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登勤 口述 康鹏 整理
我叫康登勤，生于1935年2月，家在山东省金乡县化雨乡袁集村。1941年，我6岁的时候，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在我们山东老家有着闯关东的传统，当生活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亲邻们往往一起携家带口去东北谋生，闯关东虽然也很艰苦，大多都是干苦力活，但毕竟能吃上饭。在此之前，我们村里就有人到东北谋生，并在哈尔滨落下了脚。我的父亲康于林就和本家的康登贵、康登云、康作财等人携家带口准备去关外谋生，我们一个家族的十多口人就这样离开了家乡，一路上有火车就坐火车，没有车就徒步赶路，没有了吃的就向人乞讨要饭，经过了20多天的奔波，终于赶到了哈尔滨，找到了已在哈尔滨生活多年的康作财的叔叔康登玉。康登玉当时在日本人办的康德火磨（面粉厂）和日军老巴铎粮库干苦力活，经他介绍，我父亲和几个本家也都跟着干起了苦力活。
干苦力活的收入很低，当时生活非常贫困，平时吃的是高粱米和苞米馇子，也只是勉强能填饱肚子，但比在老家时的生活还是要稍微好一些，至少不用挨饿了。但我父亲他们干苦力活的劳动强度相当大，每天都要扛着装满粮食的200斤重的麻袋，从车上运到仓库里去。遇到刚干苦力活的新人，一些搬抬麻袋的人还故意使坏，故意把200斤重的麻袋往人的肩膀上一扔，这么重的麻袋砸在人的肩膀上，一般人都承受不了，不少人都因此落下了病。可为了谋生，我父亲和其他苦力们每天也只能咬着牙苦撑着。由于干的活太重，父亲因此落下了病根，以后经常吐血，1947年的时候就去世了，当时年仅34岁。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的父亲没有文化，只能靠出卖苦力谋生，他不想让我长大后也像他一样做苦力，就想送我去上学。当时哈尔滨的学校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老百姓所说的“私学”，也就是私塾，每个先生只教很少的几名学生，但是学费较高，每月要交15块钱的满洲票作为学费；另外一种，当地老百姓俗称为“洋学”，是政府办的官办学校，不用交学费，但是一般的老百姓根本就进不去。1943年，我8岁的时候，我父亲想送我去上学，可是他干苦力活，一个月只能挣50多块钱的满洲票，上私学根本就上不起，他就到处找关系让我上洋学。当时我家住在南岗区新发屯附近，邻居家有一个叫金小田的小朋友，比我大两岁，我们两人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玩。金小田的哥哥在南岗区一个警察所当所长，他就托关系，让金小田进入一家洋学上学，当时金小田正准备上二年级。我父亲于是就找到金小田的哥哥，经他的介绍，我也进了金小田上学的这家学校。
当时的洋学是伪满洲国政府办的官办学校，实际上受日本人控制，学生平时学汉语，也学日语，学校的教师绝大部分是中国教师，也有少部分是日本人。我们班里有50多个学生，其中40多个是日本关东军军官的子弟，像我这样的中国孩子只有十个人左右。班里的日本孩子仗着自己的家长是日军军官，平时经常欺负我们，并向老师告我们的黑状，老师也向着他们，就狠狠地批评我们，日本孩子则在一边幸灾乐祸。因为日本孩子经常欺负我们，我们这些中国孩子平时也很少和他们在一起玩。
我上了一年学，到了大约1944年秋天，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金小田等四五个中国孩子一起结伴回家，旁边走着有六七个在同一个学校上三四年级的日本孩子，当我们从他们身边经过时，有几个日本孩子故意用肩膀撞我们，我们气愤不过就和他们吵了起来，没想到日本孩子竟然动手打我们，我们几个中国孩子于是就和他们扭打在了一起。这几个日本孩子虽然人数比我们多，年龄也比我们大，可他们大都个子比我们矮，再加上平时娇生惯养，反而没有我们经常在家帮助大人干活的穷人家的孩子身体棒，所以打起架来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六七个日本孩子被我们四五个中国孩子打得哭爹叫娘，吃了大亏。