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即1946年，姚雪垠经郭沫若推荐，到上海武训学校讲课。他从重庆出发，于8月初到上海，赶上学校开学典礼。校长李士钊当众宣布他为文学专科主任。开学后不久，姚的父亲在河南老家去世，他从上海赶回老家奔丧，料理后事，又于10月回上海，在武训学校讲授语文课，直至第二年6月学校被迫停办。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结识了同在学校讲课的一批文化界人士，如臧克家、田仲济、孙起孟、孟秋江、景德、金仲华、陈白尘以及学校名誉校长章乃器等人。除讲课外还和大家一起参加民主反蒋活动。他在讲课之余悉心研究明史，不仅向学生讲述明末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还写出学术论文《崇祯皇帝传》和《明初的锦衣卫》。这期间，他认识了怀正书店的老板刘以鬯，得以首次出版他的长篇小说《长夜》，还出版了《雪垠创作集》一至四集。所以这将近一年时期也是作家比较重要的活动时期。但令人困惑的是，无论是姚雪垠的自传，还是其他人为他写的大量传记，使其都对这一段经历只字不提，几乎成为作家历史上一段空白。只有武训学校校长李士钊生前对此作了解读，他认为是1951年那场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冲击了众多文化界人士；尤其是江青炮制、毛泽东批阅的《武训调查记》，把武训打成“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使姚雪垠等人不愿和武训的事再有任何瓜葛，也不愿谈起自己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既然姚本人讳莫如深，其他那些为他撰写传记、年谱的专家学者自然更无从知晓了。
姚雪垠是位自学成才的作家。他在抗战胜利前后已小有名气。当然众所周知，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发表才是他事业的巅峰。现在对这部著作颇有争议，有的坚持认为它是“长篇历史小说的里程碑”，有的则认为不过是“为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服务”的时尚作品。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不是这方面专业人士，没有资格妄加评论。但正如笔者上面所说，早在他武训学校讲课时期，就开始研究明末历史。他在课堂上一再称赞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是篇划时代的重要著作。他利用授课之余写出的《崇祯皇帝传》和《明初的锦衣卫》，其中的观点基本上遵循《甲申三百年祭》所论。这和作家后来所著《李自成》中反映出的思想、立场、观点、风格有很大区别。笔者当年曾是武训学校的学生，听过姚老师的课。现在仅就自己所见所闻，从侧面介绍作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轶闻，也许对读者全面了解作家生平和写作《李自成》的历史背景，有点帮助。
一
姚雪垠是位自学成才的天才作家，一生勤于写作，著作颇丰。根据一些传记记载，1929年他19岁时就发表处女短篇小说《两个孤坟》。抗战时期，姚雪垠作为战地作家大部分时间是在第五战区前线。他一边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一边深入战地采访，搜集和积累素材进行创作。这段时期，姚雪垠先后写出了他的成名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和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还于1938年3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被选为理事。
抗协成员来自各方，政治背景复杂，左中右派都有，对姚雪垠的作品贬褒也不一。有的认为是他是位天才青年作家，也有的认为他的作品具有严重的不良倾向。作家陈纪滢在1982年撰写的《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之十二）《记姚雪垠》（注：陈于1949年8月移居台湾，此文发表在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第二至四期上）一文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姚雪垠：“少年成名，狂妄自大，性格张扬，是个风头人物。”所以引起抗协部分领导对他不满。1946年初有一位抗协领导成员在《文艺新闻》杂志上发表《我所知道的姚雪垠》，对姚的作品横加指责。凡此种种，姚觉得再待在大后方就无法发展，决心离开重庆，去南京、上海一带发展。
当时适逢李士钊受陶行知委托准备在上海办武训学校，并得到郭沫若大力支持（郭首先捐助学校法币20万）。郭沫若一直很赏识姚雪垠的才干，姚也经常去郭家请教，据说每次郭还留姚在家吃饭。姚当时的几篇短篇小说都是经郭的极力推荐才得以在重庆发表。这次郭沫若又推荐姚去上海武训学校教课。1946年夏姚雪垠就离开四川去了上海。
