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子蘅1905年生于台湾彰化。1919年赴日本求学，1927年考入仙台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因从事革命活动，苏子蘅先后遭受日本军警的拘留和管制，面对拷打和逼问，他坚持斗争，严守机密，后因组织遭受破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7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台湾，1941年应北京大学理工学院之聘，任化学系副教授并参加晋察冀城工部工作。1945年后，进入华北解放区从事科研工作。1949年6月在大连参加台盟，负责筹建旅大支部并任副主委。1952年10月他调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数理化组组长、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感光研究所研究员；后历任台盟总部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主席。1995年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开展进步活动
苏子蘅生长于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年代。七八岁时，父母亲相继过世，在兄长的扶养下长大。1913年，苏子蘅进入彰化公学校学习，课余时间还到私塾学习中文。
当时台湾最高级的学校是医学校，其他学校程度较低，没有收容台湾人的正规中学。但苏子蘅不喜欢当医生，因此在彰化公学校念完小学后，于1919年赴日本求学。那时正值苏俄十月革命后，中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台湾人士的进步活动也活跃起来。当时东京的台湾学生和台湾岛内的进步知识分子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苏子蘅也受到周围积极分子的影响。尽管在日本读书，但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二等公民”的屈辱生活给少年时代的苏子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和绝大多数在日本读书的台湾青年一样，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意识。他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在此期间，“多次听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讲座。此外，阅读《共产党宣言》，河上肇的《唯物史观》及一些进步书刊，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认识”。“认识到要解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制下喘不过气的祖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不懈的革命斗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对于故乡台湾的问题，我认为要摆脱日本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实现理想的社会，只能依靠强大的祖国，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他积极投身于爱国反帝革命斗争，由庞大恩（后来参加红军，在长征中牺牲）介绍，于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旅日总支部仙台支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人民掀起反帝高潮，仙台全体中国留学生成立了“反帝同盟仙台支部”，苏子蘅担任宣传组工作。“反帝同盟仙台支部”以“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的公开名义，印发不定期刊物《通讯录》，邮寄给各地留学生组织和个人及国内各地的学生会。《通讯录》主要内容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揭露国内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人民的罪行。1928年秋，仙台中国留学生反帝爱国活动受到日警镇压，苏子蘅是活动领导人之一，他和留日学生联合会另外几位负责人一起被日本当局抓走。后由于找不到证据，又被放了出来。但是，苏子蘅因在警察署受到严刑拷打引发胸膜炎，切除几根肋骨后，伤口未能及时愈合，又转成结核病，身体极度衰弱。在这种情况下，是年7月，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让苏子蘅回到家乡台湾，在其四兄苏子泉的医院治疗。因当时台湾没有共产党组织，苏子蘅的组织关系仍放在仙台。当时苏子蘅和台湾的进步分子都有联系，他相信到台湾后能找到党组织。
不料，1929年10月，旅日中共组织遭受全面破坏，苏子蘅从此失去组织关系。他在台湾被抓到虎尾警察拘留所，要被押解到东京审问，由于创口仍未愈合，身体状况极坏，家人作保，暂缓押送，仍回到苏子泉的医院治病。后被判决缓期起诉，管制两年。
虽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苏子蘅在寻找党的关系的同时，仍独立进行有益于革命的活动。在台湾警察当局的监视下继续治病期间，他暗中与进步青年联系，1930年出版了革命启蒙杂志《晓钟》，并得到进步作家赖和等的支持，但是发刊至第五期就被没收，同时被禁止发行。1931年春台湾警察当局开始大量逮捕进步分子，台湾共产党组织完全被破坏，其中许多人与苏子蘅有来往，因此他感到十分痛苦，在忧郁中度过了这段长达六年的疗养生活。
从台湾到大陆投身革命
1934年苏子蘅的健康稍有起色，但当时日本殖民统治越来越残酷，台共的同志大都在狱中，各种进步活动都被迫停止，他也受到监视，很难进行革命活动，考虑到自己身体较弱，不能马上去参加艰苦斗争，为了将来参加革命时能够多做些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决定继续大学课程。
1935年，苏子蘅在日本老师及友人的支持下，重返日本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就读。在此期间他继续与仙台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在东京的台湾学生联系，宣传革命思想。他回忆那几年的心情时写道：“由于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心情万分痛苦，但我对于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并没有动摇，相信将有一天会找到党组织。”“再次赴日留学时，已找不到党组织。当时，留学生都感到日中全面战争不可避免，陆陆续续回到大陆。我参加留学生活动，心里想参加抗日活动，但是，没有找到组织关系，毕业后只好回台湾。”
