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德胜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共有两次，第一次退还造就了清华，第二次退还诞生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中基会是负责保管与分配庚款的机构，其最高权力机构是由15人组成的董事会（中方10人，美方5人）。中方董事中有很多是胡适的老同学、老朋友，在其加入中基会之前便熟识，有的甚至是莫逆之交。胡适加入中基会后，凭借他在文教界的巨大影响力与其自身特有的“磁性人格”，这些老同学、老朋友迅速在其周围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我们姑且称之为“圈子”。既然有“圈子”，就会有“圈内”与“圈外”之分，圈子内外不时也会有争执与敌意泛起。胡适作为这个“圈子”的核心，当“圈内”出现矛盾与分歧时，他便会很自然地成为调解人，尽力弥合裂痕；而当“圈外”有压迫与误解袭来时，他又会作为主力冲锋陷阵。胡适可谓是这个“圈子”的“修理工”与“保护人”。

　　“圈子”在哪里

　　1927年6月29日，在中基会的第三次年会上胡适正式当选为董事，当时选票共有八张，而胡适得了七张，由此可见众董事对其呼声之高。而在次年6月的第四次年会上，胡适又被缺席选为名誉秘书。这是一个无俸给职，主要负责会议组织、会议记录与年度会务报告工作，要求具备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与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而胡适正好符合这些条件，正可谓“人得其位，位得其人”。名誉秘书这个“有利地形”，加上胡适已经具有的在文教界绵密的人际关系，一个相对稳定的“圈子”在中基会内初见雏形。这个“圈子”囊括了中基会的很多重要人物，如蔡元培、蒋梦麟、任鸿隽、丁文江、陶孟和、傅斯年等，都是当时文教界及社会的“名流”。

　　综合来看，这些“圈内”人物存在着一些共同点：

　　其一，都曾留学欧美，而且留欧之中没有留法的。法国的教育体制比较特殊，是中央集权下的大学区制，其学位取得方式与其它欧美国家有着很大不同。法国的文化也向来自成一体，是欧洲典型的大陆文化，富有浪漫的革命理想，也不乏激进的革命行动。而胡适一贯主张温和的政治改良与渐进的社会改革，留法的人因此很难得到胡适的认可并融入“圈子”。

　　其二，回国后大多在文教界任职，且多集中于北大和中研院。蔡、蒋都曾做过北大校长，蔡还是中研院首任院长。任、丁都曾担任过中研院总干事，而且丁还曾担任过多年的北大地质学教授。北大、中研院与中基会三位一体，三个机构的人员相互交叉，北大和中研院能够得到中基会的特别“关照”决非偶然，这与领导人之间所保持的深厚私谊是分不开的。

　　其三，大多具备参政议政的意识与能力。他们在自己的学术园地开垦出丰硕成果的同时，又积极寻求专业领域之外的建树，与单纯做学问的学者，如陈寅恪、钱穆等绝然不同。他们一般不会主动参与实际的政治运作，但往往坚持走“讲学复议政”的道路，充分利用现代传媒与公共舆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期望以此来影响政府决策。

　　这些共同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合作的基础，是“圈子”正常运转的条件。先在“圈内”达成共识，再将共识变成正式的会议决议，这是“圈子”运作的基本流程。1927年底，中基会所属的北京图书馆馆长一职出缺，任鸿隽为此致函胡适，表示打算推荐丁文江继任馆长，但同时透露会中有董事推荐顾维钧。任想以此来探知胡的态度并寻求胡对丁的支持。随后，丁文江亦致函胡适，对任的提议表示“愿意暂时担任”，认为顾维钧不适合做这个馆长，最后还表示“一切等你来再谈”。正是有“圈内”共识作为基础，丁文江最后顺利当选。除此之外，比较典型的事例即是1931年中基会与北大的合作研究特款计划，通过“圈内”的书信往来以及面谈，形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然后提交董事会讨论通过，并在几个“圈内”朋友的参与下合作得以顺利进行。抗战胜利后，又是凭借这种个人私谊摆脱了台面上董事会章程的束缚，使北大获得了中基会十万美元的贷款。

　　社会调查所合并案

　　社会调查所原名社会调查部，是中基会创设的专门从事社会调查与研究的机关。1926年7月，社会调查部在董事会干事部下成立，至1929年7月，中基会将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社会调查所，使其成为独立永久机关。此后，工作范围渐次扩大，工作人员随以日增，并在中基会的赞助下另筑新所址。社会调查所成立后不久，陶孟和即被聘为所长。在其领导下，调查所对北平及其周边进行了多项社会调查，编辑出版了四十余种中英文刊物，“足为研究我国社会及经济问题之参考”，中基会对其贡献的评价是“殊堪引慰”。

