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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历史很悠久。历代统治者大都推行钳口政策，剥夺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逼迫民众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国语》所载的周厉王姬胡，即是史上最早的钳口政策施行者。

　　被孔子赞颂为“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到厉王当权时就衰败了。残暴的厉王胡作非为，引发国人诸多非议、批评，执政官邵公都看不下去，认为百姓已不堪忍受、要出乱子。但厉王对那些非议、批评声音十分恼怒，专门找来卫国的巫者，派去监视老百姓，只要卫巫一有举告，便立即将批评者逮捕处死。恐怖暴政下的百姓只得闭口不言，“道路以目”，非议、批评声音随之消失。满心喜欢的厉王对邵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他为钳口成功而洋洋自得！

　　但睿智的邵公明白，用监视、杀戮来钳民之口，并非真的“弭谤”。它只是暂时堵住百姓嘴巴，积怨反会加深。邵公又打比喻，又引经据典讲道理，苦口婆心地作了长篇进谏，也留下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等传世名言。

　　平心而论，邵公远比厉王高明。他反对钳口、用暴力压制批评意见，劝告厉王倾听民意，让国人敢于说话、批评朝政，从而知得失、辨好坏，改善治国理政，谋求长治久安。邵公进谏，不失为国史中之“人民性”精华吧。在“冕旒高拱元元上，左右无非唯唯臣”（梅尧臣诗）的皇权时代，邵公进谏如凤毛麟角，殊为难得。

　　然而，邵公毕竟是距今近三千年的执政官，其谏言不免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他说的要让百姓说话、议论朝政，并不等同于现代人追求的言论自由和人民民主。权势者所谓“让人讲话”，与民主法治下的言论自由，看似相类，其实有着本质的不同。邵公进谏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在君不在民。他所关注谋求的，是周王朝的安全和稳固，而非民众的权利与福祉。

　　西哲云，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邵公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把民众的议论、批评，视同大河中汹涌的洪水，这个比喻本身就隐含着忌惮、提防民众的潜意识。他反对钳民之口，主张“决之使导”、“宣之使言”，要像大禹治水那样去对待民众的非议、批评，即露出了“牧民”的狐狸尾巴。这和人民当家做主、保障言论自由，犹有千里之遥。故而对邵公进谏，我们在肯定其进步意义的同时，还应持有清醒的分辨意识。

　　不过，由厉王弭谤与邵公进谏，我们还是可以引申出一些教益来。首先，言论自由，对政府、官员公开议论、批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而不是任何权力者的赐舍或开明。

　　其次，一个没有批评声音的社会，是不健康、不正常的。议论风生、七嘴八舌，总比万马齐喑、鸦雀无声好。一听到非议和批评，就当作洪水猛兽，只能表明自己的虚弱。而“一言堂”的社会，不可能充满生机与活力。

　　再次，暴力封口、用杀戮“弭谤”，引起的后果很严重。一意孤行的周厉王，根本不懂邵公进谏的良苦用心，连做听谏、纳谏权力游戏的兴趣都没有，满足于“国莫出言”的表象。可三年之后，周朝百姓就不再沉默，他们举起拳头把厉王轰下台，“流王于彘”，驱逐到山西霍县去了。这叫罪有应得，自酿的苦酒自己喝。

　　贾谊《过秦论》说及秦王朝三世而亡，“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这禁忌、钳口的“秦俗”残余带来的危害，我们当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