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爽秋是位民国时期在南京、上海等地广为人知的著名平民教育学家。当时他和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齐名，被称为我国推行平民教育的“四大怪杰”。所谓“怪”，大约是指他们留学美国回来后，都抛弃舒适的城市生活，脱下长衫，走出书斋，下到农村，创办学校，身体力行，推行平民教育事业。四大怪杰的第一个晏阳初，曾被誉为我国平民教育的先驱。他曾去河北定县农村多年，创办农民学校。1949年后出走国外，继续推行他的平民教育事业，在国际上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第二个梁漱溟，是现在我国知识界所熟知的著名学者。他早年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索寻求改造之道，倡导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他曾去山东积极从事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的实践。第三个是陶行知，他也是我国最早致力于普及教育运动的著名教育家，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曾先后在南京和重庆创办著名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和育才学校。再接下来便是邰爽秋，他提倡民生本位教育，曾在农村实践十余年。他还在上海、重庆两地郊区农村创办“中国民生建设实验学院”，被农民尊称为“布衣博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中这几位老先生的教育思想都遭到严厉批判，被戴上“实用主义”“封资修”等帽子。但从改革开放后，这四位怪杰中的陶行知，首先被中央重新肯定他的历史功绩，各地纷纷成立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研讨会”。梁漱溟被重新誉为“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晏阳初则于上世纪80年代两次回国，受到万里、邓颖超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并肯定他早年的教育思想和兴学的功绩；他的家乡四川还成立了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会等。唯独邰爽秋默默无闻，他的名字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他的事迹也逐渐被岁月所湮没。
1949年以前的邰爽秋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经常倡议一些惊世骇俗的“怪”主张，弄得全社会沸沸扬扬。譬如他第一个提议成立教师节；譬如他倡议将一些寺庙充公，将庙产用来办学。又譬如他发明所谓“普及教育车”，让老师脱下西装革履，改穿土布衣，推车走村串巷，宣传教育和推广科技等等。笔者于1946年在上海齐鲁学校和武训学校求学时，曾有机会多次听过他的演讲和授课，留下深刻的印象。1957年反右前夕，我还随上海武训学校校长李士钊（我的老师和同乡）去邰老师家探望。近年来我出于对前辈怀念和敬仰，曾去过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寻访他的事迹。凡是我拜访过的人都说，应该大声呼吁，给这位对我国教育事业有功的爱国人士应有的历史地位了。笔者不懂教育学，本文并非要讨论他的教育思想，而是主要根据我的耳闻目睹，介绍这位民国时期平民教育家的高尚品行和风采；尤其是文献上和互联网上没有记载的或误传的一些轶事。
提倡“民生本位教育”
邰爽秋1897年出生于江苏东台县时堰镇。家庭贫寒，所以从小发愤读书。后来去当时著名的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学习。那时他就是个社会进步活动的积极分子。1919年国内成立了由李大钊、王光祈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要求会员恪守“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信条。我国后来的一些重要政治家，如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曾琦、左舜生等都加入过该会。邰爽秋当时参加了南京分会。
从南师毕业后，邰爽秋因成绩优异被派往美国留学，后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在当时教育部的一次欢迎宴会上他语惊四座，宣布他的志愿“不做官，不发财，为农村劳苦大众办学”，并当场拒绝一些待遇优厚的工作，打算到农村去办农民学校。他这番豪言壮语一经媒体宣传，虽不乏冷嘲热讽，讥他是“口出狂言”，但也有很多年轻人把他当成传奇人物来崇拜。
