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军

　　有两种“水电报”，可以见证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警示后人。一种是中国同盟会员在成都血案中使用的，另一种就是红军先烈用过的，且皆出自四川。睹物思人，它们默默地诉说着我们今天红色江山的来之不易。

　　一

　　在清末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中，为了控制信息流通，赵尔丰命令关闭城门、停止电报业务、切断邮路。然而他低估了民众的创造力，同盟会员将有关血案的消息写在木牌上，涂上桐油投入锦江，流出城外，史称“水电报”。

　　现存荣县军政府旧址位于自贡市荣县县城荣州广场南侧，原为四川省荣县清代县衙驻地，清代晚期风格。一长溜小青瓦盖顶，青砖墙体整齐划一；柱头、门窗、房梁都呈一个主色调——深褐色，显得庄严而肃穆；推开两扇沉重的朱漆大门，一种历史的厚重扑面而来；沐浴在明媚春光里的三合院显得静谧而安详。辛亥革命成功后，这里成为中华民国的县衙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又成为荣县政府办公地。整个建筑群坐北朝南，由正堂与两侧厢房组成，呈三合院格局。占地面积907.9平方米。

　　在荣县军政府旧址，我看到了这件文物——珍藏了百年之久的“水电报”。这是一块长27厘米宽13厘米的木板，上面有成都血案的消息：“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水电报”上的赵尔丰，是总督四川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四川省的军民政务；先捕蒲、罗，就是先捕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和副会长罗纶。据《荣县志》记载：木牌乘秋潮水涨，随江水漂流而下。人们称这种木牌为“水电报”，实则是“木牌檄文”。一位川籍作家用浪漫主义的笔法，描写过当时人们奔走打捞“水电报”的情景：“蓑笠钓者，赤足挽袖，捞上水中漂木。”另外，我还在三峡博物馆有幸瞻仰了同样内容的两块“水电报”。

　　是谁出此妙计呢？原来当晚，同盟会员龙鸣剑趁着夜幕，缒城（由城上缘索而下）而出，奔至锦江河畔的九眼桥农事试验农场，与同盟会员曹笃、朱国琛等人会合，商量如何将被封锁的真相迅速告知天下，鼓动各州县群起抵抗。“不能用信使。”三人商议，已经有两名信使被抓去杀了头；也不能通过信件、电报……有什么办法能既快又安全呢？就在这时，龙鸣剑突然双眼一亮：“等等！”他兴奋地对朱、曹二人道：“办法有了。用木片代替电报、信件，走水路。‘水电报比信快，只消一天，保证沿河百里的乡镇都能收到。”鸡还未叫时，几百木牌都已写好，涂上桐油，投入锦江。

　　据史料记载，在华阳的同盟会员秦载赓，于8日首先看到“水电报”，当日就率领华阳、仁寿等地同志军千余人，星夜赶赴成都，与清军在大面铺、牛市口等地激战，并传檄四方。“水电报”漂到宜宾后，消息迅速传遍城乡，保路同志军纷纷揭竿而起，仅宜宾县就有数万人，并有一部分向成都进军。据记载，有的“水电报”甚至还远漂至武汉。可以说，“水电报”在当时，吹响了四川保路运动的战斗号角。

　　二

　　1935年的一天，在芦山县城北街，南下红军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又称抗日救国大同盟）。也正是这个组织，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从芦山送出，沿着青衣江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们用的也是“水电报”。

　　当时，川西地区已进入冬季。那一年的冬天显得异常寒冷。11月底的一天，一份急电，从遥远的天全程家窝发来。当时正在邛崃前线的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参谋长王维舟被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任命为“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总指挥，要求他迅速从前线赶赴后方芦山，组建一支新的武装部队——抗日救国军，同时成立抗日救国会，领导以天（全）、芦（山）、宝（兴）为中心的红军占领地区群众的抗日救亡工作。

　　芦山城位于青衣江边，碧绿的江水由北向南逶迤而去，流经雅安、乐山，最后汇入长江。抗日救国会成立后，王维舟在天主教堂召开会议，商量怎样向白区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到会的主要是抗日救国会宣传部的干事和当地群众。抗日救国十万火急，而白区的工农却无法了解红军的革命主张。更重要的是，从来没有离过家的群众没有人愿意到白区去。

　　面对这种情况，王维舟沉思了片刻，微笑道：“既然是大家去不了、走不开，不要紧，我还有个办法，你们去搞些木板来，锯成短块，两面刨光，把要宣传的东西写上去，再将木板放入河水中漂出去，下游白区的群众捞到木板，也能起到宣传的作用。”同时王维舟随后还提醒大家：“写了字的木板要涂上桐油，不然的话，板子入水，墨就跑了。”说干就干！散会后，参加会议的群众立即找来木工，日夜赶制宣传木板。转眼之间，成批写着标语口号的木板堆积如山。当日入夜，抗日救国会安排人员，把木板搬运到城南铁索桥下，投入青衣江中。从此，青衣江下游地区的人们经常见到水面上漂浮着块块木板，这些木板让他们明白了红军在抗日救国方面的主张。同时，人们也知道了个有趣的名字——“水电报”。

　　抗日救国会的同志们受到启发，又制作了用来向白区散发宣传品的运载工具——“河灯”。他们把稻草人扎在小竹筏上，草人身上插满了五颜六色的小竹筒。竹筒中装的是桐油浸过的油印传单，或者小报。到了晴朗天气的夜晚，救国会员们把小竹筏抬至河边，点燃竹筏上油灯或蜡烛。夜幕中，向下游游动的光亮闪闪烁烁，情趣无穷。大家给它取名“河灯”。1936年春节前夕，在王维舟的倡导下，抗日救国会总指挥部在芦山创办了《抗日救国周刊》，还雕刻了印版，刻印了《抗日救国同盟十大政纲》。这些纲领和刊物，除在天、芦、宝地区散发，也通过“水电报”或“河灯”散发到白区去，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

　　三

　　事实上，“水电报”算不上四川保路运动的真正发明。在四川，早就有“水电报”之说。四川古时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然而，蜀中江河横流，是一大优势。岷江、大渡河、沱江、涪江、嘉陵江等，由西向东，形成大大小小的扇形水系，促成了川中的富饶。在四川历史上，除了四川保路运动使用了“水电报”外，还有过两次利用河流发放的“水电报”的记载。这种奇特的水上联络方式，可谓中外通讯史的创举。第一次是在南宋末年，元兵侵入四川，南宋名将张钰率领军民坚守合州（合川）钓鱼城。元军攻占顺庆（南充）后，在木板上写上劝降书，让其顺江漂流到合州，以动摇宋军斗志。但元军的目的没有达到，张钰看到劝降书后，动员军民加紧备战，继续抵抗。这大概是最早的“水电报”。第二次用“水电报”是明初，朱元璋派大将汤和与傅友德率大军由荆襄、秦陇进兵，攻打占据四川的明升（元末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的明玉珍之子）。傅友德率军到陕西后，很快通过陈仓道攻入四川，引兵直趋绵州（绵阳）。横渡嘉陵江时，为了尽快通知长江三峡之外的汤和，傅友德用油漆在几十块木牌上写上攻入四川的日期，木牌顺江漂下。汤和接到“水电报”，便挥师急进，攻破夔州（奉节），进军重庆。在两军夹击之下，明升投降。

　　如今，在四川博物馆也有“水电报”的收藏，但多为复制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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