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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先锋金国宝

时间:2023/11/9 作者: 钟山风雨 热度: 14286
徐宏慧

  金国宝,字侣琴,1894出生在吴江同里章家浜。他对近代中国的贡献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是中国最早翻译列宁著作的译作者;二是他是中国著名的近代统计学奠基人。

  第一个翻译列宁著作的人

  可能连金国宝他自己也想不到,列宁对中国革命会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而他自己会成为列宁著作在中国国内的首译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比邻的中国。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以俄为师,要求变革,开始探讨俄国人所走的革命道路。

  十月革命是在列宁领导下取得胜利的,中国人自然要了解列宁其人其事。很快,1918年3月,中国的报刊上就出现了介绍列宁生平事业的材料,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更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国内的传播,这些传播首先是在知识分子间开展的。在当时,列宁的思想和言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直接引进列宁著作。

  金国宝翻译列宁著作时,正在吴江中学和苏州第一师范学校主教英语。课余时间他常为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撰稿,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受其同学俞颂华所托,1919年9月,金国宝翻译并发表了列宁的《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俞颂华,太仓人,是金国宝复旦读书时的同学,比金国宝年长一岁,虽不是同届,因都在学生会工作,故相知较深,联系也很密切。1915年俞颂华赴日本留学,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918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获学士学位。俞颂华从日本学成回国后,于1919年4月出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就职后的第三天,就在刊物上发起“社会主义”征文活动,不久便陆续发表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等著作的译稿。俞颂华知道金国宝一直在教英文,他就把一篇英文稿的列宁著作交金国宝,让他迅速译成中文寄他,这就有了署名“金侣琴”的译文的出现。

  金国宝的译文发表在1919年9月1日出版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创刊号上。译文前金国宝还作了短序:“……余以鲍尔雪维克之主张,具见于是,凡研究鲍尔雪维克及俄国国情者,均不可不读也,故将long氏译文,译为汉文,以飨国人。至鲍尔雪维克一字,或译过激派,或译广义派,均不甚妥善,试从音译。”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是郑振铎第一个翻译列宁著作,但经后人考证,“金侣琴”才是第一人。《中国翻译》1984年12期发表了钟风的《最早汉译列宁著作的人》,文中开头就提出:

  是谁最早把革命导师列宁的著作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的?通常认为是郑振铎。郑振铎于1919年12月15日出版的《新中国》月刊上发表了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此文后附有《对于战争之解释》一文)的译文。戴季陶也是较早译过列宁讲话的译者,1919年9月21日《星期评论》周刊第十六期上,曾发表戴译《李宁(即列宁)的谈话》。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就此进一步开展探索,发现在1919年9日1日出版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创刊号上,载有金侣琴译的李宁的《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一文,在该刊第二卷第六期上还发表了金侣琴译的《建设中的苏维埃》(为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节译)。《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是张东荪主编,上海出版。当时是一份相当进步的介绍新思想、新学说的刊物。该刊创刊号现在苏州大学图书馆有珍藏本,文字直排,金侣琴那篇译文用文言文译出,在“译述”栏刊登。金侣琴即金国宝(1894—1963),江苏吴江人,是国学大师金松岑先生的堂弟。他早年在复旦大学攻读经济。毕业后到家乡吴江中学任英文教师。他中英文俱佳,好探索新知,追求进步。

  也就是说,金国宝翻译列宁著作时,要比郑振铎所译的列宁著作早三个半月,比戴季陶所译列宁的谈话早二十天,只是音译问题,译文中的“李宁”后改为“列宁”,“鲍尔雪维克”后改为“布尔什维克”。

  金国宝与俞颂华交往密切,1922年9月他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统计学,1923年10月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国立上海商学院等院校执教。他之所以先在中国公学任教,因为当时该校教务长是俞颂华。

  金国宝回到上海时,江苏常州人瞿秋白也在新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由于俞颂华于1920年10月曾以《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身份与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瞿秋白等人同赴苏联采访,在苏俄三个月期间,俞颂华他们采访过列宁、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苏俄领导人。他采写的《旅俄之感想与见闻》等通讯报道,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了解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起了重要作用。通过俞颂华介绍,金国宝与瞿秋白相识相知,瞿秋白比金国宝小5岁,他们在学术上一直相互探讨。

  在他们的影响下,这就有了1926年金国宝在《东方杂志》第23卷第5号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的论文,他从统计学的角度阐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927年间,第一次国内革命进入高潮,武汉政府成立。瞿秋白与俞颂华先后去了武汉,俞颂华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当秘书主任(此军以后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红军)。金国宝原准备随之西行,后得到瞿秋白的复信称:“此间局势尚不稳定,宜暂缓来汉。”但不久,大革命失败,俞颂华重返上海,瞿秋白转入地下工作。从此金国宝与瞿秋白失去了联系,直到1935年听到瞿秋白英勇就义噩耗,年仅36岁,他为失去这样的好友痛苦万分。俞颂华于1947年10月11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54岁。

