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庆

　　历史上，对于生活无告、无人侍养的孤老、残疾、嫠妇，以及无人照料的弃婴等弱势群体，通常由养济院、善堂等对其进行供养。晚清时期，西方救助理念东来，游民等也被纳入到弱势群体中，得到救助。但在救助方式上，却异于前者。因为游民多有劳动力，所以在对他们进行救助的过程中，往往授以技艺。民国时期，从事此类救助工作的机构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由国民党中央与地方政府举办的救助设施。第二类是接收国外津贴或直接由国外慈善团体所经办的救助机构。第三类是中国民间慈善团体所兴办的善堂会馆之类的机构。新中国成立之初，旧政权的上述救助设施，统一整合为生产教养院，并由民政局进行管理。教养院的工作人员，除了一小部分是留用人员外，大部分都是新参加工作的工农干部或青年学生。被收容教养人员则统称为“学员”。他们在接受生活救助的同时，还要参加劳动和学习，以达到改造自新的目的。生产教养院一般都拥有自己的工厂和农场，可以让那些有劳动能力的学员通过生产劳动学习各种就业技能。

　　接收官办救助机构

　　南京以其特殊的城市性质，历来较为重视弱势群体的救助。1929年，南京市立救济院成立，具体负责老弱、残废、游民、弃婴以及妇女的救助。该院由原江宁普育堂、救生局、济良所、乞丐收容所（原属南京警察厅）等单位改组而成，院址在剪子巷。下设养老所、残废所、育婴所，此三所均在剪子巷；另有妇女教养所（分三部：总部及二分所在剪子巷，一分所在油坊巷）、游民习艺所（和平门外笆斗山）、贫民贷款所（夫子庙贡院东街）、水上救护所（下关老江口）。市立救济院是南京官办救助机构，它在救助弱势群体过程中发挥过一定作用。

　　1949年4月南京解放。6月，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原南京市立救济院、中华妇女福利社、难童救济院等组建成立南京市生产教养院。并将它们所属12个救助单位合并为4个教养单位：安老所、残疾所、难童所、乞丐所。8个生产单位，计3个农场：第一农场（邓府山）、第二农场（孝陵卫）、第三农场（江宁镇农场）；4个工厂：缝纫厂、碾米厂、印刷厂、皮革厂，及一个营业部。之后，生产教养院所属各厂、场、所名称及组织屡有变迁，至1951年6月移交南京救济分会时，生产教养院院部一级领导机构撤销，其所属机构调整合并为：老残教养院（三汊河）、劳动教养院（邓府山）、儿童教养院（孝陵卫）；一、二农场（各近百亩地）取消，分别并入劳动教养院和儿童教养院，由两院附带耕种；第三、四农场改名江宁农场和宣城农场；织布、制鞋、砖瓦、印刷、缝纫等厂和营业部基本维持不变。至此，官方将旧的国民党官办救助设施基本整理完毕，形成了分工明确、内部关系顺畅的新的救助设施。

　　处理美（外）国津贴救助机构

　　建国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天主教和基督教为招牌，在中国各地兴办了许多救助机构和设施。新中国成立时，由于力量有限，仍然容许这些机构继续经营，规定“这些机关，在遵守共同纲领及政府法令条件之下，应视为私营事业，政府本公私兼顾原则，一视同仁”。但在抗美援朝之后，中央态度陡转。1950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公司财产后，中国政府针锋相对，于同月发布《关于处理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12月29日，又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和相应的登记条例。根据规定，“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应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全部予以接办”。1951年4月，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其他接受美国津贴的地方性的救济机关，一律由当地救济分会予以接办”。随即，全国各地掀起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社会救助机构的高潮。

