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康康

　　魏巍在当代文学创作上最著名的作品是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当时原计划准备将《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在作协刊物《文艺报》上，由于考虑到《文艺报》出版周期较长（半月刊），可能会影响文章发表的及时性，《人民日报》首次在头版头条刊发文艺通讯。1951年4月11日，《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这篇只有3500余字的通讯特写性质的文章，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毛泽东阅读后做了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读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周恩来也称赞魏巍宣传了志愿军。据相关回忆，“1953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这时，全场都望着从座位上站起来的魏巍，热烈鼓掌），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在接下来的讲话里，周恩来称赞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从此，《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作品便家喻户晓，流传中外”。同时，《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多篇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被选进全国中小学语文课本。在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中，文章能够走进语文教材，无疑是一种“经典”的确立，在抗美援朝文学写作中，作品能够走进语文教材的，无论是持续时间之久，还是数量之多，魏巍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写作者。《谁是最可爱的人》的经典意义在于，它最能代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英勇形象，也最能代表那个文学时代。如果要说在抗美援朝文学写作中影响最广、最大、最持久，恐怕属《谁是最可爱的人》无疑了。

　　《谁是最可爱的人》从叙述方式来看，魏巍的特写呈现出比较模式化的倾向，那就是，“首先用设问或其他方式显示‘观点，然后用一个个由‘故事构成的事实来证明它，最后，再用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方式来彰显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它的文本并不复杂，能够获得成功，主要还在于它的超强的概括性、感染性、时效性和抒情化倾向，它的模式化叙述，也特别适合文化水平不高的“大众”阅读，并易于传诵，它还有着战地文学通讯影响的痕迹。

　　《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丁玲便在《文艺报》上及时作出反应。丁玲首先从文学价值对文艺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给予肯定，把它提升到好的“文学作品”的地位，这就给它“经典化”确立了“依据”。丁玲谈到，魏巍的文章，“有人以为虽然写得好，不过只能说是通讯，算不得是文学作品。现在的确有不少的人，以为只有长篇才是伟大作品，才值得辛辛苦苦地去写它，或去读它。这完全是错误的。文学的价值不是以长短来计算的。今天我们文学的价值，是看它是否反映了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们国家的时代面影，是否完美地、出色地表现了我们国家中新生的人，最可爱的人为祖国所做的伟大事业。因此我以为魏巍这两篇短文不只是通讯，而且是文学，是好的文学作品”。丁玲还谈到，魏巍在写作志愿军战士时钻进了英雄人物的“灵魂里面，并且同自己的灵魂溶合在一起，以无穷的感动与爱，娓娓地道出这灵魂深处所包含的一切感觉”。丁玲的这种评价是可以代表文艺界一部分人的共识的，同时也说明丁玲试图建立自己对“当代文学经典”阐释的努力，正如当年周扬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样。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1960年第8期《解放军文艺》发表了吉梯论魏巍文学创作的重要论文《战斗热情最可贵——漫谈魏巍同志抗美援朝时期的散文》，文章指出：“‘最可爱的人，是我们时代精神的光辉的形象化……通过魏巍同志的文章，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精神、战斗精神、英雄精神更为发扬光大了。‘支援最可爱的人，学习最可爱的人，作一个最可爱的人成为我们全民的口号。‘最可爱的人，在抗美援朝的那个历史时期里，几乎成为我们全民的道德标准，在我们志愿军里，最严厉的批评，无过于‘你称得起一个最可爱的人吗！同样，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最严厉的批评，恐怕也无过于‘你对得起最可爱的人吗？……真正表现了、发扬了时代精神的作品，它的威力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它的影响才会如此的深刻。”这大概是对发表快十年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在文章中，吉梯肯定了魏巍抗美援朝散文写作的宣传性和时代的鼓动性这方面的价值。但诚如有评论所说，在战争形势下，这种采取“与新闻采访相去不远的文学生产方式，在及时地配合战争动员、宣传和鼓动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痛快淋漓的功能的同时，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抱持高度的文学自觉，化激情为丰富的文学经典，蕴力度于精致的审美形式”。这也许可以说明魏巍写作的局限性，文学除了要反映时代，表现时代主题之外，文学的穿透性也极为重要，这大概就是这类体裁文章所最为缺乏的元素了。

　　当然，长期对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解读，大多只是囿于丁玲、吉梯的论断范围之中。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当代文学的开始属于一个统一战线式的状态，它的复杂性在许多文本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按照周扬在1951年的论述，当代文学的路线应是毛泽东文艺路线，就是“文艺上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那么，在文学作品的阅读对象上，就应该体现出“阶级性”和“特定的读者称谓”，而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长期被遮蔽的一点就是文中对读者对象界定的“暧昧”和其中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在该文中，作者将读者一律界定为“朋友”，“朋友”从来就不是一个阶级性的词语，也无法区分阶级性。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开头：“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第八段：“朋友，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第十二段：“朋友，当你听到这段事迹的时候”，第十四段：“朋友们，用不着多举例”，第十五段：“亲爱的朋友们”等句子，就是一个没有阶级界定的称谓，并且在“工农兵”的习惯用语中，“朋友”是一种充满着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词语，在《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红旗谱》等左翼经典作品中，“朋友”都未曾作为一个“阶级”的称谓出现，而当作者用“朋友”来称谓文章的读者时，它是否意味着一切在祖国的人们呢，是否也包括了当时新民主主义阶段尚还存在的“资产阶级”呢？这个问题，在当年的评论中，就是一个被遮蔽的地方，问题不在于当时的批评家政治敏感性的“迟钝”，恰恰在于，权威批评家对某篇文学作品做出批评时，一些既定的论断往往会遮蔽另外一些复杂的东西，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一种相对的论断，有时候，它不会被批评家用到文学评论中，比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文学“经典”的生产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一种主流论断遮蔽一切的现象。

　　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还有一段充满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描述：“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在魏巍笔下，祖国当时俨然一幅太平和谐的景象，他却忽略了当时中国正展开的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剿匪斗争等血与火冲突的现实，从他的描述中，阶级性何在？并且“喝一杯豆浆”、“坐到办公桌前”、“往孩子口里塞苹果”、“和爱人一起散步”等具体细节，在当时文学批评者的“篮子中”，不早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苹果”吗？文学史上有些问题其实是挺有趣的，相似的问题，比如在“十七年”文学中，对茹志鹃《百合花》中小媳妇与小战士之间的“温情”的回避，对杨朔《荔枝蜜》、《雪浪花》中游遍大江南北、享受温泉待遇的生活的忽视，正可以说明左翼文学批评界即使在使用阶级分析的论断时，也有着“摇摆不定”的倾向。纯粹性，抑或纯洁性从来都是左翼文学批评家追求的文学创作的目标，但事情的复杂性恰恰在于无论作家和批评家怎么努力，那些深入骨子里的“旧”的文学的影响从未彻底终止过，在这种意义上，没有凭借，想要创造出一种纯粹的“新的人民文艺”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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