1937年，苏子蘅大学毕业后回到台湾，先后在台湾香料工厂和彰化制粉制饴糖工厂任工程师。1938年结婚，次年长子出生，虽然生活窘迫，为生计奔忙，但他仍然一心想要回到党的组织中。这期间，他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了解到祖国大陆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战争形势，受到很大鼓舞，决心到大陆去，寻找共产党，回到革命队伍中，参加抗日斗争。
1940年日本当局登记技术工作人员，苏子蘅也被登记了，但他不愿意为日本军需生产服务，决定先到北平教书，然后再找机会进入解放区。他相信日军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驱除出中国，国家很需要科技人才，在学校教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提高自己的水平，也能为将来培养技术人才。当时他也向谢雪红、杨克煌等人征求了意见，大家都支持他的决定。
苏子蘅以台湾人投资的新东亚造纸厂工程师的身份，于1941年2月孤身到上海，一个月后离沪进京。苏子蘅到北平后找到慕名已久的张我军，并经其介绍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小教日语。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后，苏子蘅经日本领事馆申请获准，于1941年5月经大连把妻儿接到北平。9月，苏子蘅到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任教，同时还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兼课。为了避免日本人的纠缠，苏子蘅把籍贯由台湾彰化改成广东汕头，学校同事甚至日本教员都不知道他是台湾人。
初到北平时，苏子蘅曾得到陈普缘的帮助。陈普缘是苏子蘅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时期的同班同学。他们在东京都参加过当地的中共组织，1929年中共旅日组织遭到破坏，陈普缘被捕，后被遣送回大陆。苏子蘅来北平时，陈普缘正担任伪华北政府的教育局长。他对苏子蘅介绍了太行地区的情况，并提到和时任太行地区所属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有联系。当时苏子蘅就要求陈普缘介绍他去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但陈普缘要求他先养好身体。苏子蘅在任教期间，由于肺结核没有痊愈，多次旧病复发，1944年末咳血后于1945年春到西山八大处灵光寺休养。
一介书生报效祖国
1945年初夏回北平时，由陈普缘介绍，苏子蘅认识了两位晋察冀城工部联络员——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李鉴波和在北京大学工学院任教的周子建，并通过他们见到了城工部的工作人员张大中。
5月的一天，陈普缘约苏子蘅夫妇去李教授家见面，张大中代表城工部欢迎他们，并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任务：晋察冀根据地中心阜平已经相当巩固，各项建设都急需科技人才，希望借助苏子蘅在北大理学院和在别处兼课的条件，动员一些人到根据地参加建设，还约定今后以西什库周家为联络地点。苏子蘅终于重新找到党，回到了革命队伍，实现了多年的心愿。
重新找到党组织后，苏子蘅心情豁然开朗，精神非常振奋，随即按照城工部的布置，积极联系动员朋友、学生和同乡中的知识分子，到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
这期间，日本宣布投降，城工部要求苏子蘅等人在北平等待指示。按照指示，苏子蘅继续与北大同学、同事和同乡联系，动员他们去解放区。当时华北一带台湾同乡都集中到北平，共300多人，于是成立了北平台湾同乡会，苏子蘅被选为监察委员。委员会的工作一方面是照顾同乡们的生活，开办国语学习班；另一方面则讨论关于战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问题。
1945年9月，组织上安排苏子蘅到张家口筹建晋察冀军工部化学研究所，同去的还有庄明夫等人，那时温泉已经解放，城工部在温泉办公，大家分头到温泉集合，然后由城工部派大车前往张家口。10月，他在张家口参加化学研究所筹建工作，任研究室主任。11月，苏子蘅奉命回北平。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组织上安排他留在北平待命，等待八路军进城，为化学研究所购买图书仪器，同时继续从同乡、同事、学生中动员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参加建设。
1946年1月，由于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苏子蘅两次返回张家口，并改名为宋明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事业。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实验室经常转移，最后移到了老根据地阜平。1947年2月，苏子蘅在阜平开始研究、试验工作，主要解决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问题。当年8月，苏子蘅又到制药厂协助解决有关生产问题。1948年完成任务后，由于医生的诊断和上级的决定，留在边区政府招待所休养。
当时各解放区纷纷调技术人员到东北工作，苏子蘅认为东北工业生产对革命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他留学日本多年，方便联系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使他们发挥作用，因此他向领导提出调往东北工作的申请，经批准后于1948年9月由河北省平山县出发，途中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白天休息，夜间行军，走了一个多月。由于道路崎岖不平，颠簸厉害，到山东俚岛时，肺结核复发。他只有听从医生的劝说，在俚岛休息治疗几天后，搭乘小轮船，从俚岛渡海到了大连。
苏子蘅本来是要北上到哈尔滨向东北局报到的，但是大连市领导考虑到他的身体不适应哈尔滨的严寒，而大连市正在筹建大连大学，很需要人，经请示东北局，他就留在大连了。
1948年11月，苏子蘅开始参加大连大学筹建，后在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