几个日本孩子回去后就把这件事反映给了学校的老师，说是我们欺负他们。第二天上午，我们去上学时，学校老师就找到我们询问这件事，虽然我们向老师说明了情况，告诉老师是日本孩子寻衅滋事并先动手打的人，可学校为了讨好日本人，就硬说是我们先动手打人，责令我们几个中国孩子写了检查，并对我们进行体罚，用竹板打我们的左手手心。我被狠狠地打了三四十板子，手心都被打肿了，以后好几天我的手都疼得受不了，一直过了十多天手才慢慢消肿。金小田则比我还惨，左手手心被狠狠地打了50板子，手都肿起来老高。我们心里都感到很委屈，也都憋了一肚子火，从此之后，我们就和那几名日本孩子结下了仇。
大约又过了七八天，我们几个放学回家的路上，又和那六七个日本孩子相遇了。几个日本孩子知道我们都受到了老师的体罚，就幸灾乐祸地嘲笑我们，辱骂我们。虽然他们说的是日语，可我们也能听得出来，我们都很生气，上去就把他们几个按倒在地上一顿狠揍。这一次我们几个都气坏了，下手也很重，几个日本孩子被我们打得头破血流。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痛打了日本关东军军官的子弟，日本关东军看到后却对此不管不问，反而是中国警察把我们抓进了警察所关了两天。
我们打架的地方就在南岗区的一个日军军营的门口，这个日军军营比较大，驻有大量日军，当地老百姓都叫它“大兵营”，听大人说里面驻扎有好几千名日本兵。军营外面是一圈铁蒺藜围成的铁丝网，里面是很大的操场，平时经常有几十人一伙的日本兵，一群群地在里面进行操练。我家住的离大兵营只有三四百米远，平时我就经常和小朋友们在军营外面，透过铁丝网看日本兵进行拼刺刀训练。日本军队的军纪很严，在进行队列训练时发现有士兵稍微做得不对，军官就会上去“啪啪”地给几个耳光。这次我们在军营门口痛打日本孩子，打得几个日本孩子嗷嗷叫。这几个日本孩子有的家就住在大兵营里，他们就用日语向军营里的日本兵求救，虽然军营门口就有持枪站岗的日本兵，附近也有很多正在进行操练的日本兵，他们也都听到了看到了，可却不管不问。以后我才了解到，这是因为日本人教育孩子的方式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他们认为孩子的事情就要孩子自己解决，家长不需要进行干涉。
就在这时，有几个中国警察从这里路过，听到这日本孩子的呼救声，又看到他们头破血流的样子，吓坏了，立刻就把我们抓住带回了警察所。当时金小田还对警察说他哥哥是警察所所长，警察没听他说完就训斥他“胡说八道”，还踢了他几脚。随后，我们几个人被关进了一间小黑屋里，这间房子只有五六个平方米大小，没有窗户，里面的电灯也是坏的，房间里放了一个铁桶供大小便，里面阴暗潮湿，气味很难闻。我们在里面被关了两天，每天警察扔给我们每人两个玉米面大饼子，给一碗凉水，我们困了就只能躺在地上休息。
我们被关的第二天，警察就找了我们问话，问我们为什么打日本孩子。金小田又提到他的哥哥是一家警察所所长，正好这里有警察和金小田的哥哥认识，对待我们的态度这才好了一点。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痛打的日本孩子中，有几个孩子的家长是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军官，警察为了讨好日军，就把我们抓住关了起来。
家里人看我们放学后没有回家，四处寻找，打听到我们被警察抓走了，就想托人花些钱把我们保出来，可是警察所却不肯放人。后来还是金小田的哥哥找到了这个警察所的警察，由他出面作保，这才把我们放了出来。
