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千载而下，“学而优则仕”这一理念已经成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惯常思维，的确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功成名就之后，抛弃了自己的学术事业，跻身到政界中，想要谋个一官半职，以此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如朱家骅、蒋梦麟等，都属于此类。这种选择本身无可厚非，但也有那么一部分知识分子，刻意保持着与政府的距离，坚守着一介书生的本色，即使政府主动示好，也不肯改变自己的坚守，王云五、傅斯年、胡适就是这样的人。但他们也并没有坚守到底，在抗战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他们就曾放弃多年的坚守，开始参政，他们为什么会改变自己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国家需要！”

　　王云五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多年来，他把全部心思都倾注到出版事业上，从来没有过向政界发展的想法。他曾经有过多次机会进入政界，但他不为所动，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1938年6月，又一个机会来了，他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当选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人们以为他还会像以往那样予以拒绝，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次王云五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之前“向鲜与闻政治”，而这次却没有推辞呢？他回答说：“我向来是主张本位救国的，所以近十年来，专就自己主持的出版事业努力，认为直接有益于社会，便是间接为国家效力，因此，对于政治不愿直接参与。假使平时被选为参政员，我必定辞谢不就。目前就不然了，国家到了这个严重的时期，全国人民的智能、资力和生命，都有随时受国家征发的义务。我这次被选任参政员，正如一个壮丁被征入伍。新入伍的壮丁只能说：‘我当努力尽职！”

　　与王云五先生一样，傅斯年先生也同政府保持着距离，作为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他有很多机会可以进入政界，然后登堂入室，谋个一官半职，在仕途上风光一下，但面对找上门来的做官机会，他都视而不见，主动放弃了。但在抗战期间，当他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时，他没有再推辞，毅然接受了这个职位。据说，抗战结束后的某一天，蒋介石和陈布雷聊天时，陈说：“北方人不易找到可做国府委员者，党内外皆如此。”蒋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说：“他怕不干吧？”蒋说：“大家劝他。”可是，这一回，尽管那么多人做劝说工作，傅斯年还是坚决推辞了，他说自己不过是一介书生，处理事务不是他的专长，“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但之前他为什么接受了做参政会参政员呢？他进一步解释说，之前之所以接受国民参政员，主要是因为抗战，义同征兵，不敢不来。现在战事结束，当回到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去，“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1933年3月31日，汪精卫致信胡适，信中写道：“适之先生：我有一件事，专诚求你。翁文灏先生已决计不就教育部长职了，我想之再三，专诚求你答应我担任教育部长……”胡适收到这封信后，毫不犹豫地给汪精卫写了回信，断然拒绝了他的邀请。但胡适也不是所有的官都推掉不做，1938年，中国全面抗战正处于关键阶段，非常需要美国在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援助，鉴于他的影响，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全权大使，去美国开展外交工作，以期获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他欣然应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天起，为国家牺牲了。”

　　无论是拒绝参政，还是同意参政，王云五、傅斯年及胡适的出发点都是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考虑，丝毫没有自己的私心在里面，是为国家着想，在国难当头之际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他们同意参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国家需要”，当国家需要时，就会尽职尽责，为民族的事业尽一份力、做一份贡献。这就是大师们的担当精神，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种子能够在乱世中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