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洋

　　私立金陵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一所十分知名的教会大学，这所学校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美国美以美会1888年在南京成立的汇文书院。此后，1891年美国基督教会在南京成立了基督书院。1894年美国教会长老会在南京成立了益智书院。这三所学校几经合并，最终在1910年成为了金陵大学堂，校名由当时的书法家，曾担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的李瑞清先生题写，首任校长为美国人包文。

　　金陵大学虽然是一所带有半殖民色彩的教会大学，但其学生的爱国情怀却是早已有之。早在1904年的拒俄运动中，汇文书院的青年学生们就曾在学校内举行演讲，声讨沙俄的罪行。五四运动时期，金陵大学的同学们与南京的其他大学生们召开国耻纪念大会，上街游行示威。五卅运动时期，金大师生组织募捐活动，甚至连学校里的美国教师都对学生们的行为表示同情。时任金陵大学校长的包文曾经写信给学校里的沪案后援委员会，表达他对学生们爱国心情的理解和赞赏。所以，当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日本开始一步步蚕食中国土地的民族危难之际，有着光荣爱国传统的金陵大学的师生们，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在中国抗日爱国运动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自甲午战争以来，短期内日本对中国实行了缓和的外交政策，吸引了大批中国青年留日学习。然而好景不长，从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开始，日本的狼子野心越来越明显。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渗透越来越厉害，成立了大批日资企业，获得了大量利润。所以中国国内局势任何变化，都会对日本在华利益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上个世纪20年代，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和国民大革命的进行，中国出现了统一的趋势。1928年5月，当北伐军进军到济南时，日本为了阻挠北伐军收复济南，竟然出兵占领了济南城，给中国军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军民死伤惨重。“济案”发生后，一时间群情激奋。金陵大学决定从5月7日起罢课三天。到了10日，则又决定有继续罢课的必要，于是从10日开始罢课四天。当时《申报》报道：“该校本定于10日起开始上课，惟该校同学以济案较前更严重，认为有继续罢课的必要。特于10日晨召集同学讨论事项问题，结果全体议决罢课四日，还决定今后工作侧重于国际之宣传。”之后，各个部门开始工作，还成立了反日暴行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学生团体和学校教职员反日暴行国际宣传部等组织，制定了14项工作计划。

　　1931年9月18日，沈阳城外的一声爆炸，改变了近代中日关系的格局。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沈阳城便宣告沦陷。消息传来，宁静的金陵大学校园很快便骚动了。当时的《金陵大学校刊》开辟了“反日专号”，专门用来刊登宣传抗日救国的言论。如9月20日刊登了以全体教职员工为名义的向世界各学术团体发出的“金大教职员为日本出兵占据满洲向世界各学术团体宣言”和金陵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为日本出兵侵占东三省致全国报馆电”。在教职员工的宣言中说道：“日本处心积虑谋吞满蒙垂三十年，近年以还，遇事寻衅，无端逞凶，五三济南之惨案初已，万宝山屠杀又生，其侵略阴谋益为显著……，望我友邦人士均能研究事变真相，勿为日本诡诈卑污之饰词、虚构妄捏之事实所蒙蔽。”在学生自治会的宣言中，文辞激烈，鼓舞人心。“全国同胞，今后应噬臂铭心，卧薪尝胆，倭寇不去，誓同俱亡。民族存亡，国家安危，在此一举，电布腹心，愿共戳力。”此后金大师生在学校里分别成立了教职工反日救国会和学生反日救国会。9月23日，南京20余万人举行了反日救国大集会，金大的众多师生前往参加。9月底南京各大、中学校联合成立了首都各校反日救国会，金大的一些同学被选为常务委员。在这期间，课堂上有萨孟武先生讲授“日本之大陆政策”，有王古鲁先生讲授“日本文化侵略之机关”，有张其昀先生讲授“正大光明之国际关系”。学生会还举办了抗日救亡演说大赛，校长陈裕光亲自给优秀者颁奖，可见学校领导层对学生们的抗日爱国热情的支持和认可。

