他们认了真，已列入1985年的发稿计划……”

　　当然，汪曾祺所说的“随便”，并不是真的是脱口而出，随而便之。其实，汪曾祺对此是很认真的，是有所准备的，因为，他那些原本打算写京剧《汉武帝》的资料和构想，为他写历史小说《汉武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出版社的约稿，又为着手写历史小说《汉武帝》产生了相当的动力。此时的汪曾祺，确确实实是在准备花力气写历史小说《汉武帝》了。

　　作家石湾与汪曾祺是老熟人、好朋友，1975年曾与汪曾祺于北京京剧团创作组一道工作过，并于1980年将汪曾祺《黄油烙饼》发表于刚刚复刊的《新观察》第2期，这是汪老于“四人帮”垮台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1984年夏秋之交，石湾参与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刊物《中国作家》的创办工作，他向汪曾祺约稿，汪曾祺爽快地答应：“花力气给你写一部有分量的东西——历史小说《司马迁》！”（石湾《送别汪夫子》，见《十月》1997年第5期）他在1984年8月16日致陆建华的信中也下决心说，“今年内一定要先搞出有关司马迁的部分”。这个“司马迁”，就是《汉武帝》构思中的一部分。

　　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段时间，汪曾祺在对写《汉武帝》这件事上，是经过反复的、慎重的思考的，他当时的基调是“试试”。1986年12月14日，他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说：“我没有写过长篇，因为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长篇小说当然不是篇幅很长的小说，也不是说要有繁复的人和事，有纵深感，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长卷……这些等等。我觉得长篇小说是另外一种东西。什么时候我摸得着长篇小说是什么东西，我也许会试试。”这是汪先生第一次向社会、向读者宣称他想写长篇小说了，打算写长篇小说了。虽然未说这个长篇即是《汉武帝》，但朋友圈子的人都清楚。以前他只是和朋友们、出版社编辑们在交谈中、通话中说说而已，而这次，是升格了。他说也许会试试，实际上，他已经做“试试”的前期准备了。

　　契因与企求

　　汪老为什么要写《汉武帝》，要写什么样的《汉武帝》呢？第一个问题，汪老本人未有任何论述，倒是汪老的哲嗣汪朗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他说：“这可能是他在‘文革之后对伟大人物一点感触。”（见《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150页）至于要写什么样的《汉武帝》，汪朗也谈到了，汪朗认为，“爸爸写汉武帝，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打算总把汉武帝写成具有雄才大略的明主，而是将他写得复杂一点，用布莱希特的手法，既写一个历史人物的伟大，也写出他不过是那样一个人而已”。（同上）不过汪朗这里所说的《汉武帝》，是历史剧《汉武帝》，而不是历史小说《汉武帝》。汪老为什么要写历史小说《汉武帝》，要写什么样的《汉武帝》，其实与写历史剧《汉武帝》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在写历史小说上，汪老的追求更加明确、更加清晰。

　　汪曾祺认为，小说里最重要的是思想，“是作家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在1984年8月16日给陆建华的信中，他明确地讲到了，要写历史小说《汉武帝》在艺术上的原因和追求，他说，“历史小说最难作心理描写，而我所以对汉武帝有兴趣，正因为这个人的心理很复杂。我想在历史小说里写出‘人来”。（陆建华《私信中的汪曾祺》第97页）

　　我以为，汪老之所以如此执着地想写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其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他企求艺术上的超越——对自己小说创作的超越、对长篇小说创作的超越。汪朗回忆说，汪老“几次讲过一件事，说姚雪垠的《李自成》的第一部（有几十万字）写出，反响很大。他拿给沈从文看，沈从文说了一句话，这些东西写成一个十万字的中篇就够了。对此爸爸深以为然”。（见《老头儿汪曾祺》第177页）而且，汪老认为“长篇小说从形式上来说已经落伍”。（同上第178页）因此，汪老希望通过对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的创作，对长篇小说有一个质的突破，有一个艺术上的超越。

