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丁远

　　1962年7月，天气十分炎热。我从南京乘火车途经上海停留，去“上海文化会堂”看望我在崇明中学读书时的历史老师、时任《萌芽》文学杂志社诗歌编辑的汤茂林。我因当过《苏北日报》、《新华日报》记者多年，和汤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但已有十年未见面了。十年后相见，她依然亲切如故，热情地接待了我。那天，我们叙了师生情谊，谈了许多别后情况，还因在文学写作方面的共同爱好，谈到上海文坛一些作家、诗人的近况。

　　1958年以小说《百合花》一举成名的女作家茹志鹃，很自然地成了我们的主要话题。作为一个青年文学爱好者，我不仅熟悉这位女作家，平日也注意购买她的作品集并搜集她的资料。这次途经上海，就十分想前去拜访这位慕名已久的作家！

　　我按汤茂林老师提供的地址，在淮海路找到了茹志鹃的家。那是7月12日下午两时多，我敲门不久，就有人应声出来开门，正是女作家茹志鹃本人。看样子她午睡刚起，上身穿着黑丝绸短袖衫，下身穿的黑绸长裤，赤脚穿着一双黑色拖鞋，高挑身材，初一看，似三十开外年纪，像只活泼的黑蝴蝶。我向她说明来意后，她热情地请我进门。我刚坐下，她就送上一杯凉开水，并对我说：“芦芒刚从苏北回来，有不少新收获，你应该去釆访他。”

　　芦芒其人我也知道，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坚持在苏北一带为新四军办报、写诗、画画，是一位出色的报人、记者、诗人，还是一个善于画牛的画家，有机会是该去拜访的。

　　一

　　那天，我与茹志鹃的访谈，是从她的小说《百合花》谈起的。

　　《百合花》是她根据自己在新四军卫生队的经历写的一个小故事。她对我说，《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据真人真事来加工的。但小说里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安战斗的时间，正是1946年的八月中秋。那时候，她也确实是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她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入夜以后，月亮越升越高，也越来越明亮，战斗打响了，最初下来的都是新战士，挂的也是轻花。越到后面战斗越激烈，伤员下来的越少，但却都是重伤员。有时担架刚到，伤员就不行了。担架就摆在院子里，皓月当灯，年轻的茹志鹃给他们拭去满脸的硝烟尘土，让他们干干净净地离开。她记得自己甚至都不敢揭开他们身上的被子。光从脸上看上去，除了面色有些灰黄以外，一个个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像她在《百合花》中写的那样，想要“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这种感情在真实的生活中确实有的。记得那天晚上就着大个儿的圆月，茹志鹃一边翻看他们的番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单位，一边心里不可遏止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以及在他们尚有些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藏有的小小的秘密、未了的心愿……他们的一切就这样刻在她的心里，直到许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仍清晰如昨，毫不受岁月的干扰。

　　那天，茹志鹃同我谈起了《百合花》的具体创作过程，她说：“在我对这段部队生活翻箱倒柜之后，在过去那些质感的怂恿催逼之下，决定要写一个普通战士、一个年轻的通讯员。我觉得我认识这个人很久了，然而我却一直把他搁在一边，冷落了他。他年轻，质朴，羞涩。羞涩的原因是他的年轻。他还只刚刚开始生活，还没有涉足过爱情的幸福。他在什么情况下会怎么做，我都能推测想象。我当时主要想的就是这些。至于主题是什么，副主题又是什么，主要事件又是什么？我都没有考虑过。”

　　她接着说，她在确定小通讯员的性格、特点的同时，就出现了一个女性的“我”，来串连起整个故事。在写作的过程中，又生出与小通讯员同乡一节，来补充他在家乡做老百姓时期的可爱形象，用中秋的一轮明月，来暗写他儿时生活情景。回忆起《百合花》的创作，茹志鹃不由笑了起来：“当时，我就想得这么简单，干得也很利索，很快就写了出来，连抄带写大概用了一个星期。”

　　小说写好以后，茹志鹃先后投寄过两家文艺杂志，都给退稿了。第三次她把稿件寄给《解放军文艺》，后被转去《延河》文学杂志。不久，就发表了。

　　二

　　1958年3月，茹志鹃的丈夫王啸平在南京无端被补划为“右派”。此时发表的《百合花》，立即在她所在的单位《文艺月报》社（《上海文学》前身）掀起轩然风波。一些“左”派老手说，这篇小说“缺乏阳刚之气”，风格过于纤细，又说已经“走到危险边缘”。他们以公式化概念化的老框框来套一切作品，片面地认为，凡是革命题材，只允许用豪放的笔法与所谓阳刚的风格、口号式的政治概念写，否则就是“反党”，作家就得入“另册”，划为“右派”。那个时候真可谓剑拔弩张，大有“围剿”之势。

　　当年在上海工作的著名老作家王西彦，不同意将文学与政治等同，反对牵强附会、曲解作品主题，反对无限上纲。然而，尽管有王西彦仗义执言，但毕竟势单力薄，难以挡住那咄咄逼人的“左”风！正当《百合花》命悬于丝之际，1958年6月，《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茅盾题为《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全文一万多字——笔者注），文中以两千多字的篇幅赏析并高度评价了茹志鹃的《百合花》。茅盾先生写道：“《百合花》可以说是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富于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作者善于用前呼后应的手法，布置作品的细节描写，其效果是通篇一气贯串，首尾灵活。”“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是使我最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这一期《人民文学》杂志在发表茅公评论的同时，全文转载了小说《百合花》，这也是破天荒的。

　　那时远在北京的茅盾与上海的茹志鹃素昧平生，茅公对《百合花》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完全是出以公心。尤其是茅盾先生指出：“《百合花》有它的独特风格……它这风格就是：清新、俊逸。这篇作品说明，表现上述那样庄严的主题，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风格。”这段鞭辟入里的见解，不仅充分肯定了《百合花》的独特风格，更进一步指出：表现庄严的主题，可以不限于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也可以像《百合花》的作者那样写得清新、俊逸。这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这才是文学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