姚雪垠当时也得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赏识。1945年底，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会，曾想邀请姚去讲课，或者去南京由他创办的晓庄学校讲课。姚因已决定去上海而婉拒。陶行知生前自称是个武训主义者。可能受他的感染，姚也决定到上海后要为办好武训学校出点力。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是年12月1日，全国53个人民团体数百名代表护送陶行知的遗体去南京晓庄学校旁的劳山之麓安葬。姚雪垠和李士钊作为护送代表，亲眼目睹大批南京市民自发站在道路两旁迎候灵柩，有的市民甚至跪拜在地上，深受感动。他俩在南京逗留几天，仔细参观了晓庄学校，决心回去后把上海武训学校办好。他俩还找到中共代表董必武，请他为学校写校名。董欣然同意，并题词：“行乞为兴学，终生尚育才。”
抗战胜利后李士钊就受陶行知的委托来上海创办武训学校。学校设在上海山东会馆内，借用会馆办的齐鲁学校的教室上课。当时的上海云集了一大批知名的文化人士。他们在李士钊邀请下，或来学校教课，或来学校举办讲座。学校先后开设有新闻、教育（师范）、文学、外语四专业。学校聘请姚雪垠主持文学专业（原称系，后因学生少，改称专业），聘请孟秋江主持新闻专业。
1946年8月，姚雪垠赶到上海，适逢武训学校开学典礼。校长李士钊向学生介绍这就是文学专业主任姚雪垠，受到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姚雪垠操一口浓重的河南乡音致答词。学生们见他风度翩翩，谈吐文雅，加以身材端正，眼睛炯炯有神，没有一点“土气”，所以大家一开始就喜欢上他。开学后不久，姚雪垠的父亲姚薰南去世，他不得不赶回河南邓县老家奔丧。之前不久他的母亲也已去世。姚雪垠安葬了双亲，于11月由河南邓县经开封回到上海。
1946年12月6日是武训诞辰108周年。武训学校联合上海各界举行了庆祝大会。到会的有孔祥熙、邰爽秋、刘王立明等。当时臧克家也是武训学校老师，但名气比姚雪垠大，所以作为大会贵宾，在主席台就坐。其他几位老师包括姚雪垠等则陪同来访贵宾在大会结束后到学校各处参观，并合影留念。
二
姚雪垠在授课之余非常热衷于研究明末那段历史，并经常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向学生讲述300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所以学生们都爱听他的课。由于他一再称赞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学校就根据他的建议，请书店影印了几百份《甲申三百年祭》的小册子，作为学生教材。《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在当时确实是件重大的事。新中国成立前崇祯是位受人吹捧的皇帝。有出京剧叫《明末遗恨》，由著名演员周信芳主演，就是颂扬崇祯如何在内忧外患中“为国操劳”、“舍身殉国”的，而李自成又是如何“到处流窜”“烧杀抢掠”。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根据发掘的史料，比较客观地重新评价了这几位人物，他认为崇祯刚愎自用，轻信妄断；李自成一进北京就“享乐腐败”，还没当皇帝就“杀戮功臣”。明朝灭亡的悲剧，要由崇祯、李自成这几位悲剧人物来负责；应该记取这段历史的深刻经验教训。这在当时显然是典型的叛逆思想，所以文章发表后蒋介石攻击它“为流寇张目”。而在延安，则得到毛泽东支持，号召全党要“引为鉴戒”。延安文艺界还排演了新京剧《闯王进京》。
除了给学生讲课和研究明史外，姚雪垠这一时期另一重大活动是他的长篇小说《长夜》出版。通过武训学校的推荐，姚认识了上海怀正文化社经理刘以鬯，据姚雪垠自传中的叙述，在他上初一时，曾被当地土匪抓走，并在土匪队伍中生活了百来天。这段经历就成为小说《长夜》的基本素材。《长夜》除出单行本外，还在上海《联合晚报》连载数月。怀正文化社同时还出版了《雪垠创作集》共四种：第一种：短篇小说集《差半车麦秸》；第二种：就是小说《长夜》；第三种：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第四种：传记文学《记卢镕轩》。虽然武训学校当时为他的家庭提供了住宿，但他经常一人住在怀正文化社，帮助编辑和校对，直至出版。
三
当时武训学校还有校歌，歌词就是陶行知先生在1944年间在重庆办育才学校时所写的《武训颂》。全文为：
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陶行知还请他的学生、著名音乐家杜鸣心作曲。陶原打算在重庆办武训学校，把它作校歌，但没有办成。于是这首歌就成为上海武训学校的校歌了。
我记得每逢星期天上午，武训学校全体师生都要在齐鲁学校的大操场集合开周会。第一项程序就是全体高唱武训学校校歌。12月5日武训诞辰，唱校歌更是必有节目。连齐鲁学校的师生们也会唱武训学校校歌。由于武训事迹感人，再加上曲调和歌词还算流畅，后来就很快流传到社会上去。其实这首校歌即使在当时也算不上有多大左倾思想和过激内容，但1947年时国统区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口号是“反内战，反迫害，要和平，要读书”，使国民党焦头烂额。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的头头大概是神经过敏，认为“武训颂”和学生运动的口号有某种相通，因此禁止演唱武训校歌。一天当警察奉命来学校强制执行任务时，适遇姚雪垠在给学生讲法国都德的爱国名著《最后一课》。他讲完后和学生们挥手告别，说当局连武训都不让歌颂，他明天就不来了。此时只听得山东会馆的大厅里又响起了“武训歌”，弄得警察很狼狈。第二天上海有些报纸（文汇报等）报道了事情经过。后来市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取消了这个禁令。