　　但这样一个成绩斐然的学术研究机构最终却难逃被合并的命运。1933年，在中基会第九次年会上通过了一项议决，决定“请执行委员会对于本会各种事业加以研究，如有与国内其他机关之事业性质相同者应设法避免重复，增加合作”。经过半年多的研究讨论，执行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增进事业效率的报告，报告肯定社会调查所“有开创与提倡之功用”，但认为当前专以研究社会事业的机关渐多，“在南则有中央研究院之社会调查所，在北则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实足与本会之社会调查所鼎足而三，目下三所之工作虽各有所专，未能以彼易此，但如能合并为南北各一，并充分与各省及各财政机关之经济调查合作，俾免重复，是亦增进效率之一道也”。这就为社会调查所的合并定下了基调。

　　1934年7月，合并程序正式启动，主要参与者为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丁同时还是中基会董事）和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或许是胡适获悉了合并中出现的不和谐情况，便在19日致信任鸿隽，劝说任对合并之事应“一切从宽大，以保存当日男婚女嫁的一团喜气”。不久，陶孟和致信胡适，向其抱怨任鸿隽对社会调查所实行压迫驱逐的政策。随后，丁文江也致信胡适，诉述自己夹在任与陶之间的万般无奈，并对任的为人表示怀疑。陶将他致任的信转寄给胡，胡将丁致他的信转寄给任，丁又将任致他的信抄给了胡，三方都不约而同地来向胡适“求援”，胡在其中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极力从中斡旋。丁文江在致胡适的信中对胡的好意斡旋表示感谢，任鸿隽也强调“写这些信，完全是私人关系，与公事无涉”，而合并这件公事正是在“圈内”通过这些私人信件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陶最终同意了修改后的合并条件，中基会与中研院合办社会科学研究所，由中基会负责补助其一部分经费。

　　丁、任矛盾

　　丁文江和任鸿隽都是中基会内的重要成员。丁文江是中基会的第一届董事，1927年辞职，1934年2月接替已故的伍朝枢重新当选为董事。任鸿隽在中基会内也是资历颇深，先充任专门秘书，次任执行秘书，1929年1月中基会改组后担任了干事长一职。丁文江与任鸿隽在中基会内也曾多次相互声援。当任在中基会立足未稳之时，已是董事的丁文江推荐其担任了干事部的执行秘书，而当丁辞去董事后，又是经任鸿隽的提议，丁担任了中基会所属的北京图书馆馆长。

　　但仔细来看，丁与任的相处过程中也存在“异音”，这主要是源于他们的性格差异。丁、任年龄相仿，但性格迥异。丁热情豁达，有担当意识，胡适亲切地称之为“丁大哥”，而相对来说任就显得小心谨慎。丁对任的这种性格表示强烈不满，曾致信胡适抱怨任“太胆小，太敷衍人”，“董事里面——尤其是美国方面的董事——不满意于他的很多”。同时，二人的政治倾向也有所不同，丁曾担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等职，与北方政府关系颇深，而任早在日本留学时即加入了同盟会，曾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比较倾向于南方革命政府，丁辞去董事和任在中基会内的升迁与这点也不无关系。

　　双方的矛盾终于爆发。1935年6月8日，丁文江同时向胡适、周诒春、金绍基、顾临等中基会董事发出了打印信件，责备干事处用钱太费，而作为干事长的任鸿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声称自己不愿再担任董事。胡适接到丁的来函后立即进行了回复，认为丁是过于冲动了，严肃而坦率地指出他决不应当责备干事处用钱太多，表示“这个机关现在管理的款项已达二千万元之多，比得上一个中等的银行。用的经常费用，无论依什么标准，都不能算多”。对于丁的辞职，胡则是耐心劝慰道：“中基会正需要能独立主张的董事。你的意见虽然有些是太偏的，有些是自己矛盾的，但大体上都是很可以作大多数人的antidote（解毒剂），你若走了，换上叶企孙一类的‘圣人，中基会的损失就更大了。……在今日国内很不容易寻得十五个完全公正而不想谋私利的董事先生。中基会不是完全无疵，但它的多数董事是很可敬爱信任的。我们大家应该平心静气的和衷共济，不可偶因个人意见不合，即忿然求去。”在胡的开导下，丁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指责有失公允，随即也打消了辞职的念头，担任董事直至逝世。