  金国宝虽然没有直接投身中国革命阵营,但俞颂华和瞿秋白对他的影响不可小觑。

  中国统计学之父

  金国宝被现代追誉为中国统计学之父,源自他在中国统计学上所作的重大贡献。他在统计学上,几乎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著作颇丰,开创性地将国外统计知识引进中国国内,填补了统计科学在中国国内的空白。

  金国宝将他的学习研究重点放到统计学上,还得追溯到他在28岁下半年到29岁上半年整一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统计学硕士的时间开始,那年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简照南登报招考一批学生,录取后由他资助赴美国留学。金国宝经复旦推荐报考录取后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统计,师从英国统计大师卡尔·皮尔生和美国的欧文·费喧。金国宝回国后,首先重视的是统计学的教学,分别在几所学校任教后,后来就担任了国立上海商学院教务长。当时统计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国内找不到只字片语有关统计科学的论述,为教学需要,金国宝自己编写了《统计新论》、《物价指数浅识》等教材。

  在此之前他的教学从没有涉及过统计学,在此之后他的教学再没有离开过统计学。

  1924年,全国性研究经济学的学术机构成立,马寅初为社长。1928年杭州中国经济学社会议上,金国宝当选为该社理事,同时当选的有钱永铭、潘序伦、陈长衡等著名经济学家。

  1927年开始金国宝任复旦大学校董,即学校董事会成员,校董一部分仍由校长聘任,一部分由学生会推选,金国宝被推选任校董长达18年之久。1939年11月,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在谅山逝世,复旦校长吴南轩曾函金国宝请他代为马相伯募捐。金国宝复函吴南轩:代为募得五百四十一元。

  1928年4月,他又奉大学院(相当今中科院)院长蔡元培之派,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进修人口统计,并转去欧洲各国考察统计事业,历时一年。1929年4月回国,应南京市市长刘纪文之邀,出任南京市财政局长。1930年4月,赴日本考察地方财政。同年7月,因南京市市长易人,金国宝也辞去财政局局长之职,回到上海,后经其叔丈人褚辅成介绍到钱新之创办的交通银行工作。金国宝在交通银行供职五年,职务先后为总行稽核、沪行襄理、副理,总行业务部副理;后调中央银行工作,先后任经济研究处专门委员,副处长,兼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秘书主任,稽核处副处长,会计处处长等职。他还在金融界有许多兼职,先后有交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董事、四联总署发行处处长、中国实业银行常务董事、吴江县银行常务董事等职。

  他虽在银行工作,仍在复旦兼教统计和从事研究。他在工作之余,还坚持学习,勤于著述,1934年,金国宝将在欧美考察时所得的大量统计资料,结合他在各校所写的讲义,写成《统计学大纲》专著,由商务印书馆以大学丛书出版。由于该书问世较早,内容新颖,资料丰富,理论联系实际,体系严谨,立刻成为各高校统计学教材,并一直流传到建国初期。复旦大学出版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中记载:“以后的统计学原理基本上沿袭该书系统及定义编写,该书的出版对中国开展统计研究,进行统计教学,指导统计业务,了解欧美统计学家的学说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截至1950年,前后再版达十三次(香港、台湾再版未计在内)。由于该书发行量大,影响也大,20世纪90年代,上海书店又将此书列入成书较早的“民国丛书·经济卷”重印发行。除了出版《统计学大纲》外,另有《中国经济问题之研究》、《中国棉业问题》、《中国币制问题》、《英国所得税论》、《凯恩斯之经济学说》等。译著有《伦敦货币市场概要》、《遗产税》。金国宝也因此成为中国统计学奠基人。

  1947年8月,朱君毅与金国宝作为中国正副代表,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统计学会第25届年会及世界统计大会,他在会上宣读题为《四川省九县户口普查经过及结果》的论文。1950年他被正式接纳为国际统计学会会员。

  1950年,金国宝辞去中央银行会计处处长职务,应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炳焕之邀,回到母校任统计学教授,兼统计专修科和贸易专修科主任。那时他已56岁,但不满足已有的知识,他自学俄文,参阅苏联的统训教材,增添新内容。为开设高级统计学这门课,他曾到数学系旁听微分方程,他教工业统计时,已年逾花甲,还亲自带领学生到上海橡胶厂、自行车厂实习,并撰写了多篇理论联系生产实际的论文,出版了《高级统计学》、《工业统计学原理》两本力作。他的学术成就成了当时复旦商学院师生的美谈。1952年院系调整时,金国宝调入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统计。

  1952年金国宝经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褚辅成次子褚凤仪介绍,参加九三学社。当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委员,并任第三届上海市政协委员。

  1956年2月,金国宝作为上海市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在小组会上作了《发展我国财经教育》的发言。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1959年上海财经学院撤销,金国宝调入上海社科院任研究员。这时他已年过花甲,体力有所衰退,他除研究国民收入的统计方法外,还计划撰写《中国统计史》,但不幸,仅完成《清代统计》一章,便卧床不起,1963年2月因患脑溢血溘然长逝,享年69岁。