第三天，我们去学校上学，学校却不敢得罪日军，把我们训斥了一顿，逼着我们每人都写了悔过书，让我们保证以后再不和日本孩子打架，即使这样，学校最后也还是把我们几个给开除了。我父亲不甘心让我就此辍学，又找到一家私学，每月交15块钱的学费，让我又上了大约半年的学。此后，因为家里实在交不起学费，我只好辍学了。父亲想找个地方让我去当学徒，可因为我的年龄太小人家都不要。我就每天上街捡煤渣、捡破烂，捡到的煤渣家里用来烧火，多的就卖，靠这来帮助家里改善一下生活。就这样又过了大约半年的时间，日军投降了。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近70年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日军投降那天的情景。因为当时我的年龄还小，再加上当时普通老百姓都是用阴历计算日期，所以当时的具体日期是哪一天我不太清楚，以后看有关资料才知道，那一天应该是1945年8月15日。当天上午11点左右，我和几个小朋友在南岗区日军大兵营的外面，透过大兵营的铁丝网看里面操场上的日军在进行训练。当时操场上训练的日本兵一队队的，至少也得有好几百人，他们有的进行队列训练，有的两个人一组练习拼刺刀。这时，我们突然听到大兵营里响起了警报声，声音很大，如今想起来和现在的防空警报的声音差不多，但当时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警报声响了一阵后停了，等了一会儿之后，又响了一次，警报声响过后，我们就看见正在训练的日本兵停止了训练，有军官上前对他们叽里咕噜说了一阵日语，接着就看到日本兵们把步枪刺刀朝上、枪托朝下，十几只步枪攒在一起竖着放在操场上。接着，让我们感到更震惊的一幕出现了：日本兵们统一把头上的帽子倒了过来，帽檐朝后，帽子的飘带朝前，接着全部把双手举起来，集合在一起听军官讲话。我们看到这些，都感到很奇怪，因为我们也知道举起双手就表示投降，难道日本兵举双手要投降？可他们向谁投降？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到中午了，我们就各自回家吃饭去了。
回家的路上，我就听到大人们在兴奋地议论：“听说了吗？小日本投降了！”“这下好了，鬼子完了！”“日本鬼子完蛋了，我们今后不再是亡国奴了。”这时，我们才知道，日本投降了！
几十年后，我看了有关资料才了解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全国广播《停战诏书》，但日本关东军的抵抗并没有就此停止。8月16日，日本大本营向关东军发出命令，停止作战并同苏军交涉。由于天皇的诏书只称“接受”波茨坦宣言，通篇无“投降”字样，于是关东军总司令部下达的命令也只要求与苏军“停战谈判”。当时前线部队多按自己的理解行事，有的向苏军缴械投降，有的仍继续抵抗并要求谈判。8月17日下午5时，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致电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关东军“奉天皇之命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交出武器。8月18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投降命令。8月18日晚7时，苏军第一批空降兵120人在扎别林中校指挥下，在哈尔滨机场着陆。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特命全权代表、副参谋长谢拉霍夫随机到哈。日军第四军司令官及参谋长来到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递交了同意苏军所提条件的书面答复和关于停止战斗行动以及日军驻哈尔滨守备部队4.3万人的名册清单。8月19日，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占领了松花江大桥和市内其它重要设施。苏军哈尔滨卫戍司令部成立，卡扎科夫中将任司令官。
我还记得此后的一天，刚吃过早饭，我就听到街坊邻居们议论纷纷，说苏联红军开着军舰来了，许多人就跑着到松花江边去看，我和金小田等几个小朋友也跟着人群往江边跑。到了江堤上，只见江里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船，有大军舰，也有稍小些的铁船，一眼望不到边，大大小小看上去得有好几百条。船上面站着很多挎着冲锋枪的兵，一个个深眼窝，大鼻子，戴着船形帽，和我们平时在哈尔滨经常见到的白俄罗斯人长相差不多，围观的群众说他们就是苏联红军。军舰靠近岸边，上面的苏联红军就下船上了岸，当时江边到处都是围观的人群，还有不少人举着小旗，喊着“欢迎苏联红军”的口号，那场面比过年时还要热闹。苏联红军随后列队进入日军大兵营，接收了大兵营。