　　曲折与执着

　　汪曾祺是一个自信心很强、做事很认真很执着的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真”后，汪曾祺便从剧本《汉武帝》的创作准备转入了小说《汉武帝》的创作准备。尽管汪曾祺自感把握不大——“这个所谓长篇的希望是很缥缈的”。他说：“几位师友都劝我别写，说很难写，但我要姑且试试。不成，就算了。”（陆建华《私信中的汪曾祺》第103页）根据目前所看到的资料来分析，汪曾祺最迟于1981年下半年就开始“姑且试试”了。

　　他在1981年6月7日给朱德熙的信中预告近期行程时说：“我两三日后可能要到承德去。《人民文学》约请一些‘重点作家到避暑山庄去住个把月，我拟同意。北京热得如此，避一避也好。去了，也许会写一个中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初稿……”（见《汪曾祺全集》第八卷第170页）

　　然而，1981年汪曾祺并没有能写出《汉武帝》。之所以未能写出，主要在于实在难写，在于他对历史小说要求甚高。从1982年初到1993年初11年间，汪曾祺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思考和酝酿着《汉武帝》的创作，一直在和难字作不间断的较量。1983年9月8日在给陆建华的信中说：“因为要写《汉武帝》，明年我大概还不能走动，将钻进故纸堆里。”（陆建华《私信中的汪曾祺》第103页）

　　1984年8月16日，他在给陆建华的信中又说：“《汉武帝》尚未着手，很难。《汉书》、《史记》许多词句，看看也就过去了，认起真来，却看不懂。比如汉武帝的佞臣韩嫣、李延年，‘与上同卧起，我就不能断定他们是不是和武帝搞同性恋，而这一点在小说里又非写不可。诸如此类，十分麻烦。”（陆建华《私信中的汪曾祺》第97页）

　　记者萧燕立在1986年访问过汪曾祺，他在1986年7月20日的《北京晚报》“作家近况”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三栖作家汪曾祺》的文章，文章中说：那时，汪老“正在北京京剧一间小屋里啃剧本（指《一捧雪》）”，当萧燕立问及他长篇小说时，汪老悄悄透露说：“心中酝酿写一部《汉武帝》久矣！此人性格复杂，一生功过纷繁，把历史人物写得简单化万万要不得。另外，汉代语言习惯、典章制度、起居跪拜均需细细考察，因此动笔还无定期。”后来，萧燕立在《大家风范》一文中又回忆了这件往事。（见2001年4月17日《生活时报》）

　　为了写《汉武帝》，一段时间，汪老真的钻进故纸堆里了，同时也围绕故纸堆进行思考了。汪老女儿汪朝那里至今还留有不少当年汪老手抄的资料卡片，既有抄自《史记》、《汉书》、《西汉会要》、《通鉴》这类大型史书的，也有录自《容斋随笔》等史料笔记类杂书，既有相关郊祀、食货、地理、刑法等方面的内容，也有鲁迅关于虐刑的论述，可见其时所涉书之广博、所思虑之深细。如他在一卡片中抄的是一些关于汉代城门的资料，涉及到材质、形制、色彩等方面，还提到了考古发掘后所见到的红墙颜色依然非常鲜艳。资料虽未注明出处，应出于当代人之著述耳。再如，因司马迁是受了“宫刑”的，为了弄清“宫刑”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查了一些辞书，但辞书上都说得不明白，故他特地致函给医学权威吴阶平请教。吴阶平先生于1984年9月26日给汪老回了一函，其信回答了汪老所询问的部分问题，现在信还存于汪朝处。

　　为了弄清某些细节，汪老不仅仅只是请教了吴阶平，他还请教过其他人。

　　1992年2月，汪老在《猴年说命》有所透露，“有人劝我一定要留下一个长篇，说一个作家不写长篇总不能算个真正的作家。我也曾经想过写一个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汉武帝》，但是困难很多。汉朝人的生活、饮食、居处、礼节跪拜……我都不清楚。举一个例，汉武帝和邓通究竟是什么关系？《史记》云邓通‘其衣后穿究竟是什么意思？我问过文史专家，他们只是笑笑，说：‘大概是同性恋。我也觉得大概是同性恋，但是‘其衣后穿未免太过分了。这些，我都没有把握，但又不能瞎编，因此长篇的计划很可能泡汤。”

