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12月18日镇江三国演义学会年会暨三国演义研究论坛上，当王玉国会长报告原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长、研究员、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陈辽先生于12月2日因病逝世的噩耗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在几天前，我还在有关报刊杂志上阅读过陈先生的几篇文艺评论文章，当时心中还暗自庆幸他老人家耄耋之高龄了还依然“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呢。孰料，陈先生走得却如此突然，如此匆忙。本来我还想在春节前专程去南京拜访他，当面亲呈今年新版的《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拙著请以教正。谁知蘧然间便驾鹤西去，阴阳两隔，由此留下了无法弥补的永久遗憾。
陈先生虽然远去，但是我与他二十余载的忘年深情却恒铭于心。件件往事历历在目，句句话语谆谆于耳，怀之令人血涌，悼之催人泪下。东晋史家袁宏《后汉纪》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意思是说，单纯传授他人知识的老师容易遇到；而能以其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格修养去教人如何做人（作人师），那就难遇到了。陈辽先生在我人生成长的道路上，总是不断以自己亲身之经历、博学之知识、厚德之魅力与创新之精神来启发我、感动我、鼓舞我、激励我，使我心旌不倒，意志坚定，攻难克艰，在学术之路上勇往直前。陈先生委实是我人生道路与学术征途上极其难得的“平生风义兼师友”之“人师”。谨就其中择取二三之事略加叙述，聊表对先生的感恩之情。
平易近人重诚信
我与陈先生相识，说来还真是机缘巧合。那是1990年中秋节的上午，我在南京办完公事后便去杨公井旧书店淘书。当我正为发现几本梦寐以求的《诗经》、《楚辞》笺注本而兴奋不已时，一位忠厚的长者走过来微笑着对我说：“小伙子淘到好书啦，能否让我看看？”我微笑点头，便把书递给他。他边翻边说：“《诗经》、《楚辞》是很古老难懂的著作，你喜欢它，很好。他们是我国诗歌的两大源头，很重要。希望你好好钻研它。”当时，我正在进行《诗经》与《楚辞》渊源关系之研究，陈先生的一席话，犹如和煦春风温暖我心，使我增添了学术研究的信心与动力。接着他告诉我说，他在江苏社科院工作，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及港澳台华文文学的文艺理论及批评研究。最后给我留下了姓名、家庭住址与电话。我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端详着面前这位慈祥和蔼的中年模样的学者。他中等个子，国字脸，面色红润，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秋霜微染的稀发十分整体匀称地向后梳着，显得十分干净利落而精神矍铄，颇具学者风度。这次偶遇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后来，凡是我在学习、工作与研究方面遇到的问题，我都会写信向陈先生请教。每信发出，他总是在第一时间很快回信，从不延宕，从无不回信之事。信的称呼一律是“金坤同志”，晚年时多称我为“金坤小友”，分外亲切，待如家人。要知道，当时陈先生已是著作等身、闻名遐迩的著名学者，他的行政事务与研究工作都非常繁重，可是，他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电大普通教师，却如此不厌其烦、谆谆善诱地为我答疑解惑，如此诚信之美德、厚爱之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而感人肺腑的。记得有一次，我为了撰写金坛乡贤唐代著名山水田园诗人储光羲生卒年与里贯考证的文章，需要参考一篇文章，因县城无法查阅，情急之下，我就冒昧向陈先生求助。结果，他很快给我挂号寄来了那篇文章的复印件。信中说：“你要的这篇文章，所里图书馆未查到，后来到南师大图书馆找到了。今特地挂号寄上，以防丢失。”末了还说：“你以后如遇到同类不能解决的问题，尽管写信告我。”摩挲着散发着油墨芳香的论文复印件，阅读着字里行间温情脉脉的话语，我真不知怎么感激才好。后来，拙文《储光羲里贯、生卒年考辨》一文顺利发表在1991年第2期《文学遗产》这份全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刊物上，此后又被《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收录并作重点介绍。这与陈先生无私而热情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从陈先生古道热肠的言行举止中，我深深读懂了诚信与厚爱的真正含义与感人力量。
金针度人励后昆
自从我在《文学遗产》发表文章以后，陈先生对我的学术研究就更为关心了。他曾主动为我联系过南京几所高校，希望我能走出小县城到学术环境较好的地方去发展自己的学术事业，结果都由于某些原因而未果。对此，他就写信以自己在逆境中艰难研究的例子来安慰我、鼓励我，认为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是金子总要发光的。有一次，他给我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长信，详细介绍他如何坚持数十年坚持阅读马恩列斯全集原著的。他说，从1959年起，他就下决心通读马恩列斯原著，业余阅读，坚持不懈，无论如何，从不间断。到“文革”发生时，他已读完了《列宁全集》39卷。虽然在“文革”中他被关进了“牛棚”（真的与牛同在棚子里住过三个月，是名副其实的“牛棚”），后来又下放到一所公社中学当教师。尽管如此，他却矢志不渝，仍然坚持读马恩原著。到“四人帮”粉碎时，他已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斯大林全集》及《毛泽东选集》四卷等。前后花了20多年业余时间，通读完马克思主义原著约100卷，同时还阅读了不少文学理论著作。正是凭借他“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定信念与顽强精神，最终才能厚积薄发，在新时期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初探》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两部巨著。陈先生艰难玉成的生动事实，深深感动并感染了我，使我原来忧郁焦虑的心情一下子敞亮兴奋了起来，我顿然找到了前进的方向，鼓起了奋进的勇气。
