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一

　　《鲁迅日记》1933年6月28日记有“下午为萍荪书一幅云：‘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这首诗后来被编入《集外集拾遗》，题作《无题》；当时鲁迅还为陶轩（黄萍荪的表兄弟）另书一幅：“如磐遥夜拥重楼，翦柳春风导九秋。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此诗即《悼丁君》，当时传闻丁玲被捕后已经遇难。

　　鲁迅的这两份写件都是应老友郁达夫之请而作的。其中为黄萍荪（1908～1993）写的《无题》一首之原件后来流落至日本，最终为安井郁先生收藏；当许广平1956年访日时，他拿来请求鉴定和解说。许广平在《鲁迅与日本》一文中写道：“安井郁先生要我解释诗的意思之后，还问起黄某是何许人。我就告诉他，那小子自称是青年，请求鲁迅给写字。凡有青年的要求，鲁迅是尽可能替他们办的。待到寄出不久，鲁迅的字就被制版做杂志的封面了，而这杂志，是替蒋介石方面卖力的。当时鲁迅看到如此下流的人这样地利用他的字来蒙骗读者，非常之愤恨，这愤恨之情，至今还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400页。按此文原载《文艺月报》，1956年第10期）这里许广平的记忆有点出入，黄萍荪在自己主编的杂志封面上刊登鲁迅五绝一首的手迹是《越风》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一期（1936年10月31日），已在鲁迅病逝以后，带有纪念的意思；但鲁迅对黄萍荪印象恶劣确为事实，曾经骂他骂得很厉害，例如他在1936年一份未发表的手稿中写道：

　　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浙江台州人许绍棣、温州人叶溯中，首先献媚，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二人果渐腾达。许官至浙江教育厅长，叶为官办之正中书局大员。

　　有黄萍荪者，又伏许、叶嗾使，办一小报，约每月必诋我两次，则得薪金三十。黄竟以此起家，为教育厅小宦，遂编《越风》，函约“名人”撰稿，谈忠烈遗闻，名流逸事，自忘其本来面目矣。“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然一遇叭儿，亦复途穷道尽！

　　这份残稿后收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八册《集外集拾遗补编》中。

　　鲁迅去世的当月，黄萍荪写出了《鲁迅是怎样一个人》，也发表在《越风》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一期上；同期还有一份《鲁迅杂文选》，选的是原收入《而已集》的《谈所谓“大内档案”》。

　　二

　　“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这首诗的二十个字里用了两个典故。一是“蜗庐”，一是“玄酒”。

　　“蜗庐”就是蜗牛庐。鲁迅先前说过，中国没有摆象牙之塔的处所，“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住过的那样的草窠……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二心集·序言》）关于焦先其人，《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曾有介绍，说有隐者焦先“自作一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搆火以自炙，呻吟独语。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值）”。裴松之指出“瓜牛庐”应作“蜗牛庐”，“蜗牛，螺虫之有角者也，俗或呼为黄犊。先等作圜舍，形如蜗牛蔽，故谓之蜗牛庐”。裴注又引《高士传》称，焦先“及魏受禅，常（尝）结草为庐于河之湄，独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卧不设席，又无草蓐，以身亲土，其体垢污皆如泥漆，五形尽露，不行人间。或数日一食，欲食则为人赁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辄去。人欲多与，故不肯取，亦有数日不食时”。焦先算是中国历史上最走极端的隐逸之士。“玄酒”就是清水，古人举行隆重的礼仪时置一壶清水于酒罇之旁，用以敬献给神灵和祖先，算是最高级的祭品。“夜邀潭底影”一句，大约不能算用典，但很容易令读者想起贾岛的名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送无可上人》），这两句形容他绝对的孤独；而鲁迅晚年正亦多孤独寂寞之感。鲁迅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在当下混战杀掠、飞机乱扔炸弹的时候，人们的处境十分危险，隐士只好躲进蜗牛庐里去，过遗世独立的苦日子，只剩下清水，就拿来作为“玄酒”，献给皇帝，歌颂他的大仁大德。

　　这当然是鲁迅的反语。1933年5月7日，鲁迅在一篇原为《申报·自由谈》提供的杂感《王化》中揭露当时的军阀派飞机向起义的瑶民实施轰炸，痛加斥责，文末道：“呜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因为措辞过于尖锐，此文未能通过官方的新闻审查；但鲁迅很快就拿到《论语》半月刊（第18期，1933年6月1日）上去发表，并加了一段附记道：“幸而既非瑶民，又居租界，得免国货的飞机来‘下蛋，然而‘勿要哗啦哗啦却是一律的，所以连‘欢呼也不许，——然则惟有一声不响，装死救国而已！”这些话正可以同“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互证。

