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海

　　诗人邵冠祥与抗战名曲《九月的夜》

　　诗人邵冠祥，江苏宜兴人，读书和创作都在天津，曾担任中国诗歌作者协会天津分会主持人。1937年7月，他被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逮捕，不久惨遭杀害！

　　2014年，承天津王振良兄赠送天津问津书院编辑印行、高洪钧先生整理的《邵冠祥集》，因为冗杂事务缠身，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认真阅读。第二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悚然心惊，念及诗人邵冠祥是“七七抗战”爆发后第一个牺牲在日军手中的爱国诗人，无论他的出生地江苏还是他的牺牲地天津，都不应该忘记他！

　　高洪钧先生是研究诗人邵冠祥的专家，他的《邵冠祥与天津海风诗社》（《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是这方面研究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论文。遗憾的是，他曾搜集到过诗人的作品《九月的夜》，却并没有收录进《邵冠祥集》，甚至在该集的“代序”中删除了提及此诗作的一段文字。不知原因何在。尽管迄今为止，几乎没有研究新诗的专家提及《九月的夜》，但事实上，这首发表于1937年《诗歌杂志》第二期的新诗可以说是邵冠祥影响最大的作品，因为其在抗战之初就被谱成歌曲，成为传唱遐迩的抗战名曲！

　　为《九月的夜》谱曲的，是著名音乐家吉联抗（1916—1989）。据《中国音乐家辞典》介绍，吉“1937年9月，参加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从事抗日宣传。创作有《九月的夜》、《春耕曲》、《不买仇货》等抗战歌曲二百余首”。吉联抗是江苏无锡人，而宜兴隶属无锡，一首歌曲的词曲作者为同乡，也不啻佳话一桩。只可惜作曲的时候，词作者已经倒在日军的屠刀下。有书籍记载说此歌创作于1935年，应是误记，因为歌词于1937年才公开发表。

　　关于歌曲《九月的夜》的传播情况，《记1938年春夏武汉广播抗战宣传中的四位名人》（见《中国广播》2005年第1期）一文曾透露：1938年9月1日，汉口短波广播电台和汉口广播电台同时推出新规定，每逢周二、四、六“广播各种戏曲，以增强各地民众的抗敌情绪”，而当天晚上就播放了《九月的夜》、《反侵略进行曲》等曲目！

　　1949年后，诗人邵冠祥成为文学史上长期湮没的人物，直到1986年《“一二·九”诗选》才首次收录他的诗作《旅歌》。不过，他作为抗战歌曲《九月的夜》的词作者，1957年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抗日战争歌曲选集 第1集》中亮相了。此后，《九月的夜》还陆续被选入歌曲集《抗战歌曲精选》（1987）、《抗战救亡歌曲集》（1995）、《战火中的歌声——抗战歌曲百首回顾》（2005）、《为自由而战》（2012）等等。抗敌战火中的此歌此曲，不知道激励过多少前线的将士，完全可以这么说，诗人邵冠祥因此而不朽！

　　诗人邵冠华和邵冠祥原是兄弟

　　不过，颇为吊诡的是，1957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独唱歌曲200首》收录这首歌曲时，词作者却赫然写着“邵冠华”。

　　《九月的夜》的作者是邵冠祥，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这一错误却影响了近半个世纪，起码我看到的就有1992年出版的《永不消逝的歌》（北岳文艺出版社）及1999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著名歌曲1000首》（海燕出版社），词作者同样标为“邵冠华”。

　　《独唱歌曲200首》把《九月的夜》作者误为邵冠华的原因，现在不得而知，也难以查证。如果揣测一下，或者有编者爱好新诗，当时只知道民国时期名气很大的诗人邵冠华而不知道邵冠祥的可能性。

　　就我而言，也是知道诗人邵冠华在先，不仅因为他曾写过一篇《鲁迅的狂吠》（当然也被鲁迅以“狂吠”回敬过），而且长期被戴着“民族主义文学”追随者的帽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反派”中的一员。施蛰存先生1984年在《我们经营过的三个书店》一文里忆及《新文艺》月刊时，还如此表示：

　　邵冠华是一位宜兴青年，他寄了几首诗来，我们觉得风格新颖，选录了几首。以后他就写诗，也曾有一个时候受到注意。但后来听说他投靠国民党，在南京做小卒子，诗也愈写愈坏。这个有希望的青年就此垮了。