四
1947年夏，国民党教育局借口武训学校办学手续不全，勒令学校停办。停办后姚先在高行农校教了一阵书，1948年他应上海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的聘请，担任大夏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直至上海解放。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举行，被邀请的代表有824人之多。但姚雪垠不知何故没被邀请。1950年8月他离开大夏大学，去河南当专业作家。1953年又去武汉，后来还担任湖北省文联主席。
1949年5月上海解放，9月我考入北大。1950年初李士钊老师也来北京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我非常高兴，特地去看他。李说有好几位老师在北京政府部门任职。他无意当官，他最大的愿望是宣扬武训事迹。他认为武训为穷孩子办学是和共产党为穷人办事的精神一致的。他还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正准备在他原来写的《武训先生全传》一书基础上与著名画家孙之隽合作，编一本更全面更通俗介绍武训事迹的著作；郭沫若答应为书作序，这大约就是后来被点名批判的《武训画传》。没想到还不到一年，一场暴风骤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就袭来，他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1957年反右前夕我再一次在北京遇到李老师，他告诉我早已调回山东工作。这次是专程来文化部参加“鸣放”。他先讲了讲1951年那次运动被批判的经过。他虽多次违心地作了检讨，但仍被贬谪回山东工作。他特别气愤地提到江青所谓调查报告很多地方是弄虚作假。报告中鼓吹的那位黑旗军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才是多次投敌的叛徒和真正的无赖。他已向有关方面写了报告提出自己的看法。当谈到武训学校其他老师时，他说当年很多老师为创办武训学校出过力，也曾为电影《武训传》上演叫过好。可后来运动一来，有些人就审时度势，改弦易辙去写歌颂农民起义的电影和小说了。最后李士钊不无感慨地说：这就应了鲁迅先生在《华盖集》中所说：“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李老师那次来京“鸣放”，不幸被引蛇出洞，被点名打成右派，并被送去农村劳动。后因态度恶劣，不思悔改，又被升级为“极右”。此后他就销声匿迹了三十多年。而那次见面竟也成了我们最后一面。此后我就再也没见到他和武训学校的其他各位老师。
姚老师后来也被打成右派，则是我从报上看到的。反右前夕，他发表了几篇文章，如《谈破除清规戒律》、《打开窗户说亮话》等。这些文章触犯了当时文艺界党组织最高领导，被指责公然与毛主席的“深入工农兵生活”的伟大号召唱反调。
五
姚雪垠被错划为极右派后，下放劳动改造。他在重体力劳动之余还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1963年他把第一卷送毛泽东，得到他老人家赞赏，并很快被誉为“长篇历史小说的里程碑”。姚老师也借此走出人生低谷，达到事业的巅峰。因此这部小说的发表实际上是姚老师事业的里程碑。
姚雪垠在武训学校教课虽时间不长，但由于当时他为人热心，性格外向，善于言谈，不仅武训学校，连山东会馆、齐鲁学校的师生、家长甚至附近邻里都知道姚雪垠其人，都知道他最热心讲解和宣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2015年上半年，我接待几位上海齐鲁学校的老同学来京旅游，大家畅谈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时，都说还清楚记得上海刚解放后，姚雪垠老师主动鼓励山东会馆排演新京剧《闯王进京》，不仅热心指导，开演那天，还自告奋勇上台宣讲哩。
1978年郭沫若去世。此后姚曾多次发表批判郭老的言论。1981年姚发表《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文中说“郭沫若这个人我一生最不佩服”，因为郭“无论是思想上或是学术上，都有不如人之处”。文章认为，《甲》文中的人物李岩，是郭虚构的，纯属子虚乌有。因而这是篇“黯然无光的著作……、反科学的历史著作”，说郭“不肯多看一点历史资料，急于写文，轻作论断”，为此引起文艺界一些人士的反驳。作家黄裳当年曾表示不赞同姚雪垠对郭沫若的批判，被姚指摘为“抬杠”后，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值得我们深思：“郭老已经逝世，这就要求我们对他的失误更审慎地作出公平的判断，因为被批评者已经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可能了。”
（责任编辑：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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