　　由此看来，汪老深感《汉武帝》之难，在写的开始还不甚在意，但随着考虑的深入和打算进入实质性的创作时，诸如如何解决宫刑、同性恋这类问题之难就把他的创作给拦住了。就汪老的创作习惯而言，他是把小说大致酝酿到几乎差不多成熟的程度上才会动笔的，匆忙、草率、马虎、油滑都不属于汪曾祺。

　　笔者也和他至少聊过两次《汉武帝》。第一次是在1981年10月，汪曾祺离乡后第一次回高邮，笔者那时在高邮文教局创作组供职，写了一个关于越王勾践的历史剧《千秋功罪》。我到汪老下榻的县招待所去拜望他，也将《千秋功罪》带去请他看看。他看过谈了看法后说，他想写个汉武帝的长篇，拟了提纲，还没有考虑成熟，分寸如何把握，还得斟酌。第二次是在北京，时间是1996年5月，我在汪老家里曾问及《汉武帝》，我问他：“还打算写《汉武帝》吗？”汪老说：“写不成了！”原来有一次他把烟搁在笔记本上，笔记本是塑料皮的，烧起来了，而《汉武帝》的提纲就在这个笔记本上。那天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赵水金与龚玉两位女士，我们和汪老从上午十点多钟一直聊到中午。

　　至于汪曾祺的《汉武帝》，究竟是想写中篇呢，还是长篇呢？根据汪朗的说法，“起初是想写中篇，但后来又想写长篇”。（见顾村言《专访汪曾祺之子汪朗》，载2010年3月2日《东方早报》）其实，汪先生自己对写中篇还是长篇，一直未有定见，也是有所变化的。1986年暮春，江苏作家叶兆言为一家出版社去北京组稿时，也到汪老家去了。跟汪老说，“长篇短篇散文，什么都要。汪笑着说他写不了长篇”。1987年，汪曾祺与王安忆等人曾在香港一起乘游艇休憩，闲谈中，王安忆问汪老，写不写长篇。汪老说：“我不写长篇，从来不写长篇。”王安忆感觉到他好像对于长篇是鄙夷的态度。（见《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汪老大概是一时忘了他在自选集序中所说的话了。前所引资料中，汪老自己也有不同的说法，山西作家乌人一次在汪先生家做客，“偶然问起汪先生，‘您的长篇《汉武帝》写得怎么样了？汪先生说：‘嗐！别提了——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所有资料，搬家时候全丢了。我不免为汪先生感到惋惜。汪先生说：‘这倒不必，我写不成长篇，还可以写中篇嘛。”汪曾祺认为，汉武帝错综复杂的历史“能写三篇系列中篇”。（见乌人《我和汪老的忘年交》，见2006年第1期《聊摘》）

　　明智与无奈

　　顺便说一下，关于写长篇小说，汪老除想写《汉武帝》外，至少还有过两部长篇的打算：一是写运河的变迁的长篇。1983年9月8日，他在给陆建华的信中说：“我想回高邮，是有一点奢望的，想写个长篇，题材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我想是想写写运河变迁。……到我七十岁时，也许能写出一部反映高邮的‘巨著，上帝保佑！”（见《私信中的汪曾祺》第80页）二是写一部自传体的长篇。1996年5月10日上午，笔者去汪老家拜访。在聊起创作时，汪老说他计划要写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但要等到创作欲望像饱濡了墨汁的笔，笔尖上的墨汁就快滴下来的时候才动手写。想写自传体长篇小说的事，汪老还和龙冬说过，龙冬在《怀念汪曾祺先生》一文中回忆道：“他（指汪老）数次与我谈到的那部写自己一生情感的、像普鲁斯特那样写的，又不那么长的长篇小说，……”（见1997年6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一度，汪曾祺对写历史小说《汉武帝》是充满信心的。他曾告诉过乌人：“凌子风对我说，写嘛，写出来，改成电影，我来拍这部片子。”可是，在1993年初，他却公开宣称，要放弃《汉武帝》的写作了。