　　后来得知还有个诗人叫邵冠祥，且两人都是江苏宜兴人，曾灵光一现：两人是不是兄弟呢？为此，我2015年4月9日在微博上向师友请教过，可惜一向万能的微博没能提供答案。

　　前不久，因写《〈小雅〉上的诗坛双子星》一文，参阅姜德明先生的《绿窗集》，其中《津门书话》有一则写于1982年8月的附记，提及南京画家高马得的一封信：

　　马得同志在信中还告诉我，邵冠祥大概有个哥哥，叫邵冠华，在南方，诗人。如果是的话，那么鲁迅先生曾经批评过他的诗，见于《二心集》中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顺着这个线索我又进一步寻觅，发现王余杞1987年在《新文学史料》发表的《补遗二事》，其中《关于邵冠祥的被捕遇害》一节也谈到类似关联：

　　我得此消息（指邵冠祥遇害——笔者注），就写了一篇文章，以表悼念。文中提到，在我们初识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有一个邵冠华，现在又认识了一位邵冠祥；已经认识了一位曹靖华，现在又认识了一位曹镇华，都只差一个字，真是巧合。文章登出后，接到报社转来四川大学的一位姓邵的教师写来的信。自称是邵冠祥的叔叔，邵冠祥和邵冠华的确是弟兄辈，他还问我有没有关于邵冠祥的更多的消息。

　　“弟兄辈”的表述，似乎还是有点模糊。不过，诗人锡金在《穆木天诗文集》引言里，就把二者的兄弟关系明确指出了：

　　现在已很少人知道邵冠华，他是江苏宜兴人，二十年代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在《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过不少象征派的诗，较有影响，曾得到闻一多、朱湘等的赞赏。出版过三本诗集：《旅程》、《秋天》、《都市的夜》。后来去追随“民族主义文学”，却没有能够夤缘上达。我于1934年在武汉与他相识时，他是武昌一个税收机关的小职员。抗战中在重庆病故。中国诗歌会平津分会的邵冠祥是他的弟弟，也走了别一条路。

　　锡金和邵冠华的关系密切，说法自然可信。不过，由于上述文字出现在注释里，又不是专门谈邵氏，似未引起过人们的重视，至少迄今未见他人提及或引用。当然，锡金的回忆似也有误记之处，就我目力所及，邵冠华的诗歌除了得到朱湘和赵景深等人的赞赏外，似未见闻一多的评价，倒是邵冠华1931年曾在《现代文学评论》1卷2期写过《论闻一多的死水》一文。

　　诗人邵冠华卒于1940年

　　被鲁迅抨击及“民族主义文学”追随者成为邵冠华头上的显著标签，造成其1949年后除了在《独唱歌曲200首》等被误作词作者得以“登场”外，只有1986年《闻一多研究资料》选入他评论《死水》的文字，1988年《现代诗综》选入他两首诗作，算是正面的亮相；其余书籍，多半是他以鲁迅的敌对面出现，如1996年的《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鲁迅与他“骂”过的人》，1998年的《鲁迅论争集》，2007年的《鲁迅与他的论敌》，2009年的《被亵渎的鲁迅》以及2014年的《谁踢的一脚：鲁迅与右翼文人》。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谈及邵冠华的论者颇为可观，但除了锡金先生提及他“抗战中在重庆病故”，1977年香港波文书局《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收录其不足80字的介绍，说他生于1911年外，其生平不见收录于大陆坊间林林总总的作家或诗人词典，卒年至今“不详”。

　　事实上，早在1947年，上海复刊的《礼拜六》第90期曾发表署名“天行”的《追念诗人邵冠华》一文，其中说：

　　在抗战八年期间，逝去了好几位作家，郑振铎和李健吾合编的《文艺复兴》上，曾出过一期《死难作家特辑》，其中还有几位像万迪鹤、叶紫、邵冠华，都没有提起。

　　……记得是去年，偶然看到一本文通书局出版的《文讯月刊》，在这里面，发现了几首我正在想念的诗人的遗诗，我很惊异，同时心里感到十分难过，喟叹着我们朋友之间，又缺少了一个像他那样富有热情的人了。

　　他是怎么死的？死在何地？我都不明白，也无从打听。

　　“按图索骥”，费了一番工夫找到《文讯月刊》1946年第4期，果然有署名“邵冠祥遗作”，不过并非“几首”，而是仅有一首《漫步》（总题“诗三首”中，还有“文健遗作”《黑色的伞》以及朱维基的《醉后——致沙蕾》），诗作后面注明“一九四零年逝世前十数日作，沙蕾存稿”。