1949年6月，苏子蘅在大连工作期间，经台盟总部主席谢雪红的介绍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总部希望在旅大地区成立支部，并于9月1日正式发函委托苏子蘅主持筹建工作。当时大连有70多位台湾人，20多户，大多是光复后没有回台湾而留下的。原来的同乡会已经解散，同乡们常有来往，却没有自己的团体组织，很希望组织起来。苏子蘅拜访了台湾同乡简仁南、许义松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于8月间向中共旅大区党委报告台盟总部的要求和旅大台胞的意见。在区党委的支持下，很快成立了筹备会，推选苏子蘅为主任，简仁南为副主任，另有6位筹备委员。不久，区党委又介绍延安干部沈扶、黎舒林夫妇参加筹备工作，推荐他们分别任筹备会副主任和筹备委员。筹备期间，还组织了一些活动，如“台湾问题座谈会”、春节联欢会、二二八纪念会等，并组织了经常性的时事政治学习。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台盟旅大特别支部于1950年4月正式成立，选举简仁南为主任委员，沈扶和苏子蘅任副主任委员。苏子蘅十分重视政治学习，他根据岗位和居住地区，把盟员分成三个小组。除各种重要活动需要全体盟员集合之外，各学习小组几乎每个星期都开会学习。
1952年10月苏子蘅调到中国科学院，历任计划局数理化组组长、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感光研究所研究员。
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苏子蘅受到了冲击。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成立了“专案组”，对他进行立案审查，但苏子蘅为人忠厚老实，“专案组”找不到任何证据。
“文革”后期，苏子蘅曾颇为骄傲地对孩子们说，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专案组”对他立案审查期间，外出调查的人对他说：“你非常狡猾，欺骗了那么多人。我们外调找了那么多人，都说你是好人，是老实人，他们都被你骗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只能在心中感到好笑，庆幸好人必有好报。
也就在那时，周恩来总理得知苏子蘅也被“隔离审查”，亲自批示要“在医疗、生活方面给予照顾，只参加轻体力劳动”，使得苏子蘅安然度过那一段日子，挨过了十年浩劫。
在那个“非常时期”，苏子蘅接待了许多“外调”人员，也因此了解到一些老同学、老同事和同乡的情况。在当时“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横扫一切”的邪风中，他们都被当成“有问题”，外调人员要求苏子蘅提供他们需要的资料。虽然苏子蘅当时的处境也不好，但是，他顶住压力和诱导，总是如实说明他所了解的情况，坚持讲实话，讲真话。苏子蘅曾回忆说：“他们说我写的外调材料‘不老实，让我重新写，重新写好后又指责我写得‘和上次一模一样，我说‘事实就是这样，他们也就无可奈何了。”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落实政策”之后，苏子蘅比较早地参加政治活动和接待工作，这一时期每年的“二二八”纪念活动也得以恢复，他的台湾同乡中有两位杰出人士当选为中共“十大”中央委员，所有这些，都表明党和政府对台湾同胞的关怀和对台湾问题的重视。此时的苏子蘅年事已高，他感到出远门的机会越来越少，因此，那几年，他不辞劳苦，多次出去探亲访友，不仅是为了和亲友再多见几面，更多的想法是让亲友们多了解祖国大陆的真实情况和光明前景，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心愿。
一些老朋友或台湾同乡写信或找上门来请求苏子蘅帮助解决问题，他总是热情接待，认真了解情况，尽快反映给有关部门，尽力给予帮助。有的人仍然心存疑虑，一些情况不敢讲，苏子蘅仔细了解之后，设身处地提出参考意见；有的材料写得不够清楚，他都提出详细的修改建议。这些乡亲和朋友都对他的热心帮助很感动。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苏子蘅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宪法的修改工作。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决定》。苏子蘅被任命为审判员之一。
苏子蘅历任台盟第二届总部理事会副主席，第三届总部理事会主席，台盟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在长期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领导人期间，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拥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主张广泛团结海内外台胞，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增进对祖国的了解，增进统一祖国的认识。他多次发表讲话，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1985年4月8日，他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的身份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会议期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满怀信心地说：“‘一国两制的构想和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对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必将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和平统一祖国的美好前景已展现在海峡两岸人民的面前。”
1995年，苏子蘅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自1945年我重新找到党组织，至今已50年，50年间，我在每个工作岗位时都曾经多次提出回到党的组织中来。由于各种种原因，一直未能解决。”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苏子蘅从台盟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重新回到了党组织中来，实现了几十年的夙愿。为此，他感到万分喜悦，写道：“50年间，我始终为党的事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工作，把我所作的每一项工作都看成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同时，我也亲身体会到党对我的关心、爱护和培养，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外人，而是当成没重新改选手续的党的一员来对待。”“我虽然年届九旬，仍然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党的事业继续贡献我的一切，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发挥余热。”
（责任编辑：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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