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中国的历书一向既有阳历，又有阴历，这一习惯可以追溯到百多年前。1912年1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内务部编印民国元年的历书，提出三个要求：一、新旧两历并存；二、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三、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二历”并存并不是民国官方想要的结果，官方其实是一心希望推行新历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自美回国，发现已经独立的省份，有的以黄帝纪元，有的直接以孔子诞辰年为纪元之始，有的则用同盟会天运年号纪年，他觉得很有统一的必要，“建议以中华民国纪元，援引公历，由元年以至亿万年”。孙中山的呼吁最初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同。在1911年12月31日的各省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多有主张维持旧历者”，孙中山始终坚持己见，并威胁不通过该决议，便不到南京就职，一直讨论到深夜，使用新历的议案才算通过。为了顺利推行新历，民国政府规定：报社、学校、机关等机构一律只在新历元旦放假，阴历新年期间必须照常办公。

　　然而，传统一旦根植于民间，力量会变得无比巨大，它决不会以某个领袖人物或官员的意志为转移。《申报》本来是鼓吹新历最厉害的，但在旧历新年到来的时候，也不得不停刊一个星期，原因是“惟旧习惯一时不能消除，印刷工人要求停工，送报人亦言不能分送”。《大公报》更是理直气壮地放假，该报解释说：“即吾侪报界，既负有营业之职，自不得不服从社会，休刊数天，以为清理帐目帐本。”学校呢，虽然取消了阴历年假，教育部门还派专员巡视督促，但情况并不乐观，当时的《申报》刊文说：“惟各学生狃于积习，虽不放假，而告假实繁有徒。”因为学生缺得太多，严重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一些学校只好采取变通措施，或者将阴历年假更名为寒假，或者从元旦以后“只来校温习，不更授新课”。报社、学校阳奉阴违，政府部门也好不到哪里去，阴历年尽管没有停止办公，但官员离岗的比比皆是。除夕日，参议院召开会议，“因人数不足，延期三钟之久，仍不能足法定人数”。

　　民国元年，包括官员、学生、普通人在内的民众热心于过阴历年，自然不是要跟新生的民国政权过不去。阴历是中国人对气候、农事、日常生存经验的一种总结，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健康等息息相关。而阳历却打乱了这种关系，让人觉得无所适从。或许是感受到传统力量之强烈吧，民国政府在执行新历两三个月之后，即在政策上作出了一定的妥协。

　　从阳历、阴历的博奕中，我想到一个问题：官意与民意如何有机融合。在正常的政治生态下，官意与民意应该是统一的，民众喜欢什么、拒绝什么，官方应该作出正向的回应，变民意为官意；但在不良的政治生态中，官意往往漠视民意，甚至与民意高度对峙。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漠视民意的官意是很难贯彻下去的。原因很简单：民众的数量大大多于官员，假若民间团结起来与不守规矩的官员对着干，官员必然沦为失败者。好在孙中山为代表的最初的民国政府毕竟不同于皇权社会，它懂得在官民对立的情况下及时调整政策，修复与民众的关系，因此没有闹出更大的乱子。

　　从某种意义说，民国元年的官意没有打败民意，民意却以自己的韧性打败了强硬的官意。endprint