　　回族诗人沙蕾（1912—1986），是邵冠华的江苏宜兴老乡。1937《诗品》1卷2期曾刊出诗作《湖上》，《诗品》“社中人语”中表示，该诗“是锡金、邵冠华、沙蕾三位先生分工合作的一篇作品，术语地说，是一首‘集体创作诗，这在中国诗坛上是一种勇敢的尝试，故我们仅虔诚地推荐于读者之前”。

　　据蒋锡金的口述《抗战初期的武汉文化界》，沙蕾是邵冠华在武汉介绍给他认识的，可见沙蕾和邵冠华相识更早。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得知沙、邵相识的细节和过程，但沙蕾能够在抗战期间保存邵冠华逝世前十数日撰写的遗作长达6年，并在抗日胜利后送往刊物发表，无论是否“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刘福春先生的《中国新诗编年史·上卷》，在1941年部分列有“诗人邵冠华逝世”条目，其根据是1941年8月31日出版的《文艺先锋》11卷2期上勉斋的《江苏文艺作家小志》，但从沙蕾和邵冠华的关系以及他保留的邵的诗作看，邵卒于1940年更为可信。

　　就我所见，邵冠华的抗战新诗，计有1937年《文艺》4卷5期的《前进曲》、同年《文艺战线（武昌）》2期的《烈士墓前》、1938年《抗战文艺》1卷11期的《大武汉》，其中有“国家的沦亡已闹动心弦，那有时间醉酒、看花”、“依稀那使人竖发的涛声，在洗涤锈了的剑，它在剑匣里整夜失眠。终于吼出那‘抗战的雄声”、“在街上，看到严肃的少年兵，看到雄壮的壮丁。看到潇洒的文化人，他们同一意志地为国服务”的句子，均堪鼓吹抗敌的号角。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浙江自治》杂志1939年第17、18合期刊登了编者节录自鲁迅《南腔北调集》里引用的邵冠华诗作《醒起来罢同胞》：

　　同胞，醒起来罢，/踢开了弱者的心，/踢开了弱者的脑，/看，看，看，/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而这几句用以鼓吹抗战、提振士气的诗句，却正是鲁迅文章中所引用并批评的：

　　鼓鼙之声要在前线，当进军的时候，是“作气”的，但尚且要“再而衰，三而竭”，倘在并无进军的准备的处所，那就完全是“散气”的灵丹了，倒使别人的紧张的心情，由此转成弛缓。所以我曾比之于“嚎丧”，是送死的妙诀，是丧礼的收场，从此使生人又可以在别一境界中，安心乐意的活下去。历来的文章中，化“敌”为“皇”，称“逆”为“我朝”，这样的悲壮的文章就是其间的“蝴蝶铰”，但自然，作手是不必同出于一人的。然而从诗人看来，据说这些话乃是一种“狂吠”。

　　对此，有人解读为“在后方干喊空洞口号，除了松弛民众的斗志外，就是蛊惑民众无谓送死，鲁迅谓之为‘狂吠、‘嚎丧”。（见《鲁迅散文名篇赏析》，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244页）

　　邵冠华的《醒起来罢同胞》作于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除了鲁迅引用的句子外，前面还有“醒起来罢同胞们，现在不是酣睡的时候了”、“风在叫，火在叫，血在叫，电在叫”诸句，后者颇让我联想到《保卫黄河》歌词里的“风在吼！马在叫！”

　　在敌寇入侵的当儿，诗人应该如何写作，是否需要一些擂鼓诗歌和擂鼓诗人，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实与“蛊惑民众无谓送死”无关。鲁迅抨击邵冠华诗作“狂吠”，另有其他语境，自不必多言。在我看来，无论邵冠华的政治立场如何，他无疑是一名爱国诗人，他的诗作《醒起来罢同胞》，完全可以和其弟的名作《九月的夜》，甚至与田间的名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作为抗战新诗的不朽篇章，并立于中国现代文学诗歌之林！

　　中国现代诗歌，不能忘记1937年被日军屠杀的爱国诗人邵冠祥，同样也不能忘记为抗战呼与鼓但未能看到日军投降即死难的抗战诗人邵冠华！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们，不应再忽视邵冠华和邵冠祥兄弟对现代文学，尤其是对新诗的贡献，是时候对他们重视起来，研究起来了。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