在陈先生亲身经历的有力启发下，我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改变学习研究的途径与方法。为了弥补小县城图书资料的不足，我就充分利用自己出差及寒暑假时间，或购买相关的专业书籍，或到南京、上海等省市图书馆及高校、科研单位图书馆查阅资料。有时就拜托有关老师、同学与朋友帮助查阅与复印资料。就这样，我像陈先生那样持之以恒、雷打不动地坚持每天业余阅读，再借助于各方外力的友善支持，业余研究开始有了起色，慢慢尝到了甜头。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风》、《骚》比较研究的论文，受到了学界的关注与好评。
陈先生除鼓励我学术研究上要学会在罅缝中求生存的智慧外，还乐于金针度人，把自己数十年积累的研究之道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他在信中语重心长地写道：“我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曾遵循着‘开荒地，攀高峰，就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更上一层楼。而且在我看来，两者是统一的。我的《叶圣陶评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为活着的作家写的评传；《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初探》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探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及其历史发展的专著；《史稿》也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及其历史发展的专著；《中国革命军事文学史略》及《文艺信息学》也都是具有国内第一部有关这方面专著的性质。”正是在陈先生“开荒地，攀高峰”学术研究创新精神的鼓舞与激励下，后来我的《风骚比较新论》、《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等专著都得到了学界较高的评价。前者曾获得江苏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并被有些高校列为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后者在博士论文修改的基础上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获得成功，成为江苏大学此类项目有史以来零的突破，此著现已出版，反响颇佳。
竭诚说项不遗力
唐代诗人杨敬之《赠项斯》云：“几度见君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此诗是说杨敬之为推举友人项斯不掩片善、慷慨力荐，体现了古人重德惜才的优良美德。陈先生之于我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得十年前，拙著《风骚比较新论》样书刚到，我就即时寄请陈先生教正。收到书后，他即电话告我说：“大著收到了，很好，向你表示祝贺。我本来要好好写篇书评的，可是我爱人不巧住院治疗。此前，她全身心地服侍我大半辈子，现在我要全心全意伺候她，所有工作都放下了。大著评论的事只能搁下了。”还说了请我谅解之类的话。在此之前，我曾告诉他拙著将要出版的消息，他很高兴，表示见书后一定为我认真写篇书评。我深知，这是陈先生乐于奖掖青年学者一以贯之的扬善之举，尤其对于像我这样自强奋斗的青年学者则更是呵护有加、倾力褒扬。知道其夫人住院，我连忙再三表示请他保重身体，好好陪伴夫人，尽管把拙著书评之事放在一旁，照顾夫人是头等大事。谁知，大约十天以后，我突然收到一封挂号信。一看信封那瘦长如柳、清雅秀洁的钢笔字，我就知道是陈先生的信。拆开一看，是关于拙著《风骚比较新论》的五千余字的手写书评（陈先生此时还不会电脑打字），另附有一封信。信中说：“你这部书写得很好，是国内第一部将《诗经》与《楚辞》渊源关系作全面系统研究的力作。而且在宏观、中观、微观的论述方面、比较方法的娴熟运用方面、结构逻辑的把握方面、文采斐然的语言表述方面等，都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十分难得，可喜可贺。所以，我忍不住在夫人的病榻前读完了大著，并及时草拟了这篇书评。”读着这样一篇在特殊环境、特殊心情下写成的书评——不，它不是一篇普通的书评，分明是学界前辈赐给后生最为珍贵的人生厚礼，是鼓舞青年学者再接再厉奋发有为的加油站与推进器，我的眼泪情不自禁一下子涌了出来。我不知道陈先生于有生之年在夫人的病榻前是否还为其他人写过书评，但如此这般上善之举，恐怕在中国书评史乃至世界书评史上也当是罕见的。它必将成为书评史上的极其感人的珍奇佳话而流芳百世。先生此举真可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陈老厚我情。由于陈先生这篇书评眼界高屋建瓴、评价精当中肯、观点鲜明突出，后来很快为《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我学术道路上指我方向、增我勇气、给我动力、助我前行的“人师”有不少，然陈辽先生是给我影响最大者之一。他虽然仙逝远去，但他在二十年前于南京杨公井旧书店首次见面时的音容笑貌将恒铭我心，他那关爱后生的高尚美德与可贵精神也将永励我行。行文至此，意犹未尽，特作拙句以表悼怀之万一。诗云：
金陵冬日雾霾沉，
忽陨明星痛我心。
著作等身勤奋贵，
品质如玉刻雕珍。
厚德载物为人善，
鸿志求实律己真。
至死笔耕砚事乐，
天堂再铸美文新。
（责任编辑：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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