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允中

　　1974年冬，我父亲周楞伽因为文革之中遭受迫害，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病卧床榻数年之久，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他所在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委托他审读几本书稿，才使得他感到自己尚能够鼓其余力为家致富，为国出力，这个想法支撑着他打起精神，摆脱了病魔的折磨，以后他渐渐恢复了健康。

　　1977年11月，地处北京西皇城根北街的鲁迅研究室，出版了《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内中发表了一封从来未曾公开的《何家槐致鲁迅的一封信》，信中提及了我父亲编辑的《文学青年》杂志和《文学青年》两次座谈会。我父亲见到此信以后，去信北京鲁迅研究室，对当时的情况和座谈的内容，作了介绍和辩白，引起了北京鲁研室的注意。1979年春，北京鲁研室派遣了姚锡佩等两人，拜访我父亲，并且携来《文学青年》社两次座谈会上各位作家具体发言的照片（后来我父亲还应北京鲁迅研究室的邀请，写作了《我与鲁迅先生的交往与通信内容》，发表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上）。此事也引起了上海鲁迅研究馆的重视，不久便派遣史伯英馆员前来交谈，并且邀请我父亲在方便的时候，前往上海鲁迅研究馆参观晤谈。

　　1979年秋冬之交的一天，我父亲安步当车，前往上海鲁迅研究馆，没想到在馆中竟然遇到了五十多年前堂兄周全平在南市开设的西门书店的老同事孟通如（原上海文化局局长孟波的长兄）。

　　后来根据孟通如的口述，我父亲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和经历，在1980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回忆谢澹如同志》的文章，不想此文发表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方面是不少友人来信询问往事，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指责该文内容失实，一时众说纷纭，真伪莫辨。而该文涉及的人事确实繁多，不仅谈及创造社和左联、周全平与西门书店、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名单、通讯图书馆和《出版月刊》以及丁景唐先生有关瞿秋白寄住谢澹如家的往事考证，还论及“孤岛”时期上海地下党文委是否存在“关门主义”，尤其是为了纪念左联五烈士，鲁迅亲笔题写刊头的《前哨》杂志，涉及到了楼适夷先生从未提及的冒着生命危险盖印《前哨》刊头的孟通如先生，这是史实还是凭空杜撰？批评、指责、解释和争辩，纷至沓来，莫衷一是。

　　譬如鲁迅亲笔题写的《前哨》刊头的颜色，究竟是蓝色的还是红色的？孟通如先生说是蓝色的，楼适夷先生说是红色的。由谢澹如先生收藏并且至今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前哨》，确实是蓝色的，后来上海鲁迅纪念馆发现了紫色的刊头，才明白开始用的是红色的印油，后来用完了，就用了蓝色，中间因此而出现了紫色的，这才解决了这一悬而未决的难题。

　　不过楼适夷先生对此耿耿于怀，他在给赵家璧的信中谈及：那几天，他正患病住院，没有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上班，结果编辑部的编辑不了解情况，竟然让周楞伽的文章登了出来，今后决不会让周楞伽的文章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详情可以查阅《上海鲁迅研究》2005秋季版，此信写于1980年9月7日，他是这样表示的：“周楞伽忽然活动起来，还是少与他打交道好，他写记旦如（即谢澹如）之文，《史料》发表前，我没知道，以后也不会发表他那种自吹自捧的东西了。”可惜我父亲不了解情况，还是寄去了两篇有关回忆丁玲和胡也频以及王独清的文章，结果可想而知。

　　另外，我父亲生前应上海《新民晚报·读书乐》编辑曹正文的邀约，于1991年8月13日发表了《周全平的后来》的短文，不料，又引起了周的女儿周又兰的不满，通过曹正文转来了她的一封指责信。更有意思的是，另外有一位叫张香还的读者（儿童文学作家，上海文史馆馆员），也写给我父亲一封信，谈到了周全平夫人陈宛若的往事，这些对研究周全平的往事和现代文学不无裨益，于是一并发表，供方家不吝指正。

　　其一：周又兰的来信

　　编辑同志：

　　我叫周又兰，是周全平先生的次女。前不久，我从香港探亲回来，有幸拜读了8月13日贵报《读书忆旧》栏目上周楞伽先生的文章，《周全平的后来》。看后，我觉得有些问题需要澄清一下。