　　三

　　托郁达夫向鲁迅索字的黄萍荪是一个经历比较复杂的人。他没有什么正规的学历，很早就动笔杆，编报刊，先后在杭州的《民声报》、《民国日报》、《东南日报》当记者、编辑，后来又主编《越风》、《子曰》等刊物。

　　当黄萍荪创办《越风》时，曾几次向鲁迅拉稿（《鲁迅日记》1936年1月30日，“得黄萍荪信并《越风》一本”；2月2日，“得黄萍荪信”；2月10日，“得黄萍荪信，即复”），鲁迅只在1936年2月10日答复过一次，直截了当地予以回绝：“三蒙惠书，敬悉种种。但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此后黄萍荪又多次写信去约稿，鲁迅均置之不理。（详见《鲁迅日记》2月13日、28日、3月9日、21日、4月2日、8日、21日）鲁迅加入自由运动大同盟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消息传播甚广，大约确有其事，尽管在有关的档案里没有找到确证。当年鲁迅听说与此事关系比较大的是浙江省党部宣传部部长许绍棣以及叶溯中等人，而杭州人黄萍荪同他们走得很近，鲁迅怎么可能为他主持的刊物供稿呢。

　　许绍棣192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是CC系的骨干分子，后兼任《东南日报》（1934年6月创办，陈果夫、陈立夫分任董事长和监事长）社长，并出任省教育厅长；《东南日报》的总编胡健中、副刊编辑陈大慈和许廑父等也都属于许绍棣“复旦系”。鲁迅到上海之初主编《语丝》时，编发过一篇复旦学生冯珧即徐诗荃撰写的《谈谈复旦大学》（《语丝》第4卷第32期，1928年8月6日），揭发了复旦大学的若干内幕；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的许绍棣即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为由下令查禁（详见国民党浙江党务指导委员会宣字第126号令）。稍后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说：“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而“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据说后来浙江党部因鲁迅加入自由大同盟而呈请当局通缉鲁迅，即与此有关，例如许寿裳后来回忆说：“1930年春，鲁迅被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其罪名曰‘反动文人，其理由曰‘自由大同盟，说来自然滑稽，但也很可痛心。那时，浙江省党部有某氏主持其事，别有用意，所谓‘罪名、‘理由，都是表面文章，其真因则远在编辑刊物。当鲁迅初到上海，主编《语丝》的时候，有署名某某的青年，投稿揭发他的大学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鲁迅就把它登出来了。这反响可真大，原来某氏是该大学毕业生，挟嫌于心，为时已久，今既有‘自由大同盟可作题目，借故追因，呈请通缉，而且批准。鲁迅曾把这事的经过，详细地对我说过：‘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甚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迨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鲁迅又说：‘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75～76页）

　　原来鲁迅同许绍棣等人早有过节。尽管黄萍荪同他们关系很近，但其人到底年轻，又是托郁达夫来索字的，所以鲁迅还是给他写了；至于后来的加以痛斥，则应当与黄萍荪用“冬藏老人”的化名发表《雪夜访鲁迅翁记》一文（《越风》第1卷第5期，1935年12月16日）有关。当时黄萍荪急于办好刊物，扩大影响，遂千方百计地拉名人来开路，曾一再向鲁迅约稿，甚至捏造事实，说自己去拜访过鲁迅，这就有点不择手段了。这篇所谓访问记完全是一篇莫须有的奇文。其中写道：

　　本月上旬，海上初雪，北四川路一带，如银洒地。余得某君之介，持函往访……

　　他有一个非常宠爱的男孩子，今年较老人要少五十年（按原文如此——农），名字叫海婴。起居食用，均极华贵。公子海婴乃二夫人许氏所出，许为两广宿将许崇智侄女，年三十五六，态度大方，装饰朴质，善治家，侍老人眠食尤周……

　　下文又记如何向鲁迅约稿，未得要领等等。“起居食用，均极华贵”，“食量宏大，不让后生”，又没有一起吃饭，在短暂的拜访中，何从得知？诸如此类的破绽文中甚多；而“二夫人许氏”这样的说法，更岂非等着挨骂。黄文中又说鲁迅“不喜欢给人占半字便宜”，“此老于洋场上的人缘，在他自己眼睛里望出来，就变得到处都是特地为渠而设的陷井了”——这些话都毫无根据，而且也同访问记全不相干。黄萍荪晚年承认此文向壁虚构，又解释说自己当年“有招徕读者之心，但实在不存攻击鲁迅之意”。（转引自倪墨炎《鲁迅旧诗探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页）当编辑拉稿子可以理解，但不能这个拉法。此人即使不必如后来许广平那样斥为“下流的人”，也是相当无聊的了。

