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说过一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的意思是:公民或社会组织因为某个问题发生争论,不能通过权力或拳头取胜,而要宽容对方的不同意见,通过思想的交锋来达成共识。然而,容忍不是和稀泥,不是面对明显荒谬的言行装聋作哑,相反,在某些不该容忍的地方,胡适是决不容忍的。
1927年8月11日,胡适给钱玄同写了这样一封信:“玄同:生离死别,忽忽一年,际此成仁周年大典,岂可无诗!援笔陈词,笑不可抑。亡友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可惜我不在场,不能来监斩你!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回家挖下一坑,好好睡在里面。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年年九月十二,处处念经拜忏。度你早日升天,免得地狱捣乱。”
从诗中可以看出,钱玄同依然活在人世,诗中提到的九月十二日正是钱玄同的生日。胡适写此“悼亡诗”只是为了调侃。写了“悼亡诗”不打紧,胡适还与一帮朋友给钱玄同写讣告、撰挽联、做悼念文章,准备在《语丝》出一特刊,叫《钱玄同成仁专号》,并已写好预告与目录,准备发向其他报刊。后来,钱玄同得了消息,强力制止,这个恶作剧才没有成功。
说到胡适的“悼亡”,背后颇有些故事。同胡适一样,钱玄同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当年他曾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与刘半农唱双簧戏,狠狠抨击了封建复古派。钱玄同私德很好,比如他与徐婠贞的婚姻是哥哥包办的,但他从来没有弃妻另娶的念头。妻子身体不好,他一直细心照料,有人劝他纳妾,他坚决拒绝。他也不像陈独秀、徐志摩那样经常去风月场寻花问柳。然而,此君有个毛病:说话非常偏激。比如,他当年与周作人、鲁迅等人聊天时,就曾提出两个主张,一是“应烧毁中国书”,二是“应该废除汉字”。钱玄同曾在一篇题为《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中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一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非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某次,与胡适等交谈时,钱玄同更是说出了这样一番轻狂的话:中年以上的人趋于固执与专制,“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胡适对钱玄同此论很不赞成,但他是个诙谐的人,听了之后笑着说:“好!等你到了四十岁,倘未死,我要给你作追悼诗。”只过了一年,钱玄同即将满四十岁,胡适来践“约”了。
钱玄同为人厚道,胡适尽可玩笑出之。对个性“作古正经”的朋友,胡适的“不容忍”则只能采取直接的方式。
1925年11月29日,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晨报》突然被一伙暴徒纵火。关于《晨报》被烧有各种说法,其一是:《晨报》披露了一个内幕:北洋军阀参议院、军事善后委员会等数个部门联合以“宣传费”的名义给全国15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社会日报》《京报》《世界日报》均在其列。同行恨其泄密,予以报复。其二是:《晨报》曾替段祺瑞执政府说话,群众因痛恨段祺瑞政府,放火烧了它。其三是:政府为了控制舆论,暗地派人放火,目的是想吓唬说真话的新闻人。事情发生后,陈独秀等人觉得报馆“该烧”,他见到胡适时,公然反问他:“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胡适当时没有怎样说话,几天后,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如此言论:“《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命名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换句话说是,胡适觉得哪怕一个人对《晨报》再看不过眼,也没有放火烧报社的理由。
一个人的性情、思想往往能在其经历中找到因由,胡适性格中的理性精神同样如此。他出生在晚清一个士大夫家庭,年仅五岁时,做过知府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不得不与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前房的儿子儿媳相处。胡适母亲冯顺弟性格温和、善解人意、宽容大度,将大家庭维持得不错,这些都给早年的胡适以深深的影响。
从中国公学毕业后,胡适即赴美留学,先读农学,后攻哲学,一呆就是7年。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民主思想比较流行。民主思想的精髓是以科学的体制设计排除个人利益与主观偏见的干扰,实现社会善治。换句话说就是,独裁政治有强烈的当局者个人色彩,民主政治彰显的更多的是制度的威力与集体的理性。胡适的西方经历告诉他: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一个人必须冷静、讲道理,宽容不同意见,不能在言论或行动上走极端。
胡适的“不容忍”,说到底,并非“不容忍”相异的意见,而是“不容忍”那些不让别人相异的人。
(责任编辑: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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