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涛

　　2016年1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甘惜分先生因病逝世，享年100岁。甘惜分教授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新闻理论家、新闻教育家，新中国新闻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与舆论学理论研究和舆情调查的开拓者。

　　1916年4月17日甘惜分生于四川省邻水县。初中毕业后，在几个乡村小学教书。1938年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进抗大和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调赴敌后八路军一二○师担任高级干部学习班政治教员。日本投降后在新华社工作10年，曾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年调北京大学任教，1958年转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和舆论研究所所长，《新闻学论集》主编。甘老于1998年离休。甘先生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等书，主编《新闻学大辞典》。

　　据甘惜分写于1997年的《自述》：“在五十多年革命生涯中摸爬滚打，印记最深的是‘左的危害。五十年代后期，学术领域中的‘左倾浪潮咄咄逼人，1960年我被卷入一场名为学术批判实为政治批判的运动中。”

　　“当时有的同志把毛泽东的论断‘在社会存在阶级区分的时候，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报纸的‘唯一正确的定义，而把与此不同的一切说法通通斥为修正主义。”甘惜分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阶级斗争工具的内涵与外延很广泛，报纸只是阶级斗争工具之一，不是唯一的阶级斗争工具。何况报纸还有其他功能，因此把“阶级斗争工具”作为报纸“唯一正确的定义”是不科学的，是违反逻辑学的。

　　有同志坚持说无产阶级报纸同资产阶级报纸之间是根本对立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无继承关系可言。甘惜分以为，无产阶级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办报的，他们在前，我们在后。资产阶级许多报刊活动家在其革命时期那种向封建制度冲锋陷阵的革命精神也是可歌可泣的。马克思不讳言他继承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马拉的《人民之友报》的传统，毛泽东也说他学习了梁启超，这不是继承关系吗？

　　1957年，反右派斗争热火朝天。1960至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群极左师生向甘惜分发动围攻，硬要把他打成修正主义分子。甘惜分听着听着，发现对方是一帮“左派幼稚病”患者。当时全国都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甘惜分在人大新闻系却独自反对“左派幼稚病”。1961年春天，甘惜分向中央写信希望过问此事，不能让这样的思想混乱持续下去。中宣部派工作组调查数月，终于澄清了是非，作出正确结论，对极“左”思想作了批评。“这不是我个人的胜利，而是事物的规律战胜了疯狂，是真理的胜利。”（甘惜分语）

　　甘惜分强调说，新闻界的“左”的思潮，从五十年代后半期起愈演愈烈，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达到最高峰，全国报纸只剩一个声音，即领导的声音，而听不到人民的声音，这是非常危险的。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

　　1981年7月23日，甘惜分在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上发表了题为《论我国新闻工作中的“左”的倾向》的讲话。其核心要点有：一、“左”的思想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片面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忽视它也是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工具，是调节阶级关系的工具。二、新闻工作中“左”的表现之二是片面强调党报是党的报纸，不同程度地忽视它也是人民的报纸。三、新闻工作中“左”的表现之三是浮夸之风。我们这支队伍中的浮夸之风和实事求是之风是经常处于斗争之中。谁胜谁负，要看力量对比的消长而定。四、新闻界“左”的又一表现是重实践，轻理论，轻视新闻理论的研究。五、我们工作中“左”的表现的又一特点是不注意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和独创性。甘惜分最后指出：由于“左”的影响目前还较深，所以新闻改革势在必行。如何改革，新闻界正在摸索前进。不能反对改革，不能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因循守旧，维持现状。但是改革中又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根本原则下进行，不能走到资产阶级新闻路线上去。

　　关于党在新时期的新闻政策，1987年甘惜分提出了著名的“多声一向”论，就是讲“多种声音，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即社会主义大方向。一切新闻改革，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其他。凡违反社会主义方向之言论，是应当反对的。“多种声音”，即在社会主义大方向下充分发扬民主，发展新闻自由，报纸发表多方面的新闻报道，发表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创办具有不同性格的报纸，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愿望、要求与呼声。“多种声音”和“一个方向”是对立统一的相互制约的关系。“多种声音”是在社会主义大方向下的多种声音，而不是离开社会主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样，“一个方向”是在多种声音的交响乐中的主旋律，而不是僵化保守的“左”的思想的复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是毛泽东提出的理想。

　　甘惜分自述：“我提出‘多声一向论的理论，即在社会主义大方向下反映人民的多种声音，报纸让人民畅所欲言，心情舒畅。”如有错误，可以批评，也容许反批评。这样才可以形成全国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安定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些人担心这样做，舆论导向可能失控。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文革”的教训证明，继续实行新闻封锁，报喜不报忧，报上套话废话很多，读者很反感。谁是谁非，让历史来作评价吧！

　　依甘惜分先生看，新闻改革应当从说真话开始。“如果连真话也不敢说，其他改革更无从谈起。”甘先生的新论，认为新闻改革与政治改革紧密相连。光有记者的勇敢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说真话的社会环境，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记者讲真话，至少是不要打击说真话的新闻记者。“什么事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报纸敢说真话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一步步地有步骤地改革旧框框。这绝不是要等待谁的恩赐，报纸自身要既大胆又审慎地把改革付诸实施。”他说，“报纸逐步掌握了说真话的权利，我们的工作就大有希望了，这是第一步，也是艰难的一步。”

　　“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舆坛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静宜如是评价甘惜分。甘惜分先生的十位博士生之一、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撰文称：党报理论在我国经过90多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学说体系，著名新闻理论家甘惜分先生为我国党报理论体系的建构者。甘先生的论著把经过实践检验的党报思想纳入一个个理论范畴，通过严密的论证阐释了党报的立论基础，提出了党报工作的许多重要命题。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