　　抗日战争时期黄萍荪一度避居于浙江金华，又担任《东南日报》驻沪记者，后赴福建为《东南日报》南平版特派员、“阵中出版社”社长，此外还担任过教育厅秘书、省府参议等；抗战胜利后，黄萍荪任《东南日报》上海版特派员，1947年创办“子曰出版社”，主编《子曰》双月刊。建国后黄萍荪以很快的速度编辑出版了《四十年来之北京》、《北京史话》等书，一时颇为畅销。1952年他经赵朴初、周而复的介绍，作为统战对象进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到1954年6月“肃反”运动时以“反革命”罪被捕，经上海军管会军法处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发配至安徽农场劳改。刑满时又因“无理申诉”被加判五年，至1963年才正式刑满，释放后就近在农场就业。“文革”结束后他提出申诉，1982年6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并撤销了当年对他的原判，由卢湾区法院审理，宣告无罪。此后，黄萍荪随子女居住于浙江衢州、杭州；1990年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黄萍荪晚年撰写了回忆郁达夫的《风雨茅庐外纪》（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版）和《前辈风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书，也写过一些单篇文章。

　　四

　　黄萍荪主编的《越风》杂志1935年10月创刊于杭州，先是半月刊，共出24期；第二卷起改为月刊，出至第2卷第4期（1937年4月）停刊，除了一份增刊以外，前前后后一共出了28期。这刊物虽说“赞助人”中多有当时的政要，如陈立夫、陈布雷、黄绍竑、许绍棣、叶溯中等等，但内容大抵同政治无关，而以文史旧闻为主。该刊标榜的“信条”有四条：不张幽默惑众，不以巧言欺世，不倡异说鸣高，惟持真凭实据和世人相见。这四条印在该刊创刊号的卷首。惟其如此，刊物的可读性比较好，所以后来有不止一种的影印本面世。

　　《越风》每期除大谈文史掌故（大部分与浙江有关）以外，也发表一些旧体诗词。其重要作者有叶恭绰、郁达夫、周作人、柳亚子、陆丹林、黄浚（秋岳）、徐一士等人。该刊第8期有一补白道：“茅盾、夏敬观、叶圣陶、金梁、阿英、卢冀野、郭沫若、胡朴安、徐蔚南、吴稚晖、叶楚伧、梁寒操、王陆一、鲁迅诸先生不久即有宏文赐寄本刊，请读者诸君拭目候之。”黄萍荪大约竭力向各路名流约过稿，但他发出的这条信息中大有虚假的成分。

　　鲁迅是注意看《越风》杂志的，并曾提出过批评，这就是他去世前不久在《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3期（1936年1月5日）上发表的《“立此存照”（四）》。这是一篇很有意思而不大受重视的文章，略云：

　　近年的期刊有《越风》，撰人既非全是越人，所谈也非尽属越事，殊不知其命名之所以然。自然，今年是必须痛骂贰臣和汉奸的，十七期中，有高越天先生作的《贰臣汉奸的丑史和恶果》，第一节之末云：

　　“明朝颇崇气节，所以亡国之际，忠臣义烈，殉节不屈的多不胜计，实为我汉族生色。但是同时汉奸贰臣，却也不少，最大汉奸吴三桂，贰臣洪承畴，这两个没廉耻的东西，我们今日闻名，还须掩鼻。其实他们在当时昧了良心努力讨好清廷，结果还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真是愚不可及，大汉奸的下场尚且如此，许多次等汉奸，结果自更属可惨。……”

　　后又据《雪庵絮墨》，述清朝对于开创功臣，皆配享太庙，然无汉人之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洪承畴四名，洪且由乾隆列之《贰臣传》之首，于是诫曰：

　　“似这样丢脸的事情，我想不独含怨泉下的洪经略要大吃一惊，凡一班吃里爬外，枪口向内的狼鼠之辈，读此亦当憬然而悟矣。”

　　这种训诫，是反问不得的。倘有不识时务者问：“如果那时并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且汉人也配享太庙，洪承畴不入《贰臣传》，则将如何？”我觉得颇费唇舌。

　　因为卫国和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写文章来骂贰臣和汉奸，固然是很对的事情，《越风》的基调也确实是爱国主义的；但鲁迅的思路更深一层，世界上总有些大的原则非实行不可，这里不是做生意，不能也不必去计算赚钱还是赔本一类的账。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