　　1993年初，汪曾祺于《祈难老》一文中告诉人们，“写长篇小说，我现在怕是力不从心了。曾有写一个历史题材的长篇的打算，看来只好放弃。”（见《汪曾祺全集》）第五卷第492页）文末，汪曾祺标明——“癸酉年元宵节晚六时七十三年前这会我正在出生”。这篇文章发表于1993年的第四期《火花》，我当时未见过此文，所以1996年5月在汪老家还问及《汉武帝》，汪老回答我说“写不成了”。那时，我只道是因为记着《汉武帝》提纲的笔记本烧了，而不知道其根本原因之一乃汪老自感“力不从心”矣！早知如此，当年我就不会问汪老小说《汉武帝》这事了。

　　放弃了写《汉武帝》，汪曾祺是无奈的，当然也是明智的。之所以放弃，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是力不从心，因为年事已高，体质下降，此时的汪曾祺他坦言不能进行长时期的持续思索，尤其不能长时期的投入、激动。其次难度太大。这个难度，既有诸如典章制度、起居跪拜，又有分寸如何把握之难，更难的是，汪曾祺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第三是干扰太多。这是名人们之在所难免的通病，不言自明，无须赘述。

　　不过，汪老说他“只好放弃”，前面还有“看来”两个字。其实，他对《汉武帝》的写作并未彻底打消念头。就在1993年，他的妹婿金家渝去北京看他，他还问：“那些房子（指他家祖居的房子，高邮县有关领导应承诺按政策退还）怎么说啦？”又说“我要回去写《汉武帝》，在北京，干扰大”。

　　甚至在汪曾祺即将告别人间之前，他也未能忘怀《汉武帝》。1997年5月12日上午，在京的扬州籍记者高蓓对汪老进行了一次“最后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还对高蓓说，岁数大了，凌晨四点多钟就睡不着了，有时在床上还想着《汉武帝》的情节和细节。高蓓说，这样太累了吧。汪先生说，不碍事，中午要睡一会的。

　　可能是在1996年吧，汪曾祺还曾与山西作家乌人详细谈过他拟写《汉武帝》的提纲。那时，汪老已把“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所有资料，搬家的时候全丢了”，但他居然与乌人“谈了他这三部中篇的构思，约有两个半多小时”。两个半多小时，要说多少话啊，可见汪老此时对《汉武帝》构思之细致、构思之成熟了，也可见他对汉武帝资料掌握之丰富，运用之自如了——当然，这是长时间的积累与思考。亦可想见，汪老当年对拟写《汉武帝》是何等的执着，何等的勤苦，经历了多少次反反复复的思索！这个思索，从1981年左右起到1996年，竟然长达十五年之久！

　　无庸讳言，汪曾祺在写《汉武帝》的进程中，有变化，有反复，有时自信，有时沮丧……心态和情绪复杂而矛盾。我以为，作为一位作家，一位著名作家，他不可能一点不受到现实的浸染，不可能丝毫不受到舆情的影响，这是正常的，也是不难理解的。正如汪曾祺本人所言，他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之人。他一方面不屑长篇小说，一方面又想写长篇小说，他既想创作长篇小说，又不能放下正在写、正在酝酿的短篇小说、散文随笔，他虽惦记着、思虑着并打算着安静一阵子专心写《汉武帝》，但难以拒绝、放弃八方邀约的讲学、笔会等活动……诸多因素，造成了汪曾祺的变化与矛盾，造成了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的流产，而这个变化与矛盾，也反映出汪曾祺的真，说明了汪曾祺是一个尘世中人、性情中人，是一个可爱的、平凡的老头儿！

　　邵燕祥先生曾在《汪曾祺小记》中说：“据报道，他说他如果写长篇，就写《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那样的。然则他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倘若真写出来，该是什么样子呢？现在，这跟鲁迅计议要写的《唐明皇》一起成为文学史上的遗憾了。”这遗憾二字，严谨而贴切，既充满情感又饱含理性，体现了对客观的尊重和对鲁迅、汪曾祺的尊重。在考量和议论汪曾祺与历史小说《汉武帝》时，这样的持论可以说是得体的公允之说。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