他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大学教授兼省立南京中学校长。1930年，他自费到河南等地农村考察，亲眼目睹了农村、城镇经济的衰败，农民生活的贫困，心情十分沉重。于是，他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以救国救民为宗旨的“民生本位教育”的主张。他所说的民生教育，就是“以发展人民生计的经济活动为骨干，来改造民众生活，扶植社会生存，保障群众生命，从而达到民族复兴的教育”。简言之，就是从民生需要出发，建设中国教育的新基础。这些在他的遗作《民生教育》一书中都有详细的解说。他在该书的最后说，他的设想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劳苦大众过上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是为了达到民强国富。他从上世纪30年代起，身体力行，先后在上海、重庆等地农村开展民生本位教育实验达十余年之久。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一直挂着一副对联：“欲凭只手救民生，剩有丹心报祖国。”
提倡“庙产兴学”，与佛教界领袖们争辩
早在1928年，邰爽秋就做出了一项惊人之举。他在是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带头发表“庙产兴学运动宣言”，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这项议案不仅赢得与会者的赞同，而且得到当时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的同意。就在这项提议差不多就要通过并成为一项立法时，佛教界领袖太虚、圆瑛（赵朴初的老师）等强烈反对，这项提议才暂被束之高阁。这几位佛教领袖德高望重、爱国爱教（如圆瑛法师在淞沪战役中曾带领僧众亲临前线慰问国军、救护伤员），在江苏、上海等地深受广大市民和佛教徒的拥护爱戴。
1930年邰爽秋去河南等地农村考察回来后，又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广大农村农民生活太贫困，居住简陋，甚至很难找到一块地方做学校给孩子上学。但很多乡村却有很像样的寺庙，且香火旺盛。因此他再次呼吁，没收充公一些寺庙产业，作为农村小学校址。1930年12月，邰爽秋正式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宣传要敦促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没收寺院财产。这次风潮又遭到以圆瑛为理事长的“中国佛教会”以及大醒法师等人的强烈反对，最终归于平息。
有趣的是，大醒法师也是江苏东台人，和邰爽秋是同乡，只比邰小三岁。在东台县志上这二人都被列为名人，但在当时却为了各自的理念而相互激烈争辩，二人隔空舌战，从不照面。邰爽秋“庙产兴学”的主张之所以能得到不少人的拥护，有其历史原因，同时也反映出民国时期落后的农村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可以看出当时的佛教需要改革。不过大醒法师倒是佛教界一位改革派领袖，他是太虚的弟子，曾出国考察，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回国后主编《现代佛教》杂志，经常发表言论，痛切陈词，呼吁改革。据说至今，仍有佛教界的高僧和学者，在研究和反思当年这场庙产兴学风潮（见佛教观察网2010年5月18日的文章）。
倡立教师节，自行放假庆祝
到了1931年，邰爽秋又做出了一项惊人之举，就是联络沪宁等地教育工作者200余人，上书向当时国民政府提出倡议，拟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其目的是“改良教师生活之待遇，保障教师地位之稳固，提高教师之专业修养，使之逐步形成尊重教师的社会风气，振兴中国的教育事业”。
他也不管国民政府是否同意，于当年6月6日在南京中央大学致知堂召集了第一次大会，宁沪教育界人士约260余人参加了庆祝活动，极一时之盛。
1932年6月6日，邰爽秋等人还致书全世界的教育工作者，倡议把该日作为国际教师节。他们还通过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向国民政府提请，要求明令规定6月6日休业一天，遭教育部拒绝，但允许教师自行组织纪念活动。此后数年，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开封、南昌等多地都在6月6日这天举行盛大集会。1943年教育部正式颁文，确定每年8月27日（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而邰爽秋应该算是我国第一个倡议建立教师节的人吧！
发起“念二运动”，带头穿土布服17年
邰爽秋在推行民生本位教育同时，还发起过抵制日货、爱用国货运动。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即廿二年），邰爽秋在上海郊区真如镇的金家巷成立“中国民生建设实验学院”，并发起“念二运动”。目的是“提倡土货，实行社会节约，努力社会生产，发展国民经济，改进民众生活，协谋中华民族之复兴”。现在上海地方志的真如镇部分还记载着当年的一些情况。当年的金家巷不过是上海近郊的一个农村，但在今天它已淹没在高楼大厦中了。
邰爽秋带头穿土布衣褂，农民们亲切地称他为“布衣博士”。那年他和胡佩贞女士结婚，结婚照上他穿的就是土布衣褂。从那时起，他土布服一穿就是17年，直至1950年他去华北大学学习，才改穿校方发的干部服。
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时任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的邰爽秋，随学校迁至大后方。他在大后方仍积极推行他的“念二运动”，主张土货抗战，认为提倡土货可以维持抗战资源，可以抵制经济封锁，可以增加后方生产，可以安定国计民生。