　　义务教育经费补助案

　　义务教育事自清季以来即得到官方与民间的提倡。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义务教育普及计划，明确了各省的推行期限，并决定首先着力培养义务教育的师资。当时的义务教育主要是指初级小学教育，学制为四年。据官方统计，民元以来全国初小数量及入学人数都有显著的增长，义务教育普及率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存在着经费投入不足、经费来源不稳定、地域分布不均衡等诸多问题。

　　补助义务教育经费本是中基会补助事业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实际上中基会限于财力，坚持“补助学校以中等以上为限”的原则，对义务教育很少顾及。在1934年12月第三次庚款联席会议上，教育部提出了实施义务教育的方案，建议中基会在此后三年中每年从基金利息中拨出四十万元，以供分担义务教育事业经费之用。随后，在中基会第十一次年会上讨论了此案，会议由蔡元培主持。与会董事相继发表意见，包括丁文江、任鸿隽、胡适及蔡元培在内的多数董事均表示应与政府合作，但在具体的合作方式上却存在着较大分歧。蔡及丁主张从速拨款补助教育部计划，而其他董事则认为应谨慎行事，在补助之前应先进行相应的调查研究。经胡适提议，会议最终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战略”上表示配合，但并未提出具体的“战术”合作方案，实际上是婉拒了教育部方面的补助要求。

　　对此决议蔡元培是相当不满的，这主要是由于他所站的立场不同。蔡元培曾担任过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正是在其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厉行全国义务教育的决议案。蔡在面对这一问题时，考虑更多的是全国教育发展的大局，而以胡适、任鸿隽为代表的多数董事则主要是从中基会自身出发。会后不久，蔡即致函胡、任，表示“中基会对于义教经费之办法，弟个人觉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感。……吾人硁硁然以常时之格调应此非常之刺戟，于心不安”。胡接到蔡的来函后立即进行了回复，肯定蔡的言论“极正大”，但对其所言“吾人硁硁然以常时之格调应此非常之刺戟，于心不安”表示“不尽赞同”。他认为“义务教育乃是百年大计，固不能以非常刺戟视之”，进而提醒蔡作为中基会董事“有典守之责”，决不能轻易变更原则，但在最后仍作出让步，表示“将来如有可以作有效的补助之处，我们应该尽力援助政府”。在1935年10月举行的中基会第九次常会上，终于通过了教育部所提的补助义务教育经费案，议决“拨国币三十万元，补助政府实施义务教育经费。该款自二十四年度起，分两年均摊支付”。至此，义务教育经费补助案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公众的误解

　　公众的误解主要表现在报刊上，这其中有对胡适本人的误解，也有对中基会运作的误解。胡适向来认为自己挨骂并无所谓，针对其个人的误解他基本上是一笑了之，但若是牵涉到他的朋友，他就会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极力维护他的朋友圈子。

　　1929年1月，《金刚报》上出现了一篇题为“胡适之扫兴而归”的文章，署名“英俊”，胡适看后不禁大笑，随后致函该报主笔，风趣地表示“英俊先生不要替我担忧”。1932年5月，《批判与探讨》上刊登了《国立各校罢课问题与庚款》一文，质疑“为什么胡适、任鸿隽等可以支配中美庚款补助留学生及其他文化事业？……为什么一切庚款的保管者、支配者，到今天没有听到更换过？”胡适见此立即致函杂志社，奉劝作者应先进行一定的调查作为讨论的根据，并严正指出“胡适、任鸿隽等是正式保管中美庚款的董事，他们的权限是有明文规定的，他们的任期是有一定的长短的，董事的按期改选是每年公布的”，最后还告知作者，若想获取相关信息，查阅中基会每年刊行的报告即可。虽然胡适曾对这种公开刊行的报告表示不可信，将其看作是“官样记载的史事”，但此时却认为这种“官书”足以满足“圈外人”的需求，或许每年的董事会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专为“圈外”人士而刊行的吧。

　　有时，首先作出回应的是“圈内”其他人，胡适则利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尽力从旁协助。1932年5月，中央大学教授程其保在《时代公论》上发表《庚款与教育》一文，对包括中基会在内的各庚款机关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管理工作混乱、款项分配不合理。任鸿隽读后立即撰文回应，并将文章寄给胡适，让他“斟酌发表”，后来胡就将这封信毫无保留地发表在由其主办的《独立评论》“通信”栏上。面对外来强敌的“进攻”，主力“队员”的团结一致、默契配合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基会是一个正式机构，而“圈子”则是相对非正式且隐蔽的，正是借助于已经公开的中基会档案与胡适留下的文字，我们才探得其中的冰山一角。当然，这个“圈子”只是胡适全部人际网络的一小部分，但从这个“圈子”出发，我们或许能够丈量出其人际交往的广度与深度。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