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

　　

　　

　　傅雷先生是一代翻译巨匠，他留学于法国的巴黎大学，1931年回国后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译作丰富，行文流畅，文笔传神，翻译态度严谨。他翻译巴尔扎克作品多达15部，是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的外籍会员；他译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不少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作品的赏析文章；作为父亲，他写给儿子的《傅雷家书》自20世纪80年代出版至今，已经震撼感动了无数的读者。1966年8月底，傅雷在遭受红卫兵多次抄家，连续四天三夜被批斗，受尽了皮带抽打、罚跪、戴高帽等凌辱之后，9月3日深夜夫妇双双在上海江苏路的住所“疾风迅雨楼”自缢身亡，以死抗争。

　　拨乱反正之后，傅雷先生得到了彻底平反，他去世的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成了名人故居，供后人参观瞻仰。作者日前赴沪正好住在安定坊附近，专程到傅雷故居拜谒。陪同参观的表弟就供职于上海长宁区政协机关，对本地的人文史料了如指掌，他告诉我：傅雷故居所在的安定坊一条街房屋原先都是我们湖州人宋季生的产业，傅雷与其孙子宋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宋淇夫妇则是著名作家张爱玲最好的朋友，是张爱玲作品的出版代理人及遗产继承者。我对家乡的人文历史一直颇有兴趣，闻言大喜，回去后翻箱倒柜，寻寻觅觅，终于查找到不少相关的资料，整理成文，以飨同好。

　　当年，年幼的宋季生随父母从湖州老家来到上海，投奔在英商中孚洋行当买办的兄长，后来娶了海宁富家之女徐碧云为妻。靠亲戚帮助积蓄财富，在沪上拥有很多房产，如位于江苏路284弄的安定坊，那一整条街都是宋家的产业，共有15幢独立的小洋楼，除了5号楼自家居住外，其余的都租赁给别人。宋季生只有一个独生子宋春舫，是早期的现代戏剧理论家、著名藏书家，可惜寿数不长，46岁就去世了，留下两个儿子宋淇、宋希和一个女儿宋哲明。

　　宋淇（1919—1996）在香港文化界也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燕京大学西语系，抗战期间在上海从事话剧和翻译工作，与钱钟书、夏志清、吴兴华等文化名人皆有深交。1949年移居香港，担任美国新闻处编译部主任，因工作关系认识了张爱玲。后被香港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老板陆运涛看中，聘为次于总经理的制片部主任，先后担任过电懋公司六十多部电影的制片人。因才华出众被邵氏影业公司挖走，任编审委员会主任多年。宋淇还是香港翻译学会的发起人，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筹划者，先后主编过颇有影响力的《美国诗选》、《美国七大小说家》等译著。夫人邝文美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秘书，翻译不少国外名作，与张爱玲私交甚好。

　　杨绛在《忆傅雷》一书中说：“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与傅雷和朱梅馥夫妇见面。”傅雷与宋淇认识肯定比这还要早，傅雷比宋淇年长11岁，已是沪上小有名气的翻译家。1947年，傅雷搬迁到江苏路的安定坊3号，与5号的宋淇家成了邻居。他们不只是普通的房东与房客的关系，而是在文学、翻译等许多方面都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当时的国内经济因连年战祸，导致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傅雷家也不例外。宋淇的姐夫在美国某药厂工作，凭这关系弄到了部分进口药品的中国经销权，便与傅雷商量两家合伙在昆明办一进出口公司。1948年11月，傅雷变卖了老家的田产，还将上海的房产也抵押出去，携全家到了昆明。公司最终没法正常运转，1949年5月宋淇一家便去了香港。一个月后，傅雷夫妇携次子傅敏搭飞机也去了香港，而长子傅聪留在昆明读书，由朋友吴一峰做监护人。半年后，傅雷又返回内地，拒绝了吴晗在清华大学教法语的邀请，回上海依然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回沪后他即搬进了宋淇原先住的安定坊5号，一直到文革中自杀。

　　当时宋淇与兄弟宋希都去了香港，安定坊5号楼上只有祖父宋季生与寡母朱伦华住着，一楼全部租给了傅家。从邝文美娘家搬来的一台钢琴就放在楼下客厅里，傅聪的音乐之路由此开始，傅雷特意写信给钢琴的主人：“阿聪借用邝家的琴，早晚要敲得不成样子的，在我们也不能交代。而他学琴已成骑虎，看来买琴一事在所难免，你能否代问邝老太太，有意将琴出让否？若然，我可请人估价，再函征同意。”最后请了两家琴行评估，估价为500万和550万（旧币），傅雷坚持要按最高估价买下。其实宋、邝两家人都不在上海了，让小家伙使用这台钢琴也没人会说闲话，但傅雷却坚持要买下，提议的价格也公平透明，从中可窥探先生做人做事一丝不苟、不拖不欠的认真劲儿。

　　1951年，傅雷旧疾复发，在家休养期间修改了他以前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初译本除了留一套精装本作纪念外，他打算将其一概销毁。因记得送给宋淇那套就在楼上，也想付之一炬，便写信告之：“原译之错，使我不敢再在几个好朋友眼里留这个污点，请来信‘批准为幸。”在旁人眼里傅雷的这种做派也许有点迂执怪异。但我却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潜藏的“书生意气”，自觉或不自觉生发出来的一种精神生存状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真正的读书人，都具有一种独立自由的人格，拥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内心世界，不随时欲，不赶时髦，洁身自好，孤芳自赏。

　　50年代中期，宋淇在香港美国新闻处任职，他考虑到国内的政治敏感性，陆续与留在内地的亲朋好友断绝了联系，与傅雷多年的通信也随之中断。但傅雷在宋家两位老人去世后，接连写了好几封长信给宋希（要其转给大哥），逐条分析利弊，提出处理意见，甚至连兄弟两人的委托书都代劳了，愿帮助宋氏兄弟处理最棘手的家庭财产纠葛。这一切都说明傅雷与宋淇的关系已超越了普通房东与房客，亦不只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而是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的至交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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