发明“普及教育车”，把教育送到民众面前
1936年间邰爽秋发明一种普及教育车，轰动一时。他宣称，推行民生本位教育就是要把“教育送到民众面前”；而普及教育车就是向民众宣传、普及知识和生产技能的最好手段。这种车既是流动书库，又是流动讲坛。车内载有文字教育、工艺教育、卫生教育及农业展览等各种书籍。当时蔡元培先生闻讯后大加赞赏，还专门写了篇文章予以介绍。
邰爽秋首先带头，脱下长衫，穿上短褂，推着车走村串巷，普及科技知识和生产技能。当时政府发布通令，要求各地积极采用，于是各地争相购买。这种教育与民众生活相联系的教育方法，受到了民众的极大欢迎。一时各种媒体纷纷报道，江苏教育厅还特地专门发文，通令各县采用。据说一星期内就销售了数千台。当时《申报》上曾登载有他推着车下乡教农民学习珠算的照片。
当时美国纽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梅戈登（A Gordon Meluin）曾为此专程来华考察民生教育活动，并拍成电影回国。回国后他还著文《普及教育车与中国新教育》刊登于美国《生活》杂志，文中盛赞“普及教育车的结构是值得惊异的”，民生教育“与中国人民生活及社会有紧密联系”，还说穿布衣的邰爽秋就是“中国的甘地”。
邰爽秋和陶行知的友谊
从表面看，邰爽秋的民生教育思想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目的有所差异，前者是为了“发展民生”，后者是为了“培养主人”。但是，他们设想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让劳苦大众过上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都是为了达到民强国富。而且教育思想的差异并不妨碍他们二人间深厚友谊。记得1946年当时我正在上海齐鲁学校和武训学校上学，有一次陶行知在上海卢湾区震旦大学礼堂演讲时，有位记者故意问到他和邰爽秋的教育思想有何区别，哪一个更符合时代潮流、更受老百姓欢迎时，陶答复说我们应该像北大蔡元培先生那样，提倡不同思想并存，只要它对老百姓有利。陶还引用了一句古语：“古人耻独为君子”，由此可见这些前辈们的豁达胸怀。
陶行知和邰爽秋都认为，平民教育不能仅限于识字班和小学，还应办好中学和大学；要使上大学不是有钱人家子弟的专利，而应让城乡青年工人、店员、小学教师以及一切没能上大学的失学青年都有机会上大学。1946年初，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一所具有大学本科水平的公益性的重庆社会大学，得到邰爽秋极力支持（邰时任政府教育部委员），并欣然应邀去学校讲课。后来邰到了上海，也打算在上海创办一所大专水平的公益性大学，取名大众大学。专招郊区和农村一些具有中学水平的失学农民子弟。报名的人很踊跃。但后来只在真如镇上和他家门口（上海多伦路2号）挂了块大学招牌；此后局势渐趋紧张，成立大学之事也就告吹。
可能由于他们二人出身贫寒，他们都敬仰武训的行乞兴学精神。而在邰爽秋的心目中，陶行知就是当代的武训。1946年7月15日夜，陶行知因白天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猝死，邰爽秋闻讯后极为悲痛。12月1日全国53个人民团体，派数百名代表护送陶的灵柩送南京安葬。12月5日他在《文汇报》第五版上发表了《武训与陶行知》纪念文章。文中说，陶行知为办学到处募捐集资，看起来没有武训行乞兴学那样艰苦，但陶行知在募捐集资过程中所遭遇的冷遇、讥讽和白眼，又有多少人知道？更何况他对我国教育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所以说陶行知就是当代的武训，是当之无愧。这篇文章充分反映邰爽秋对陶行知的真挚情感。
邰爽秋和陶行知一样，是武训精神的崇拜者。我第一次见到邰老师，是1946年12月5日他应武训学校校长李士钊的邀请，来山东会馆大礼堂参加武训诞辰108周年纪念大会。那次共请了孔祥熙、邰爽秋、刘王立明、臧克家等四位贵宾到会演讲，并在主席台上就座。邰爽秋在孔讲话后接着发言。他首先表达了对陶行知的悼念，然后着重讲了武训精神最值得我们敬仰的两点：一是他虽已获得当时国家的褒奖，可以说事业已经成功了，但他依然刻苦耐劳行乞兴学，不若今之世人，当其事业未成之先艰苦奋斗，事业稍有成就已生活腐化了。二是他不仅不以为苦，自以为乐，他眼中没有苦字。最后他提出青年要以武训、陶行知为榜样，到农村、工厂、贫民窟中去，为劳苦大众服务。他的演讲得到全场热烈鼓掌欢迎。那次大会邰爽秋和刘王立明、臧克家的讲话，第二天的《文汇报》上作了详细报道。
他既是一位著名教育家，又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
邰爽秋一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曾先后在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等著名大学传教。他学识渊博，讲课认真，而且生动活泼，满腔热情。学生中不乏后来成为国内外著名教育家、文学家的，如当代著名教育家，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李秉德，就是1930—1933年邰爽秋在河南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在由加籍华人许美德所著《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生动描写：
