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瑞声

　　

　　

　　五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1966年2月，春节刚过，我从共青团东海县委书记岗位上，奉调赴中央团校学习，之后又奉命去中共北京新市委中学文化大革命工作团工作，在北京一年多时间。

　　中央团校校址在北京西郊紫竹院，校长由胡耀邦兼任，日常工作是由党委副书记马石江主持，党委副书记为孙鹰、周杰。我们这一期学习时间定为一年，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内容。可是，我们抵京之后，文化大革命的风声越来越紧，早在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推出了他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矛头对准吴晗。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又在《文汇报》上刊出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这篇文章杀气腾腾，把邓拓（原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打成反革命集团。

　　文章发表的第六天，大火烧到“三家村”的“后台”，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身上，且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在康生、曹轶欧的策划下，贴出批判北大党委，意在攻击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引起了校内外的轰动。

　　5月29日，清华附中一群中学生在圆明园集会，成立了红卫兵组织。6月初，北大附中的一群学生成立了类似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组织。这个组织是最初的红卫兵组织的发起者。

　　6月1日，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发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顿时，北京各大中学部分师生闻声而动，贴出了一批指向学校党委的大字报。这种做法很快波及全国。

　　6月2日，清华附中贴出了署名为“红卫兵”的大字报，表示“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红卫兵组织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的职务，任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

　　鉴于北京及外地的大中学校领导普遍受到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已很难维持，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请示了毛泽东，作出了向北京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的决定。这时，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共青团中央受命协助北京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的文化大革命，由于胡耀邦早已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团中央的工作由常务书记胡克实负责，由胡克实任工作团团长，从6月上旬开始，向各中学陆续派工作组，如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照华任北京市东城区工作队长，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启立任北京市西城区工作队长。

　　6月4日，我们在中央团校学习的部分学员也被派到各中学工作组，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是中共北京新市委派驻北京市马甸中学工作组组长，全组成员一共8人。当日夜间，仓促上阵，进驻学校。工作组领导学校运动后，采取了沿袭“四清”运动的方式。工作组到校后代行党委职权，按照中央6月3日工作会议制定的“内外有别”，“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等八项方针来指导运动。工作队进校时普遍受到欢迎，但很快和学校的部分教师学生发生了冲突，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7月18日，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认为派工作组是镇压了学生运动，责令中央领导人到各校调查。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大中学校大肆活动，表态支持造反派，收集反工作组的材料。仅7月22日到26日，江青等人就四下北大。7月25日，毛泽东正式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北京市委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市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发布了这一决定。就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做了检讨，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以后反工作组、反学校党委的高潮再度兴起，造反运动更加激烈。

　　7月28日，北京海淀区召开中学师生代表大会。与会的中学生对工作组进行激烈的批判，到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表示坚决支持，并当众宣布罢免海淀区工作队长周杰的官（周杰为中央团校副教育长），我在小组会议上发言说：“王力是个什么东西，一句话就罢了周杰的官，太无道理了！”此后我检讨多次才算过关。

　　7月29日，8个中学的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冲到团中央办公大楼（即北京市正义路5号，现为北京市政府办公大楼）造反，围攻在京养病的胡耀邦和团中央常务书记胡克实、书记处书记王伟、候补书记胡启立，即所谓“三胡一王”。江青在红卫兵面前点名说：胡耀邦是什么红小鬼，是修到家的团中央书记处。在批斗会上胡耀邦反驳说：“我工作中有错误，我不是修正主义分子。”却遭到红卫兵的拳打脚踢。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在有团中央机关干部和中央团校学员参加的大会上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决定，由路金栋、王道义负责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群众和红卫兵，林彪发表了讲话，然后举行了盛大游行，我也参加了这次活动。我于8月20日返回东海，几天后，东海县委书记王亚明、副书记鲁少时找我谈工作说，徐州地委已决定调我任共青团徐州地委副书记，之后我即到地委机关报到上班。我向地委副书记刘平、团地委书记吴伟峻汇报了北京文化大革命和胡耀邦的一些情况。

　　此时，徐州地委院大门口也出现了“打倒刘平、谢承炤（地委宣传部长），炸开徐州地委”的大字报。

　　11月初，北京市委致电江苏省委，要我回京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淑湘给我谈话，北京来电要我回京检查。后来，刘老在闲聊中说，当时真担心我年轻受不了，但又没有办法。11月5日，我上了火车重返京城。第一次挨批斗是11月9日，北京市海淀区的红卫兵把我们20多个工作组长揪到北京铁道医院大礼堂台上，召开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我们一个个低头弯腰进行体罚。后来苦熬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日子，等候红卫兵通知，接受批斗。有时住在北京市委招待所，有时住在中央团校；有时到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团中央、文化部看大字报。整个北京城“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北京和外地的红卫兵进行了大串连。直至1967年4月北京市委给开了通行证，结论为“既是执行者，又是受害者，回原单位工作”，我才得以回来。回徐州后才知道，地委早已在2月4日被造反派夺了权，地委书记罗运来、地委专署的领导及多数部委办局的负责人早已靠边站、挨批斗。徐州也是一片内战不休、武斗不止的混乱局面。

　　1995年夏，我和孟庆华受市委委托，在南郊宾馆接待了中顾委委员、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忆起这些往事，李老痛心地说，我们也跟着他受苦了，中央已有了“决议”，这种荒唐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