  1994年11月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统计组举行“纪念金国宝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海复旦、财大、华师大、上海市委党校等高校统计学教授,上海市统计学会、上海市统计志办公室、先生生前友好、亲属等出席了座谈会并发言,藉此缅怀金国宝的高风亮节及对中国统计事业的贡献。一致认同金国宝是中国近代统计学界的权威学者,正式称他为中国统计学之父。

  首批南社纪念会会员

  金国宝虽然没能加入南社和新南社,但他是南社纪念会的首批会员。

  1909年秋,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创建了南社,当时金国宝还是同川小学的学生,只有15岁。金国宝是国学大师金松岑的堂弟,比金松岑小21岁,到了入学的年龄,就进入了金松岑在同里创办的同川小学读书,所以他是金松岑的堂弟兼学生。

  1910年底,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翌年春他进入苏州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为省立苏州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学习期间,他品学兼优,深受师生器重,被推举为学生会干部。

  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课,他回同里,此时范烟桥及徐平阶在袁氏复斋成立同南社,这也是一个仰慕南社而建立的组织,主体都是一些年轻的学生,金国宝就加入进去,积极参加分发社刊社报和各种宣传品。

  不久回校复读,其间他组织同学积极参加倒袁运动,自己也一马当先,遭到当局忌恨,于1913年10月将毕业时,被当局责令校方借故开除。在师生百般说情无效的情况下,他头一扬,拂袖回到同里,并且在同里陆家埭二铭小学任代课教师。

  1914年他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学习经济学,1917年大学预科毕业,此年复旦公学更名为复旦大学,正式开设大学本科。金国宝就读时的复旦公学,重视外语教学,学科都采用外国课本,运用外语教学,学生也以外语回答;其次重视国学,开设国文、地理、历史及伦理,还规定学生每月要交出两篇作文作为考试。金国宝因受金松岑的影响,国学根底打得扎实,颇得国文老师蒋梅笙(徐悲鸿之岳父)赏识,他家里留存的7本复旦时的作文本上,每本作文本上都有蒋梅笙的密圈加点和嘉奖评语。

  1918年2月至1921年7月,他在吴江中学、苏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英语,并兼授地理。1921年9月,金国宝受苏州第一师范学校之聘,至该校任教一年。

  此后,金国宝学习和研究的重心转向统计学,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光。

  金国宝对加入南社向往已久,但一直没有机会。1935年11月公葬陈去病后的下个月,再度由柳亚子出面,联络部分新、老社员,在上海酝酿成立南社纪念会,12月29日在西藏路晋隆菜馆举行第一次雅集,宣布南社纪念会成立。定居上海的金国宝应柳亚子的邀请很高兴地参加了这次雅集,也在这次纪念会上被吸纳为首批纪念会会员。这次聚会上,他遇到了好多朋友和熟人,特别是少年时同南社的社员范烟桥。听范烟桥介绍,他在此前1个月,参加了南社发祥地虎丘公葬陈去病活动,之后着手整理一些陈去病的手稿。

  南社组织者之一陈去病也是同里人,是金国宝堂兄金松岑早年的盟友,陈去病比金国宝大20岁,金国宝也很仰望,只是没有机会过多的交往。

  南社从1909年成立,1923年改组为新南社,1935年次改组为南社纪念会,期间历经了26年。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南社与黄埔军校一文一武,当时就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说,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进程有过相当重要的影响。它虽创立于苏州,但活动至全国各地,作为一个没有固定地址的组织,能坚持并延续,值得称奇。南社文化涉及到文学、教育、新闻、历史、戏曲、音乐、宗教、书画、法律、科技和军事等各领域,容量很大,且汇集了一批知识分子的骨干和精英,同样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金国宝,当然很希望融入其中。

  首批南社纪念会会员来自全国各地,共有230余名。金国宝的登记本上填写的是:金侣琴,名国宝,江苏吴江人,金松岑弟子,著《中国币制问题》、《统计新论》,复旦大学教授。

  南社纪念会会员发展最多时,会员人数达400多人。

  作为金松岑的弟子,金国宝对文学亦有一定造诣,还留下遗诗三卷,自署《侣琴诗存》。他的诗作大多为抗战期间所作,抗战时期,他从上海西撤至汉口、重庆,在重庆南温泉又与俞颂华相聚。据《复旦大学志·俞颂华传略》称:“1938年夏,俞颂华随政校迁住重庆南温泉。到南温泉后,他常与老朋友俞寰澄、金国宝、邹韬奋、黄炎培、戈宝权、沈志远等过往。”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常在一起谈论国事,满腔义愤,流于笔端,悲情出诗作,这些诗作也是了解他生平及为人最重要的资料。

  (责任编辑: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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