　　南京市接办接受美（外）国津贴救助机构以接办圣心儿童院为始。和全国的情况大致一样，建国前美国所资助的救助机构多为儿童救助机关。圣心儿童院属于天主教会在南京所开设的较为知名的一家儿童救助机构，是在德籍神父所办修女会基础上发展而来。1936年，该会添设方济幼稚园，收容弃婴孤儿。1939年将前所办机构整合为圣心儿童院，并增设小规模圣心医院。1948年春，两院迁入广州路72号新址，称圣心儿童院。该院成立时，国民党要人陈果夫、南京市长沈怡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都曾应邀参加。其背景可想而知。

　　南京解放后，圣心儿童院继续经营，并增设一托儿所。1950年5月，《新华日报》编辑柳嘉禾投书该报，声称自己寄养在托儿所的孩子柳贝贝因工作人员的疏忽而被烫伤致死，要求有关部门介入调查。消息一出，舆论大哗，《新华日报》等媒体、各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寄养婴儿的父母纷纷发表文章，谴责圣心儿童院的行为，并要求调查事故原因。随后，南京市委决定由市法院等11家单位和儿童家属组成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经法医认定，柳贝贝“确系沸水重度烫伤，引发酸中毒猝死”。调查期间，该院又发生另一寄养儿童李毛毛因营养不良、高度饥饿而死事件。李毛毛之死被报纸披露后，再次引起公众愤慨。调查组为此事提出两条解决办法：一、圣心儿童院承认由于自身疏忽，烫死柳贝贝，并公开向市民道歉；二、应赔偿柳贝贝、李毛毛的医药费、埋葬费及养育费。对此，该院负责人兰义德（爱尔兰籍修女）、华安德（法籍修女）拒绝接受，并于一周后散发传单《致南京市民一封信》，辩称：“我院以慈爱为本，决无害人之意，柳贝贝系肺炎致死，与本院无关”，“共产党查不出原因，无台阶可下”，“南京市民千万不要轻信，圣心儿童院是无辜的”。为此，调查组再次请相关机构鉴定，结果仍旧如前。接着，调查组向南京市人民法院递交了对圣心儿童院的起诉书。经调查取证，1951年2月，市人民法院正式宣判：“处该院托儿所负责人华安德，院长兰义德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永远驱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并由圣心儿童院赔偿柳贝贝家长原告柳嘉禾之损失人民币200万元。”之后，华安德、兰义德因抗拒判决于3月底被押解出境。

　　1951年4月，《新华日报》披露了另一天主教所办婴儿救助机构——慈爱育婴院虐杀儿童一百五十余名的消息。结合当时正在展开的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4月17日市政府召开控诉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中国儿童罪行的座谈会，会上各界人士悲愤控诉，要求政府严惩凶手，接管“圣心”“慈爱”两院。同日，南京市军管会命令救总南京分会接办“圣心”“慈爱”两院。南京救济分会工作人员于当晚前往圣心儿童院进行接管。结果遭到该院院长白洁贞（法籍修女）等人的抵制，双方对峙二十余小时。救济分会请示军管会，军管会随即命令公安局将白洁贞等7人择日驱逐出境。救济分会于18日晚接管儿童院，委派夏琫瑛担任院长，并要求6名中国修女和23名员工留任，各司其职，协助移交。19日，在原圣心儿童院工人的指引下，救济分会在该院菜园挖出120余名儿童的尸体。消息一出，又一次震动了南京城。市有关部门随即组织各界人士3万余人，聚集于该院坟场“控诉帝国主义分子滔天罪行”，并要求政府惩处杀人凶手。与此同时，全市工厂、学校、机关、商店、市民和郊区农民7万余人集体收听了大会的转播。23日，军管会命令逮捕白洁贞等人，并将其移送人民法院。5月31日，南京市人民法院就圣心儿童院儿童大量死亡案宣判，判处白洁贞等两人有期徒刑10年，其余人或是驱逐出境，或是限期出境。7月，经请示后，救济分会将圣心儿童院和慈爱育婴院正式合并，更名为“南京市婴儿院”，确定其任务以解决本市弃婴问题为主。由“圣心”“慈爱”两院收容的112名婴儿，成为第一批收容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