　　金大师生除了自身积极组织各种抗日活动外，还大力支持兄弟院校的活动。如9月28日，上海复旦大学700多名学生来到南京进行请愿示威活动。金大便组织若干学生去下关码头迎接，并且和复旦的学生们一起去请愿。进入10月份之后，学生们的热情更加高涨，一发不可收拾。到了12月发展到高潮。12月17日，各地在京学生和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南京各校的学生3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游行队伍先到中央党部示威，若干军警手持武器在党部门口把守，学生们和军警相持一小时后离开。当队伍前进至珍珠桥《中央日报》馆门口时，一些学生因为《中央日报》连日刊载诋毁学生救国活动的文章，一时愤怒，便砸毁了报馆。不料一群军警向学生队伍冲来，学生死伤百余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七惨案”。当时《文艺新闻》上有一副挽联这样写道：“血染金陵，政府竟成刽子手；哀恸歇浦，民众誓成报仇人”。

　　《金陵大学校刊》上有文章认为：“暴日入寇以来，学生激于义愤，群起请愿政府出兵抵抗。无奈政府怯于对外，空言敷衍，时逾数日，一筹莫展，民心丧失，举国骚然，遂激起北平大学生南下示威之举。”该刊物上发表了诸多高水平的启发民智的文章，如马文换的《辽案起因之探讨》，雍家源的《日本出兵侵略我国之经济背景》，周阴棠的《国难中之自省》，余文亨的《怎样长期抵抗我们的敌人——日本》等。今日读来，仍然感觉到文章的深邃，值得学习。《金陵大学校刊》甚至还针砭时弊，抨击时政。如该刊物上曾有如此言论：“自党治以来，五年于兹，一切舆论，皆成党化，天下滔滔，皆成奴仆。言论无自由，舆论无是非，无胆气，无耿节……语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公道自在人心，千古自有定论，优之久者发之必爆，压力愈大，反响愈高，此自然之理也。”这样的言论能在当时一所知名大学的校刊上发表，实在是令人震撼。其言论之深刻也同样振聋发聩，一针见血，道出了党化党治的本质。

　　从1932年开始，中日之间表面上好像暂时进入了缓和期，实质上则是另一场更加强烈的风雨到来前的宁静而已。日本开始以东北为基地，向南向西蚕食中国土地，热河、察哈尔、绥远、平津、河北等地都遭到了日本不同程度的入侵。全国民众抗日的浪潮越来越高，直到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又发展到了高潮。1934年秋，日本公使馆在鼓楼西坡立起了一座与金陵大学北大楼一般高的旗杆，刺眼的太阳旗让金大师生十分愤怒。于是几十位同学发起，号召全校师生捐款，准备在北大楼前立一个更高的旗杆。于是在1935年10月，这座高43米多，比日本旗杆高出3米多的旗杆建成。此后金大每天上午6点15分和下午5点都举行升旗仪式，以此来表示抗日爱国之心。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当时金大师生们的爱国信念和决心。中国的局势发展越来越令日本担心，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在一二·九运动和绥远抗战的时候，金大师生都以多种方式表示支援。如金大学生联合南京十多所学校的学生一起进行游行示威，支持北平的一二·九运动。也曾组织募捐活动，并将所得钱物汇往绥远抗日前线。当时傅作义将军还曾回电表示：“杀敌致果，军人天职，辱荷慰勉，弥增感奋。”这种前线将士和后方学子的互动，今天读来，百感交集。

　　金陵大学虽然是一所教会大学，但是却没有在历次中国政治变局的重大时刻袖手旁观。教会大学因为我们对所谓帝国主义的片面认识，所以长期没有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不同，办学环境相对宽松自由，资金来源不一样，更有着帝国主义色彩。透过教会大学，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复杂多变，也看到了近代教育史的丰富多彩。金陵大学作为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重要大学，在抗日爱国运动中积极作为，留下了诸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这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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