　　首先，是关于周楞伽先生与我父亲在80年代，因周先生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二期上登了一篇《回忆谢旦如》（即前文所提《回忆谢澹如同志》，下同）一文，而有了一段书信来往之事。当时我们还在新疆拜城铁力克煤矿，我父亲和我们都看到了周先生的这篇文章，因为他文中不仅对周全平与西门书店有许多失实处，而且对我母亲陈宛若也有许多不敬之词。母亲看了十分气恼，父亲于是就去信《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当然是不会有回音的了。无奈，父亲就给上海书店的毕青先生去了一信，并托他转寄一封给周楞伽先生的信。信中主要是指出他文中的失实处，对他对我母亲的失实失敬之词，当然是加以了指责。周楞伽先生于1982年12月7日来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了道歉，承认了所写之文有许多不实之处，并且写道：“盖均以为吾兄（指周全平）已不在”，并“因弟生理关系，听觉不便，仅凭传说，自难免无失实”。又说：“文章失实之处在所恒有，但咎在我，系铃解铃，责无旁贷······他日若有机会写三十年代回忆录之书，自当为兄更正这一段史实。”接信之后，父亲接受了周楞伽先生的道歉，谅解了他。我们也认为此事已告段落。可是在我父亲去世8年的今天，周先生又提笔写周全平了。但他并没有更正他在《回忆谢旦如》一文中有关周全平与西门书店关系的失实之处，同时对周全平向他提出的，他文中失实处的行为，还大加微词，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遗憾。

　　一九八三年十月，我们全家从新疆迁回常州。我有幸认识了丁景唐先生。在丁先生的帮助下，我对父亲早期文学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89年初，丁老来常州参加瞿秋白学术研讨会时，我和我爱人曾去拜访了他。期间也谈到了周楞伽先生在《新文学史料》杂志上的文章的事情。丁先生向我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并让我写一些有关的东西。我于89年11月8日，托人给丁先生带去周楞伽先生的信的影印件及我写的《浅谈周楞伽〈回忆〉一文中的几点失误》。你们可以去丁先生处了解一下。

　　其次，当时，我父亲原谅了周先生，但是，我母亲和我们并没有原谅他，只是觉得没有必要与他争论，丁先生也劝导了我。关于周全平与西门书店的史实，可见我父亲在1981年第5期《古旧书讯》上登载的文章《我与西门书店》。而且我母亲陈宛若尚在人世，西门书店的开办与结束，她均在我父亲的身边，她虽然未曾介入父亲的事业，但也是一个见证人。

　　最后，我认为周先生在他的《周全平的后来》一文中，有些话说得欠妥当。如：“80年代初，《新文学史料》要我写回忆录，我在《回忆谢旦如》一文中提到西门书店的往事，因为事隔50余年，肯定全平未必还在，对他不免略有微词……”后来悉知我父尚在，又写道：“才知他仍健在，觉得对生人不应如此不敬，内心颇觉歉然……”“只因多年不得他的音耗，误以为他作古，以致文中有一些失敬之处……”使人不仅感到，写文章对死人是可以不敬的，是可以不顾史实信口开河的。对生人不敬“内心歉然”，而对死人不敬，内心当然是“坦然”的了。所以，周楞伽先生在周全平真正作古的今天，又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他不敬，对他大加微词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可悲。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无法与周先生相比。但我认为不论谁在写回忆历史文章时，不要以人生、人死为界限，而应一视同仁，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写作。周全平一代的人，都已作古，而周先生一代人，用他们的笔写出的东西，对后人的影响不会不大，所以希望周先生保持一个文人应有的文德，为后人留下一些真实的历史回忆。

　　此致

　　敬礼

　　江苏常州卫生材料厂

　　周又兰 1991.11.1

　　其二：张香还的来信

　　楞伽先生：

　　先后于《新文学史料》及夜报读到了尊作关于周全平的文章，受益殊多。并从中获得了周夫人陈宛若的一点消息。

　　陈是汪伪时期在苏州桃花坞一所学校的老师。当时彼任职伪教育厅，编《新学生》杂志，并且在桃花坞的学校上几节课，单身一人，住宿在学校。我是她的学生。

　　不知陈老师仍健在否？乞示其通讯处。几十年前的事，至今难忘也。

　　劳神之至，敬请

　　秋安

　　晚 张香还上

　　1991.8.27

　　此外，我父亲在相遇孟通如握手言欢的同时，曾书写了一首诗给他，转录如下，以供同好。

　　似水韶光五十年，

　　话来往事兴平添。

　　虫沙猿鹤云烟过，

　　沧海桑田几变迁。

　　大字《前哨》惊宇宙，

　　小楼灯光诉沉冤。

　　何时得供楢轩採，

　　好时千秋史迹传。

　　怀旧古诗一首书赠

　　通如兄指正

　　周楞伽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