以后的几天，我和小朋友们经常到大兵营门口去玩，就看到有很多日本兵老老实实地站在操场上，听苏联军官给他们训话。原先很多不住在大兵营里面的日本商人和侨民，也都被苏联红军集中到了大兵营里，这些日本兵和日本人都成了俘虏，只能老老实实地听苏联红军的话，不能外出。以后的几个月，我们明显感觉到社会上很乱，经常能听到枪声。苏联红军中有很多士兵军纪很坏，经常买东西不给钱，有的苏联兵用中国老百姓祭奠死人用的冥币到商店里买东西，因为冥币上印的数额都很大，他们就要店主给很多东西，遇到店主不卖，他们上去就给店主一枪托子，有的甚至直接就开枪打死店主。还有很多苏联兵公开在大街上或窜进居民家里抢东西，遇到反抗就开枪。我也经常听到大人们悄悄地说，又有哪个地方的老百姓进行反抗，打死了进家抢劫的苏联兵。
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苏联红军的军纪也是很严的，如果老百姓向苏联军官反映有当兵的抢东西，当官的二话不说，就会把那个兵枪毙。我就亲眼看到过好几次，有苏联兵在街上抢东西，正好后面有苏联军官走了过来，被抢的老百姓就赶紧向他们反映苏联兵抢劫的事，苏联军官听完后也不说什么，掏出手枪就把抢劫的苏联兵枪毙了。我们看了后都吓得心惊肉跳，同时也百思不得其解，既然苏联红军的军纪这么严，怎么有些当兵的还会这么坏？
几十年后我在报刊上看了伍修权、吕清等人的回忆文章后，才终于找到了谜底：原来，苏联红军“在与德军的激烈战斗中兵员大量死伤、造成兵员补充不足，战争后期将许多刑事犯补充到军队里。因此，军纪整顿不能充分进行，便枪毙部分品质恶劣者，勉强维持纪律”。以后我还看到有关文章说，八路军将领卢冬生，曾任三五八旅旅长，并同刘亚楼等一同赴苏学习，1945年回国后担任东北松花江军区司令员，不幸遭遇苏军士兵的拦路抢劫并被苏军士兵打死。作为八路军军区司令员的卢冬生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的遭遇可想而知了。
这种混乱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一些坏人也趁火打劫，趁机进行偷抢。有人趁乱把日军大兵营的楼房拆了，把楼房的木料运走，不少当地老百姓也跑过去拆运木料。苏军还把很多工厂的机器设备拆卸下来，用火车一车车地运往苏联。平房区有个日本的仓库，仓库很大，里面存放有粮、油、布匹等大量的物资，也被人烧了，光是仓库的大火就连着烧了很多天，我曾到着火的仓库附近去看过，离着很远就能看到冲天的大火。
当时新发屯有几条街，每条街上当时都设有街长，我家住的街上，街长姓陈，有40多岁。他的妻子去世后不久，日本就投降了，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日本关东军军官的遗孀做老婆。因为我家和陈街长家是邻居，我经常到他家去玩，很快就和陈街长的日本老婆熟识了，她的中国话说得挺流利，人挺和蔼，还经常和我们一起打纸牌。听她介绍说，她以前的丈夫是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军衔好像是大佐，在打仗时战死了。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也都在战乱中死了。这样过了一年多以后，上面要求在中国的日本人全部遣返回国，陈街长的日本老婆却说她的子女全都死了，她在日本也没有什么亲人了，不愿意回国。可上面要求得很严，陈街长没有办法，也只能劝她回国，可她却态度很坚决，说什么也不愿返回日本。陈街长只好托人疏通，她的日本老婆最后总算没被遣返，以后就一直在中国生活了下来。陈街长的日本老婆原先的家庭，在日本也算是权贵了，可最后也落了个家破人亡的结局。看来，日本侵华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
（责任编辑：顾鸿）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