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钢

　　

　　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县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赣东北苏区的创始人。土地革命后期，方志敏与主持肃反运动的“左”倾领导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明确指出肃反发生扩大化错误，是党内著文批判肃反错误的第一人。

　　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

　　引起了赣东北苏区党的注意

　　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并向各红色区域派遣中央代表，推行“左”倾路线。王明等把斯大林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都学到了，对不同意见的同志动不动就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帽子；谁抵制他们的错误，就整谁。在中央苏区，他们整毛泽东，在福建反对“罗明路线”，在江西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打击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实际是进一步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导致人心惶惶，使得苏区的政治空气变得极不正常。

　　更为严重的是，“左”倾领导人还在各个苏区开展肃反运动，中央苏区有反AB团的斗争，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肃反就更残酷。由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肃反，三个月内肃掉了上千名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错杀。在湘鄂西，主持工作的夏曦也错误地杀害了段德昌等大批优秀将领。成百上千的干部与党员，没有牺牲在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沙场，却惨死在自己同志的屠刀之下，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对于肃反造成的冤案，张国焘、夏曦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更多的人是怀着满腔仇恨积极投入这场肃反斗争，他们绝大多数人真诚地以为那样做是对革命忠诚的表现，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悲剧就在这里，“左”倾错误难以纠正的原因也在这里。

　　当时，“左”倾中央不仅没有发现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反而把它当作先进经验在各个根据地加以推广。在这种背景下，赣东北苏区也开展了肃反运动。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写道：“因为鄂豫皖苏区肃反胜利的影响，引起了赣东北党对肃反工作的注意。”

　　“我感觉到当时的肃反工作，有些地方是错误的，极不满意”

　　1931年7月，中央认为赣东北苏区执行四中全会路线不力，派曾洪易来到赣东北。曾以中央全权代表的名义，对苏区的各项工作指手画脚，全盘否定，并再次改组特委，由万永诚、聂洪钧、唐在刚组成主席团，把方志敏排斥在党的核心领导之外，剥夺了方志敏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

　　9月1日，赣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葛源召开，正式成立赣东北省委。曾洪易完全控制了大会的领导权，他用极左的口号吓唬和迷惑人，用组织强制和思想压服的方法，开展“反对右倾”、“反对调和”的斗争。

　　1932年3月间，曾洪易在赣东北苏区大搞肃反，把大批持不同意见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打成“AB团”、“第三党”和“改组派”；他们采用“逼、供、信”等手段，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很多领导骨干被错杀，给赣东北苏区造成了惨重的灾难。

　　由于肃反是中央的工作部署，方志敏也曾非常积极地投入运动中。然而，肃反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让方志敏感到不对劲：“我感觉到当时的肃反工作，有些地方是错误的，极不满意。”

　　吴先民系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赣东北省委委员、红十军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等职。由于对曾洪易的错误有所议论，被诬蔑为“改组派”，被抓后，吴先民不肯屈服，曾洪易大搞“逼、供、信”，把吴先民工作笔记本上所记赤色警卫师和苏区区委书记、苏维埃主席的名单，硬说是“改组派”名单。方志敏得知这一情况后，找曾洪易据理力争，说吴先民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忠实党员，决不可能是“改组派”，所谓反革命名单，实属红军和苏区的骨干力量。曾洪易则给方志敏扣上“对肃反动摇”的大帽子，强令方志敏写检讨，并给予党内处分。

　　对于这段历史，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有所记载，不过，其内容相互抵牾，反映了方志敏认识上的矛盾。他写道：赣东北苏区的肃反“首先查觉潘务行、何东樵等健康会的组织，追究这一组织的根源原来就是改组派的组织，所谓健康会，不过是他们一种表面的掩饰而已。由此追根查底的审究下去，发觉吴先民等也在其内。因此，红军中、地方中和闽北的反革命组织，都连带破获出来。这次给了反革命组织以致命的打击。因为反革命组织的破获，肃清了隐藏在苏区的敌人侦探和奸细，断绝敌人的内应，使敌人进攻更加困难，使苏区和红军得到更大的巩固”。

　　1932年12月，吴先民被错杀。1945年“七大”时，中央为其平反。显然这是一桩冤假错案，是革命事业的损失，然而，方志敏却认为是肃反运动的成就，并给予肯定。

　　与此同时，《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也记录了方志敏的不满与抗争，他写道：“当时，我说不出这些理由来，只是感觉得不对。”“我与式平同志为吴先民问题，同时也就是为肃反需要慎重，不应刑讯问题说话，就受到党的处分。”

　　“确实是错处分了一部分人，错捉了一部分人”