邰爽秋当时上的一门课至今仍令李秉德记忆犹新。这门课叫“中国教育出路问题”。在这门课上，他除了借给学生许多书籍让他们阅读，还用报纸和其它时事资料作为教育资料。邰爽秋认为，这门课不仅仅是关于中国教育的出路问题，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邰爽秋非常爱国，他一直保持穿中国传统的棉布长衫的习惯，以昭示他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的认同。“中国教育出路问题”每周上一次，邰爽秋在讲到如何通过教育来战胜政府的腐败无能时，都会痛哭流涕，边哭边上课。正是先生的这些眼泪，使得李秉德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
抗战胜利后邰爽秋回到上海。他抨击蒋介石政府倒行逆施，并曾与一些教育界人士组织上海各界抢救教育危机联合会，举行“抢救教育危机大游行”。后曾多次积极参加“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的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鲁迅挚友许寿裳因批评国民党的法西斯教育，惨遭特务杀害。在许寿裳的追悼会上。邰爽秋含泪登台致辞，因情绪激动以致放声大哭。此情此景，一些参加过追悼会的上海老人至今都难忘。
新中国成立以前上海齐鲁学校的大礼堂是一些著名爱国文化人士经常演讲的场所。郭沫若、陶行知和邰爽秋等人都曾在那里发表演讲。陶、邰二人讲话内容大都是如何开展平民教育救国以及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但二人演讲风格却有很大不同。陶讲话比较亲切，有如和听众聊天，常娓娓道来。邰讲话容易动感情，每讲至激动处常常热泪满面。记得有一次他在抨击国民党“无钱办教育，有钱打内战”时，激动得边敲桌子边讲话，声泪俱下，满场都为之动容。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邰爽秋断然拒绝国民党和他的亲友动员他去台湾的规劝。5月上海解放后不久，他就毅然带领全家迁居北京，准备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晚年仍勤勤恳恳献身教育事业
邰爽秋来北京不久就迎来新中国的成立。当时组织上安排他先去华北大学学习政治。他也真心诚意接受思想改造，准备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大干一场。结业后他先去辅仁大学当教授。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时他被迫接受批判，并作了违心的检查。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被调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三级教授。起初他曾天真地将他发明的“普及教育车”展示给系里师生们，认为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照样能派上大用场。但此后我国高校“全面学苏联”，全面推行苏联的模式，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方面也全面推行和贯彻苏联基洛夫、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体系。民国时期各种旧的教育思想和做法自然统统被打入冷宫。
当时邰爽秋一面积极学习俄文，一面积极学习苏联的新东西，很想自己能跟上新社会的时代步伐。如他曾和年轻老师李子卓一起翻译了包德列夫主编的《班主任》，把苏联关于学校班主任一套理论和实践完整介绍到中国。尽管如此，他在民国时期所提倡的一套教育思想还是屡遭批判，被贴上“杜威改良主义”、“封资修典型”、“为美帝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等等政治标签。连续不断的政治批判运动使他心灰意冷，1957年反右后他就一直低调处世，埋头于教育事业，加上他体弱多病，更使他深居简出。
1957年反右前夕，李士钊专程来北京参加“鸣放”，曾带我一起去北师大拜访邰爽秋。我们好不容易才在城里的一个四合院找到邰老师的家。不巧他正住院治病，我们又赶去医院会客室见了面。他说很遗憾，因病不能参加党号召的“大鸣大放”了。大概这也算因祸得福，躲过了那场劫难。不然按他的性格和作风，谁能保证大鸣大放中他不会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后来李士钊被“引蛇出洞”，打成极右分子，据说对他刺激很大。从此他闭口不谈有关武训之事，并逐渐过起韬光养晦、苦闷而又无奈的低调生活。
不过文革浩劫中他还是受到了冲击，被当作“反动权威”，差一点被批倒批臭。有位老教授回忆他当时情况，曾说：“由于他认罪态度比较好，譬如尽管工资被扣，家也被抄，但他还是订了十来份报纸，每天拖着病重的身体，把报纸上有关毛主席语录教导的内容一条一条地剪下来，分门别类的装在木匣子里，努力学习最高指示，所以造反派既没关他牛棚，也没给他戴什么帽子。只是有时批判太狠后，他想不通，觉得很委屈，散会后就大哭一场。”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时他正卧病在床。三个月后他不幸在北京去世，终年80岁。遗憾的是他没能等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后的盛世。
（责任编辑：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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