　　狱中遗墨，方志敏着笔最多的，是他的反思。历史的教训，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方志敏决定把“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用笔写出来贡献给党。《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就是方志敏在狱中写的第一篇文稿，有六万余字，主要回顾作者从事革命的经历，特别是对赣东北和闽浙赣苏区形成、发展的历程作了理性的论证与探索，其中有一节写的就是“肃反运动”，专门总结肃反的经验教训。4月20日，他又写成《在狱致全体同志书》。这是写给赣东北、闽北、皖赣、皖南各负责同志并转全体同志的信。在这封信中，方志敏总结闽浙赣苏区斗争诸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其中也包括肃反问题。

　　在这两篇文章中，方志敏对肃反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写道：“我现在肯定的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无形中使革命受了不少的损失！应该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来揭发过去肃反工作的错误，以作今后的教训。”

　　方志敏认为，肃反错误是严重的，“明显地表现在”：

　　一、肃反中心论的错误。方志敏指出：当时“认为一切工作的毛病，都是反革命在其中捣鬼，肃清了反革命，一切工作自然都会好了；所以肃反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我们主要的力量，都要放在肃反工作上。当时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就是肃反中心论者，他在保卫局帮助审问案情，差不多待了两个多月，其他工作，无形的放松下去。因为肃反中心论的错误，大家都集中精神，埋头去做肃反工作，而对于最中心的战争任务，反没有怎样注意了”。

　　二、肃反工作发生了扩大化。方志敏指出：我坚决地向同志们说，在这几年的肃反运动中，特别在1932年，我们确实是错处分了一部分人，错捉了一部分人。方志敏还写道，肃反的领导者认为“反革命在苏区已经有了庞大的组织，雄厚的力量，到处都有了反革命派的混入活动，到处疑神疑鬼！”

　　在当时的情况下，方志敏明确指出肃反“发生了扩大化”，并持否定的态度，这是需要政治勇气的。

　　“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过低估计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力量”

　　方志敏不仅明确指出苏区肃反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而且着重分析了发生扩大化的原因：

　　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过低估计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力量。”方志敏认为，之所以发生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肃反的领导者把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过低估计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力量”。方志敏指出：赣东北有没有隐藏反革命分子呢？无疑义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有没有反革命的组织呢？无疑义地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庞大。这是因为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力量和威信与工农群众的觉悟和组织，都要寒反革命派之胆，而阻止和阻碍其发展（如弋阳反革命之组织只发展了三人），没有党、团或苏维埃中下级干部，会轻易加入反革命组织的。他还写道：因为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威信，群众的阶级性及其组织力量，以及反革命派不能和共产党员一样不畏艰苦危险的深入群众工作的关系，在苏区内，反革命派决不能很容易的大规模发展起来，这是极显明的道理。当时肃反工作就忽视了这一点，将肃反工作扩大化。

　　二、“肃反工作的简单化”。方志敏认为，“肃反工作的简单化”也是造成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不注意侦察技术，搜集确证，而且只凭空口捉人，这往往会乱探乱捉，牵连无辜！”

　　三、主持肃反工作的负责人个人素质差。方志敏指出，曾洪易等“个人独裁欲领袖欲太重，不容易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尽说肃反要慎重，还说你对肃反不坚决”。

　　肃反扩大化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就党内情况而言，方志敏的批评切中要害。

　　方志敏总结肃反的沉痛教训与严重后果，写道：“我们反对的，只是过分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蔑视党和苏维埃政治力量和威信，对同志之不信任和多怀疑，易下判断以及不去努力收集确证；这些都是要不得的。肃反的错误，会造成群众间的恐慌与干部的消极和不安。同时也在不自觉中损失了工作干部，我想我们在这方面无形损失，也是不小的。”

　　方志敏是党内批判肃反错误的第一人

　　革命根据地的“肃反”是个历史现象。

　　在土地革命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几乎毫无例外地进行了肃反运动，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然而，对于“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发现得迟，认识也不深刻。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

　　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失时机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但没有涉及肃反的问题。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时，中国共产党对于肃反扩大化问题尚无深刻的认识，更没有清算其指导思想，因此，在延安整风期间开展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又发生严重的扩大化错误。

　　在这种背景下，方志敏写于1935年三四月间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与《在狱致全体同志书》，无疑是总结苏区肃反运动的滥觞之作，方志敏明确指出肃反犯了扩大化错误，并分析发生扩大化的原因，是党内著文批判肃反错误的第一人。诚然，方志敏的认识也有局限性，但他对肃反错误的认识与批判，无疑代表了当时党的最高水平。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